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遗憾，上一篇讲徐州丰县事件的文章因为众所不知的原因已经无法查看，但是我还是想说一下舆论相关的话题，本文找一个比较安全的切入点。
我在《直面谷爱凌和朱易的争议，就是对她们最好的保护》这篇文章中也简单说过相关话题：对于竞技体育来说，家庭背景可能重要，个人努力也可能重要，但是能够到奥运会金牌这种级别的选手，有且只有一个必要条件：天赋。这就是人类基因变异魅力的体现嘛，无论是科学上的还是体育上的，在某个领域想要到当世前几人这种级别，天赋永远占第一位的，这不是什么宿命论，而是竞技体育特性所决定的。
所以对于谷爱凌来说，本身就是一个滑雪运动的天才少女，智商情商都很高，性格也很讨喜，所以受到集中的关注也是情理之中。不过我见到过不止一次这样的言论：我对谷爱凌一点恶感都没有，甚至最早还很喜欢，但是看到网上铺天盖地都是她的消息，不管是微博热搜、抖音视频、电梯广告……走到哪都是她，我对她感兴趣有一点，但也没这么感兴趣，我实在是想看看别的内容了，所以一定要表达出我对于相关内容、而不是对谷爱凌本身的反感。
其实很多人对于丁真的态度也类似。我在《九寨见闻录》这篇文章中就说过：丁真对于理塘藏区来说简直就是天降紫微星，对于家乡扶贫、旅游业带动产生了实打实的正面影响，跟那些签阴阳合同、偷税漏税的流量明星们完全不可相提并论。我家乡要是能出个丁真，做梦都能笑醒，我天天给他宣传。
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丁真现象”是一个个例，一个社交网络的多重巧合引发的舆论热潮。流量明星界都有一句俗语：“小火靠捧，大火靠命”。丁真现象完完全全就是“靠命”，是根本不可复制的。但是现在很多少数民族地区，不想着踏踏实实做扶贫、旅游开发的工作了，天天想着复制一个丁真，专门安排一个干部占用相当多的时间，就干拍短视频这件事。我在那篇文章中也说过，跟当地领导聊天，张口闭口就是再出一个丁真；而且他们还瞧不起李子柒，说李子柒四川人结果建厂在广西，没有带动家乡经济。当时我心里想的是：这么没B数的吗？嘴上打了一个哈哈：这都是可遇不可求的事啊。
这就是典型的“路径依赖”，比如王冰冰火了之后，新华社、人日这些媒体，推出了各种漂亮小姐姐主持节目、入驻B站，试图走央视的捷径。理塘出了一个丁真，全国各地无数地区都在找本地的俊男靓女拿来炒作，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更是每个县都试图推出一些网红，这些被网友们戏称为“丁真宇宙”。
所以就像现在有人不喜欢谷爱凌铺天盖地的消息，当年丁真“霸占”社交网络的时候，肯定也招致了类似的反感。当然，确实有一些恶臭的人天生见不得别人好，但是也不能否认很多人对于丁真的态度是这样的：“这小伙挺帅，比内娱选修的歪瓜裂枣强多了-怎么还是他-怎么又看到他了-怎么哪哪都是他-扎不多德了”……
更何况，还有一些人和媒体善于利用火热的话题来“蹭热度”“借题发挥”“捧一踩一”，最典型的就是中青报这篇《“做题家”们的怨气，为何要往丁真身上撒？》就是通篇放屁，恶臭不堪。跟当年人民日报“感谢贫穷”的著名暴论有的一拼。做题家现象是一个社会性问题，整个社会上升通道狭窄，阶级晋升固化，千千万万的普通人们除了做题、除了高考，还有什么机会？从小上马术课、学高尔夫、玩航模中高考加分倒是培养不出做题家，但我们配吗？
这就好比现在996风气严重，有一个不用加班但机缘巧合升职加薪的人火了，就有臭屁媒体发文批评：现在年轻人加班思维严重，又不懂得爱惜身体，活该不能升职加薪啊。所以说我们这些媒体啊，人民日报说感谢贫穷，工人日报采访方方，妇女报吹鼓离婚冷静期，中国青年报嘲讽青年人“做题家思维”。般配，般配。
言归正传，谷爱凌和丁真其实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人，他们具体人是什么样的我们无从得知，但是社交网络给我们构筑了一个崭新的“景观”，社交网络上的谷爱凌和丁真已经脱离了他们真实的实体，是被凭空制造出来的话题。纵使谷爱凌是一个足以写进我国冬奥会体育史的优秀人物，纵使丁真大概率对于网络上关于自己的讨论与争议毫无概念，也不妨碍社交网络中以他们二者为主体，但同时也抛弃了他们的实体，“另起一行”重开话题。
关于社交网络“制造议题”的效果，最典型的就是下面这张图——
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视频的“相关推荐”中，出现了四个表面上毫无关联的内容，但被算法加持排列在一起，又产生了很强烈的讽刺效果与值得讨论的现实议题。富人炫富，狗吃大餐，这个是客观存在的，甚至很难对他们进行道德批判；贫困山区的孩子，也是个客观存在；学者发言，需要判断他的前后语境。但是社交网络的算法，偏偏就把这几个毫无关联的内容纠合在了一起，产生了大文豪杜甫笔下“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强烈对比效果。
但我们知道，杜甫这种水平的大文学家，中国历史上一只手数的出来，他是经历了沉痛的经历、深沉的思考、语句的斟酌与酝酿才写出了这种效果。结果社交网络的推荐算法在“无意识中”就达到了。我们也知道现在贫富差距大，但是要我们去阐述这个问题，肯定没有平台推荐这样直观、这样富有讽刺意味。算法肯定没有灵魂没有思维，不会想着批判什么讽刺什么，驱动它自我更新只有一条法则——流量。它推荐了这几段视频，大家一看就有话题了，点击量高了，更愿意评论了，所以它就会不断强化这种“产生话题”的机制，于是各种与客观现实存在越来越远的话题就被凭空制造出来了。
有时候大家很难拎清楚这些话题，就容易把厌恶之情带入到客观实体上，比如对于谷爱凌和丁真本人产生了反感与厌恶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就事论事，不要把恶意赋予错了地方。当你实在看不下去了，表达了对谷爱凌或丁真的反感之情，但这对于社交媒体来说也是流量啊——黑红也是红，算法就会侦测到他们的讨论度急剧增加，是一个可以给平台冲KPI的话题，于是又有不断的内容推送到你面前，你又表达了反感，那些支持者们也会积极反驳你的观点，于是平台流量水涨船高……这就是所谓的“双赢”——来去之间赢两次。
再来看一个最具代表性的“被制造的话题”。2015年9月3日，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大阅兵，当人们正在热情澎湃看阅兵的同时，范玮琪晒自己孩子的一条微博忽然招致了众多网友的攻击，许多人认为明星艺人不应该在这样一个严肃的时刻“晒娃”，有些人指责她不严肃，有些人指责她不爱国，有些人表示台湾人就是坏。当这些极端言论出现后，舆论又出现了一个反转，更多理性的网友表示很多人就是没事找事、上纲上线，明星晒个娃没必要这样。
这个事件以范玮琪删除微博并道歉而结束，但是关于此的讨论从未停息。关于此事的观点可以分为三类：第一，公知媒体人普遍表示这是一次“爱国贼网络上的U型锁砸人”的行为，“当代红卫兵”们强行欺负一个台湾人，并高呼“爱国主义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第二，一些所谓的自干五、爱国账号则表示，这是一次恨国党的“反串黑”行为，他们借题发挥竖个靶子自己打，当时代表性言论的原话：“我们眼前展示的竟是一派网络‘无间道’景象，某些人自己树个靶子自己打，然后那些正愁没靶子的写手们也就蜂拥而上”。第三，认为这跟立场无关，就是一群“P民”“暴民”“水军”“屌丝”“乌合之众”干的，比如有代表性言论：“范玮琪道歉无非是害怕损害个人商业价值……这里我必须提醒一下品牌商，那些网个P友是你们的目标客户吗，他们买得起吗？”
我们可以看到，各方发言其实都是带有目的性的，可以说是对一个复杂事件“各取所需”，无论是爱国贼、还是反串黑或者“网络P民”，都是他们固有价值观与叙事体系下的投射，或者说这些人的出发点就注定了他们会产生此类观点。
这个事件我觉得分析的最好的、最贴近事件可能性的，是厦门大学邹振东教授的分析。首先邹教授列出了两组数据，这是时候新浪微博官方公布的：第一，恶意攻击用户主要来源为IPhone各版本客户端，合计占比：41.4%（跟全站iphone占比接近），攻击用户的评论时间、注册IP、发布设备等基本服从正态分布，没有明显的批量特征。这说明了他们可能并不似上述第三种观点，是买不起东西的臭屌丝。
第二，恶意攻击用户中可信用户（用户质量等级高）占比87%；较活跃用户（等级10级以上）占80%以上。恶意攻击用户从学历、年龄、星座、机型、地域信息来看分布基本与微博DAU用户一致，无明显特征。说明了这些人都是真实用户，是与微博用户特征高度重合的：刷微博就是这群人。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微博就是不行，或者刷微博的人就是不行呢？也并非如此，邹教授捋出了“范玮琪晒娃事件”的整个时间线：
9月3日9点开始，举国上下大多数人都在看阅兵的电视直播，10：29，范玮琪贴出晒孩子的照片微博，由于和粉丝的互动达到了一个小高潮，跟帖数“不幸”达到了新浪服务器设定的小时热门微博推荐的门槛，机器自动抓取进入了新浪热搜的推荐界面，那些一边在看电视直播一边在看（刷）微博的人，发现在热门微博推荐里，满屏都是阅兵，居然有一个晒孩子的微博，非常醒目，极不协调，相当一部分人觉得很不爽，点进范玮琪微博，留言发泄不满，引起争论，造成微博跟帖数更多，其数据变化进一步被服务器抓取，推进24小时热门榜，引发更多的关注和争议。
范玮琪在那天的热度，与谷爱凌和丁真近来的讨论如出一辙：不是他们本人如何，而是算法选择了他们，因为他们被算法判断为最有话题性、最有流量。虽然我骂新浪微博的这篇文章被夹了，但是我还是要再说一遍：我们都说爱比仇恨更有力量，现实生活中可能会是这样，但是社交网络的虚拟空间中恰恰相反：仇恨就意味着用户粘性，就意味着巨大的流量，就意味着实实在在的利润。你看见一个好人好事，可能点个赞就过去了，但你看见一条非常傻逼的评论，你是不是想撸起袖子来骂死丫的？你骂了他，他再骂你，十分钟几十条评论出去了；然后全网全是这样的骂战，夹总KPI超额完成，美滋滋。
以仇恨为流量，以煽动对立而逐利的平台，必须要重视这个问题了。
对于这些舆论事件，邹振东教授把它们称作为“服务器舆论”，就是本身跟现实世界完全没有关系，凭空被算法制造出来的舆论。本文用谷爱凌和丁真举例子，很明显虽然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但是网络上的讨论远超于他们自身了，而跟范玮琪晒娃事件一样，每个人只是找到了其中能借到“题”罢了。
本文就是想说明，社交网络时代的舆论发展日新月异，我们的实力水平也必须跟着改变，传统的模式早就该过时了，有时候甚至还会起到反效果。比如说有一些舆论场的新现象难以理解，却又保留着一定的思维定式，那没法解释的事情就“机械降神”交给“境外势力”了。虽然我上一篇文章被删了，但是我还是要说：扣“境外势力”的帽子要讲证据，我写过两篇文章《大受震撼：我顺藤摸瓜挖出了一串“境外势力”……》《“境外势力”究竟长什么样？》大家可以看看，这其中的“境外势力”都有一个鲜明的资金链走向——即国外政府或机构赞助的，通俗的讲“收钱办事”——像这种证据是板上钉钉的。
而我坚决反对，只要出现一个负面消息那就是“境外势力”，这样扩大化只会对“境外势力”这个词进行扭曲，逐渐产生某种相反的讽刺意味，最终让大多数人一笑而过，从而掩盖了真正“境外势力”的存在。所以我们要让广大人民群众相信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还在孜孜不倦的颠覆我们国家的前提，就一定不能滥用“境外势力”这个词语，不能随便给人扣“境外势力”这帽子。
新时代的互联网舆论还有哪些新特征，我们的舆论治理工作怎样才能跟上日新月异的发展潮流，我在日后的文章中还会就这一话题的多个方面进行更详细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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