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声明一下：我是佐伊的热心读者，看到征文后想要讲一下自己感受，因此本文并不代表佐伊的观点，而我的观点肯定有思考不成熟的地方，恳请大家理性提出；其次，我坚决支持女性的解放，但我并不赞同“要求女性特权”的观点；再次，我反对两性的对立，并认为女性的解放是无产阶级解放的一部分，这一历史使命也将由整个无产阶级来完成。
好了，套话说完，开始表演。
关于“女生节”的起源，网上流行着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女生节”起源于山东大学，其于1986年3月7日举行了一次校园文艺活动，并借助媒体而风行高校；另一种认为“女生节”诞生于1991年的广东工学院（现为广东工业大学），以“关爱女生”为宗旨的人文活动，并进而一时走俏。
2012年，南城高盛科技园的一家IT公司（大概可以推测出应为男多女少，求职app上会写“美女如云”的公司）别出心裁地策划了“女生节”。这一创意迎合了进入职场的小资产阶级女性的需求，受到她们的欢迎。
时至今日，女生节俨然成为了一道高校的风景，也成为了以职场白领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女性的“狂欢”。为数不少的女同胞，不是在羡慕“别人家的‘女生节’”，就是在X宝、XXX书、X音上为“自信做女人”而心甘情愿地掏空钱包。而众多的男同胞，也在吃瓜与围观中发出灵魂的拷问“为啥没有男人节？”
之所以列出“女生节”的兴起及发展过程，是因为在“女生节”的爆冷门兴起中，隐含着时代文化的变迁。而我将在下文中，给出自己的解释，当然若大家不赞同的话，我也欢迎大家的理性批评。
“女生节”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么此时的文化背景又是如何呢？
这段时期，我国正处于文化转型时期，一方面是以决绝的姿态“告别革命”，另一方面是对“启蒙时代”的重启——“民主”与“科学”再次成为了大旗。随着对宏大叙事的抛弃，代之而起的是知识分子看似回忆反思而实际上是喊屈报冤的“伤痕文学”，继之以弥漫着怀旧感伤情调的“知青文学”，之后便是“启蒙”的“寻根文学”……然而，不管是“伤痕”还是“知青”，都始终无法回避对于历史的“反思”与书写，为规避反思所可能带来的对于历史遮蔽的揭露并进而产生对合法性质疑的危险，“科学”毫无意外地成为了主流。而这也恰好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主流意识形态相一致，于是科技知识分子（或者说科技精英们）自然占据了“新神”之位。此外，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女性受教育的程度不断提高，同时女性也开始进入科学领域，但依然为数不多。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解释作为“人文活动”的“女生节”何以会在以理工为重的高校中发起，并首先在IT行业中盛行开来。简言之，“女生节”的起源一方面是依托于女性受教育权利的提高及逐步进军“科技领域”这一事实，另一方面也为我们呈现出了一幅理工学科中“狼多粥少”的真实画卷。
此外，不得不提到的一个现象是：2013年的国际三八妇女节的100周年纪念中，当被记者问及为何不过三八节时，而女生的回答为“谁祝我三八节快乐，我跟谁急”。看似再正常不过的回答，所隐含的话语是“三八带有一定程度的侮辱性”。而从这里不难看出“三七女生节”是对国际三八妇女节中所带有的政治内涵的有效消解。
在一篇题为《高校女生节的性别文化思考》的论文中，也很明显地指出：“妇女是‘一种集体称呼’或‘政治术语’,如‘妇女能顶半边天’‘妇女解放’‘妇女界’等。很多女大学生对“妇女”一词的拒绝，其实是在自觉地拒斥其中的政治内涵。这与我自己的思考相一致。分歧在于：论文给出的结论是“因此，为了表现青年学生的青春活力、自由自在和无忧无虑，女生节更多的是校园文化的一部分，而不是妇女争取权利的组成部分”。
这里需要思考：到底是“为了表达青春活力”而接受女生节，还是因为以高校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失去了宏大的理想而陷入了个人主义？我想提醒大家的是，20世纪的历史激荡几乎都是以高校为震源点的——不论是清北及复旦等高校都广泛参与的五四运动，还是70年代的“复课，闹革命”，乃至于80年代的学潮，大的历史转折点上几乎都有知识分子的身影。这当然与“告别革命”文化转型有关，但同时也可以看到在高校中（精英知识分子中）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兴起，而伴随而来的必将是理想的衰落，生活也便只能是“一地鸡毛”，而欲望叙事（性别成为主要议题）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热门。
很多人可能会说，哎，你别过分拔高，“不过三八过三七”不过是认为自己是“青年人”，还没有到“妇女”的年龄而已；也可能会有人跳出来说，“妇女”缺乏魅力，“女生节”只不过是表现了新时代女性想要保持“天真和活力”的心态。但不论是朴素的对年龄界限的拒绝，还是妄想以“新”字来赋予其新的内涵，都离不开一个基本的前提：对于“妇女”一词的误读。
就算抛掉政治内涵来说，针对以上两种的回答，我们也都可以再追问一句：“年龄本是生命体的客观标示，为何拒斥呢？”（“妇女”是对年龄满14岁的女性的统称）以及“妇女便必然意味着不天真和没有活力了吗？”追问之后便可看出，在这里隐含着女性的年龄及外貌焦虑——我作为女生，不可以不年轻；我作为女生，不可以不天真或者不可以没有活力。作为个体的人，我们在理智地思考过后，也不会拒绝这样的常识——人都是会老的，这是自然的生命过程；以及人不必然都是天真的、活力满满的。
那么，又是谁在制造女性关于年龄及自我认知（还有外貌）的焦虑呢？
相信聪明的诸君，也一定知道要归罪于资本主义社会所制造并服务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主义。
戴锦华老师在《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有一段精彩的论述：“（知识分子）从主流意识形态的制空权下突围，从权力运作的困境中突围，从记忆与现实的困境中突围。突围，同时姿态不甚优美地陷落于消费社会的网络之中。”也许，突围只是一种姿态，并没有实际发生，但陷落却显而易见。
“女生节”，不同于双11、双12或者618等等被凭空制造出来且主要服务于消费的节日，它并非是消费主义的创造，然而它却与消费主义下的“她经济”形成了完美的互动与合谋，并进而推动了消费主义的发展。
“女生节”带有的明显的性别色彩，与“她经济”的明显的性别定位，一起织就了一张貌似笼住了“她”的大网。然而，事实是以获取最大利润为目的的资本家，在所谓的商业营销策划中，一开始的消费定位便指向的是“她”以及“联系于她”的全体——自然也包含着男性。说白了，受到商品生产过剩的困扰并想尽量多地占领市场的资本家的最终目的是——获得最大的利润，如果你是单身女生，那么你要“自信地”为了“做你自己”或者“疼爱自己”而爽快地掏钱；如果你是男性，那么你要“讨好地”为了不被分手而干净利落地为女性伴侣掏钱。
在消费主义遮盖之下，转换悄然发生，本就“除了劳动力便一无所有”的男性因掏了钱却无法获得相应的回报（至于精神回报有没有就需男性同胞自己来说了）积攒了无名的怒火，但却无法将之发泄到抽象的消费主义之上，矛头便转向了“拜金女”。而陷入消费主义网络中的女性，在“商品=社会地位与身份”的符号链之外，也赋予了商品更多的情感色彩——在“更多一点”的物质获得与“更爱我”之间画上了等号。于是，在消费主义这一强大的意识形态的遮掩下，性别矛盾被有效地加强了。于是，也就出现了上文所说的现象——有大批的女性在羡慕着“别人家的女生节”或者在购物中获得“自信做女人”的虚幻快感；而同样有大批的男性在围观中哀嚎“为啥没有男人节”并斥之为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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