徐州丰县事件中关于妇女拐卖问题、封建父权制问题、地方宗族势力问题，我在《根除拐卖妇女罪恶的土壤，不能像丰县和胡锡进一样“装糊涂”》这篇文章中分析过了，本文着重分析一下网络上的因此事引发的舆论争议，以及我们应当建立起怎样的健康舆论管理机制。
“八个孩子的母亲”一经曝光，徐州和丰县地方一共出了四版公告，其中不乏自相矛盾与疑点重重之处。首先丰县1月28、30日两篇落款分别为丰县县委宣传部与丰县联合调查组，口径从“不存在拐卖行为”变成了“未发现拐卖行为”，这种暧昧的变化引发了群众普遍的不满，同时为什么早在2020年11月就对受害女子进行了DNA比对，当地也未说明。
这两篇公告一出，舆情似火，质疑声音一天高过一天，结果呢，当地真就安安稳稳休了一个春节假期。我在微博上不止吐槽过一次，只能震惊于他们是真没把这当回事，以至于让我们很难不恶意揣测：是不是当地干部对这种事情都司空见惯了，觉得不是什么大事吧？
我们不做诛心之论，但是我是很相信当地干部不认为网络舆情是什么大事的，毕竟干部考核里曾经有GDP，有安全生产责任，后来又有了环保指标，有了精神文明城市，但是从来没有听说过出现“负面舆论”会有多影响干部升迁的。
这是通过诸多负面事件总结出来发现的一个规律：太多的各级政府与“相关部门”，似乎都“不屑于”与老百姓去沟通、解释某些热点事件，“不屑于”在质疑、争议甚至谣言满天飞的情况之前去放下姿态与群众建立信任。他们那个公告，能写多简单就多简单，能怎么回避核心问题就怎么回避核心问题，生怕多写一句话担上什么责任。
上级有下文件让我们回应相关舆情吗？我们工作考核有与人民解释沟通这一条吗？没有那还说啥。于是只会在猜测甚至谣言满天飞之后，又联系互联网主管部门，去批量的清理言论、禁言与封号——这倒是他们的工作，最后怪没事找事的网友“不体谅朝廷的难处了”。
这种事情封建王朝可以做，资产阶级政府可以做，但不是走群众路线的先锋队应该做的方式。
当时成都49中这件事的时候我就说过：舆论太快了，快到我们基层政府的反应远远跟不上了。当缺乏有效率、全方位的信息披露之时，网友的情绪只能跟着感性走，那么我们感性目所能及的就是这件事从头到尾一串串的疑点；这也为各种谣言与阴谋论增加了土壤，各种有的没有消息、各种一天两天的小号在真相缺席的真空下获得巨大的生存空间。
在徐州丰县这件事上，我也看到了很多荒诞不经的负面消息，把攻击对象扩大到整个党、整个国家、整个民族；还有一些诸如“杀光当地人”“屠村”之类的恐怖主义恶毒言论；更多的是挑动男女对立的，诸如“中国男人都是潜在罪犯”说法频频出现……许多朋友就把这些当做“境外势力”煽动的证据，并试图力证这是颠覆国家政权的“颜色革命”的一部分，号召广大网友不要再给“境外势力递刀子”。
诚然，所谓“境外势力”当然是存在的，一直以来我也坚持提醒广大读者“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但是这件事情“递刀子”的不是广大网友，而是董某某的严重违法犯罪行为，以及地方政府持续应对失误，甚至有可能的包庇和枉法行为。
“境外势力”当然在虎视眈眈，舆论战也是一场战争，你这边阵地上出了天大的漏洞，将领们还在“接着奏乐接着舞”安安稳稳过了一个春节；或者有人视察了阵地，对司令部信誓旦旦表示我们阵地没有漏洞，不信谣不传谣。这种情况下敌人还不发起进攻，真当“境外势力”是做出慈善啊？这就形成了薛定谔的境外势力：平时穷凶极恶，啥坏事都是他们干的；一出事就变慈善机构，只要国内网友不给他们“递刀子”，他们就啥也不会干。
扣“境外势力”的帽子要讲证据，我写过两篇文章《大受震撼：我顺藤摸瓜挖出了一串“境外势力”……》《“境外势力”究竟长什么样？》大家可以看看，这其中的“境外势力”都有一个鲜明的资金链走向——即国外政府或机构赞助的，通俗的讲“收钱办事”——像这种证据是板上钉钉的。
而我坚决反对，只要出现一个负面消息那就是“境外势力”，这样扩大化只会对“境外势力”这个词进行扭曲，逐渐产生某种相反的讽刺意味，最终让大多数人一笑而过，从而掩盖了真正“境外势力”的存在。所以我们要让广大人民群众相信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还在孜孜不倦的颠覆我们国家的前提，就一定不能滥用“境外势力”这个词语，不能随便给人扣“境外势力”这帽子。
比如郑州地铁群众悼念这件事，因为其白花、雨衣静坐、墨镜口罩、照片拍摄等元素，一度被很多网络舆论质疑为“境外势力”，但是随着一系列新闻报道与国家主持的调查真相大白：
所以要在承认“境外势力”存在的大前提下，认识到问题的关键：舆论战争也是一场战争，我们出现了错误，敌人就会发起进攻。敌人是客观存在的，我们总不能指望玉皇大帝显灵，一发九天霹雳把境外势力都劈死。所以最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自己要做好，阵地不能出乱子。
我也承认，挑动男女矛盾、激化性别对立，是“境外势力”们最喜欢找到的角度。不过我在《毛主席永远站在最高》这文章中说过：现在当然有“境外势力”在搅“女权”这个浑水，但是促进两性平等对不对？对。保障生育女性应有权益好不好？好。反对职场性骚扰应不应该？应该。男女同工同酬、就业和教育机会平等重不重要？重要。所以我们不能让国外ngo抢占了这个道德高地，你是要与他们争夺道德制高点，还是指责占领这个高地不对？
毛主席是怎么做的？读过毛选的人都应该记得：毛主席的策略是永远要比国民党的阵地更“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我们提的，和平统一建国是我们喊出来的口号——我们永远站在历史的大义、人民的利益这一边。现在女权ngo举牌子、喊口号要反对性骚扰、保护妇女权益，我们就要比他们喊得更响，我们就要做得无可指摘，我们就要在保护妇女权益方面树立几个典型标杆，把“境外势力”的道德高地比下去。
结果有时候要否定“境外势力”，变成否定这个高地了，这不就扯淡吗？这不就自觉低人几头吗？还是真的有人觉得反对性骚扰、保护妇女权益是无理取闹，就应该是专属于“境外反动势力”？如果不这么觉得，那我们作为人民的先锋队，在这样一个道德高地上，凭什么干不过“境外势力”？我就旗帜鲜明地支持广大妇女反对性骚扰、反对性别歧视的主张，我要比ngo喊得更响，我要把牌子比他们举得更高。
简而言之，必须要承认这样一个客观规律：在全民互联网的时代，网络舆论的发展已经进入到一个新阶段了，必须要直面这一趋势、学习互联网时代的舆情规律，做鸵鸟就能保平安的好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面对互联网时代的舆情，毛泽东主席的群众路线必须要重新捡起来。
徐州丰县引发的汹涌舆情，让我很快联想到了李文亮医生去世的那天晚上。老读者们应该知道，我有个学弟正在某财经高校任辅导员，之前文章里说开班会全班男生攀比穿AJ的就是他。他上午跟我聊天，说现在工作遇到点困难，因为财经类学生思维比较“活跃”——带引号的那种活跃，这次疫情中有很多负面信息，让学生们情绪不稳定，很容易受到“境外反动势力”的影响。就比如李医生不幸离世后，很多学生在朋友圈里发布的言论特别有香港废青的神韵。他去交流学生也很抵触，结果他发了火，说如果不删朋友圈评奖评优保研以后都没有资格。但是第二天睡醒了又有点后悔，毕竟都是自己的学生，他就跟我抱怨说现在工作太难做，00后这一波生活没吃过苦，很容易就被“境外反动势力”洗脑，问我有啥建议没。
我说理论上来看你的处理倒是没错，既然成年人就对自己的言论负责，你对社会有极端态度那评奖评优保研没你资格也是学校的权力。但是你只能说没错，也并没有“太正确”，就这件事情来说，你有没有跟自己的学生开诚布公的交谈过，有没有去深入学生、了解学生、争取学生，就像毛主席提出的群众路线那样？说句难听的话，境外反动势力隔着十万八千里，你一个辅导员、团委干部天天守着你的学生、吃喝拉撒睡都看的到，这你的学生要被境外反动势力“争取”过去了，是不是显得你很菜？
当然我这话也很不严谨，主要跟我这位学弟关系很好，所以说的话放肆了点。其实我是非常非常体谅基层工作者的辛苦，他们真的是太累了，什么繁琐复杂的脏活累活都是他们干。对上有难以避免的体制内层层加码与繁文缛节，对下要面临形形色色五花八门的群众，他们的工作难度可不是我用键盘打打嘴炮就能解决的。
但话糙理不糙，既然做了先锋队，就要把人民争取到你这里。怎么争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刘备携民渡江的时候就有这个成语了：以人为本。你作为一个辅导员，学生全被反动势力争取过去了，你再到处抱怨反动势力太邪恶了、学生们真是不开眼啊，有什么意义呢？你的工作是怎么做的呢？
人民群众确实很不理智，容易情绪化，跟着节奏走，但是这是常态啊，这是客观规律啊，这就是你先锋队存在的意义啊。你如果不能理解人民、争取人民、服务人民，谈什么先锋队呢？毛主席说的多好，没有不合格的人民，只有不合格的先锋队。越是这种关键时刻，群众路线就越不能丢。
让人讲话，天塌不下来。现在有些同志，很怕群众开展讨论，怕他们提出同领导机关、领导者意见不同的意见。一讨论问题，就压抑群众的积极性，不许人家讲话。这种态度非常恶劣。同志们，我们是干革命的，如果真正犯了错误，这种错误是不利于党的事业，不利于人民的事业的，就应当征求人民群众和同志们的意见，并且自己作检讨……不管是主动的，被动的，早作检讨，晚作检讨，只要正视错误，肯承认错误，肯改正错误，肯让群众批评，只要采取了这种态度，都应当欢迎。——毛泽东
我还有一些体制内做舆情工作的朋友，不止一次抱怨：一出问题什么妖魔鬼怪就跳出来了，随随便便人们就被煽动了，舆情问题一波接着一波，工作太难做了。我说老哥，你自己也说了，“一出问题”四个大字，那问题是有问题在先啊。就拿两年前疫情期间的种种舆论风潮来说，他们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被煽动了，而是种种问题积压在心理的一种表达。这时候你就不要怪工作难做了，就好比小情侣吵架，一方有错在先，这时候还不态度低一点、说点好听话、卖点礼物，争取缓和一下关系，难道还要怪对方矫情吗？还是那句话，你要指望人民群众深明大义、无条件服从命令、义无反顾照顾大局、不给你工作添一点负担，那要你先锋队干什么？我们人民群众自己就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啦。
毛主席说过：“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文艺工作者爱无产阶级，是社会使他们感觉到和无产阶级有共同的命运的结果。我们恨日本帝国主义，是日本帝国主义压迫我们的结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同理，为什么前几年蹦跶的那么欢快的公知们都死绝了，因为人民都看出来了，那群公知臭傻逼们不是为自己好，都是一群别有用心之徒。为什么有时候舆情依然会被引爆呢？这就要从基层政府的治理模式与官僚主义病根找问题了。
进一步来讲，现在对于徐州丰县事件的舆论，已经从反对拐卖、囚禁、虐待妇女的问题，逐渐演变为了质疑地方宗族势力一手遮天、为所欲为、结成利益共同体的阶段了，如果这件事情能够推动拐卖妇女儿童法律法规的进步与完善，甚至能变成整治地方宗族、乡贤、黑恶势力的一个契机，那是大大有利于社会进步的。
所以这个问题上党、国家和人民的诉求绝对是一致的，任何想要以“境外势力”为由，试图转移视角、模糊视线的，都是试图阻碍这个“长远大计”的改变进程，阻碍中国成为一个更团结、更有活力、更有凝聚力、更有竞争力、更公平正义的乐土。他们的所作所为，才是“境外势力”们真正想要的。
对此我有几点建议。第一，要建立长效的舆情应对机制。安全生产责任事故都有一个量级划分，舆情事故也是事故，现在大数据这么发达，很容易就能测评出一个事件的影响范围、负面程度。那么什么程度由哪一级单位来负责，具体什么人员来负责，都得讲清楚。像这件全国甚至世界媒体都在重点关注的事件，最后负责调查通报的，先是丰县后是徐州，明显量级错位了。
第二，要让我们的干部适应互联网，学会应对互联网舆情。我在上一篇文章里说过：虽然我一直骂互联网垄断巨头的公关部门一贯为虎作伥、颠倒黑白、愚弄民众，但是他们有一点做得好——永远冲在舆论的第一线。知道舆论在质疑什么，知道网友在探求什么，知道平息舆论需要什么。很明显我们的干部们明显没有市场上的公关部门善于应对舆论，就像我上文说的：要么时间太慢，要么态度太傲慢，要么从骨子里就不信任民众能“明事理”，这些都是要改变的，你不信任民众，民众自然就会抛弃你。
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不管是什么人，谁向我们指出都行。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毛泽东
第三，考虑临时性的中央巡视组、异地调查组来处理重要舆情事件。事实证明，地方保护势力正在抬头，如果不能很好治理是威胁到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大问题。我们对贪腐官员的审判通常采取异地审判，我认为也可以考虑对重点事件组件异地调查组。如果事件影响过大，那就需要中央牵头。
我们看上海小红楼事件，长达十多年事件就在上海杨浦区政府旁边不远，因为保护伞迟迟没被处理，直到中央扫黑除恶巡视组去了上海。河南暴雨，当地公然瞒报伤亡人数，也是中央调查组彻查出了结果。
第四，充分发挥人民群众舆论监督机制。正如上文所述，打击特权集团、封建宗族势力、地方保护势力、违法犯罪现象，是有利于国家、民族、党和政府的长远大计，在这种问题上人民和先锋队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还是那句话：充分信任人民，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这一次徐州丰县事件，网友们仿佛火眼金睛的福尔摩斯，各种矛盾、不符合常识的蛛丝马迹都逃不出他们的眼睛，许多有建设性的证据都是网友提出的，没有网友的关注与舆论推动，很可能公平正义就会无法时间不了了之。所以人民不是先锋队的对立面，人民是先锋队力量的源泉，不能出了什么事，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删帖、堵嘴、封号。
善于与人民沟通，善于对相关问题解释，能够起到比大范围舆论管控更好的效果。信任一旦建立，人民群众就会自觉发声：君不见多少网友冬奥期间在外网驳斥美国媒体的抹黑言论，君不见多少网友在外网教韩国儿子做人，君不见多少网友在外网拿着事实证据去反击各种谣言……到时候无论什么“境外势力”“特权集团”都会无处遁形。
“大会闭幕以后，很多同志将要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将要分赴各个战场。同志们到各地去，要宣传大会的路线，并经过全党同志向人民作广泛的解释……愚公批驳了智叟的错误思想，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这件事感动了上帝，他就派了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毛泽东，《愚公移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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