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制度、文化等多种社会因素共同塑造的产物。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本来，不论无产者还是资产者，都是光溜溜地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人。但是，经过社会关系的调整、加工与塑造，这两者就变成了两类完全不同的人。阶级社会里的种种社会关系遮蔽了人的原初状态，并通过带有阶级偏见的意识形态对人进行了再加工。这种意识形态，永远有利于阶级社会里的统治阶级，而不利于被统治阶级。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本主义秩序就是戴在无产者头上的紧箍咒，它能把具有造反精神的孙大圣变成唯唯诺诺的取经人。而西天取经之路，正是资产者为无产者提前划定的打工-挣钱之路。只有向着这个既定方向前进，无产者头上的紧箍咒才不会发作。当然，如果无产者想逃离这条取经之路，那头上的紧箍咒同样也不会答应。
资本主义秩序不仅起到控制、规训无产者的作用，还起到异化无产者的作用。这种异化抽离了作为人的无产者的最本质属性，而将一系列具有符号价值意义的刻板印象强加在无产者身上。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提起农民工，人们会自然而然地在头脑中浮现出诸如恶臭熏天的衣服鞋袜和肮脏落魄的佝偻身影等等形象；而若是提到资产者，那人们的头脑中便天然地联想到一位正在品尝美酒的优雅绅士，或者正在高级办公室内运筹帷幄的商业天才等高大形象。
这个时候，符号价值代替了人的大脑，代替了人的思考和价值判断，代替了人本身。它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强势姿态冲击并占据了人类的大脑，并大声地宣告，无产者本就该是肮脏无能的形象，而资产者本就是上天的宠儿。
无产者在被整个社会定义着：这就是无产者的本来面目，这就是无产者的天然劣根性。
他们感到自己正在被一只看不到的巨手扼住咽喉，令其感到压抑甚至是窒息，想说话，却又说不出话来，于是只能默默忍受这种痛苦。退一步说，在势利文化的影响下，即使无产者大声说话又如何，谁又愿意听一个比自己地位低的穷困潦倒之徒的意见呢？
这就是资本主义秩序对无产者的异化。这也是为什么毛主席毕生致力于消灭剥削与压迫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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