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尔的夜空显然比平壤更加明亮，而在选举的夜晚，这种夜色更被候选人特别车队的红蓝警灯 不时划破，恰如候选人所属政党的代表色。
就在前天，占总选民人数77.1%的韩国大选参与者，用自己手中那“看似千钧，实则一文不值”的投票请走了2017年挟“倒朴”之势卷土重来的民主党政权，将一名参与公职选举不到1年、几乎可以被称作“政治素人”的原精英官僚送上了南山之南、青瓦台巅，终结了民主党政权五年来的执政。
受国内互联网“愿为江水，与君重逢”一类饭圈信息的污染，加之此轮选战中双方的比烂性攻讦，国人对这一“反常规”的新总统当选人，以及这场实现政党轮替的选举缺乏一定程度的认知。实际上，无论是候选人非典型的政治经历与底色，抑或是选战中“洪洞县无好人”的互相攻讦，再或者是离任总统文在寅奇高的40%末年支持率与选战最终极其微小的差距，都反映出在当前国际环境、新冠疫情、韩国国内经济形势与民众思潮涌动的交织下，当前韩国国民“不满现状”但“不知前路”的、充满矛盾与混沌的民意。
0.7%差距下的割裂之选
自民主化以来，韩国大选的竞争双方均为“进步-左翼”与“保守-右翼”两大阵营，标榜“独立”的第三方势力虽然曾经在某些选举引发了一定程度的支持，但始终缺乏获得主体性民意支持，同时挑战两大阵营的能力。
这样的基本格局，便使韩国政治光谱呈现总体“二极化”的趋势：支持“反共意识形态、韩美同盟、自由经济体制”的“保守-右翼”阵营，与标榜“社会公平正义、等距离乃至近邻外交、全民福祉”的“进步-左翼”阵营，在一系列问题上针锋相对且互相攻讦，由于这样的攻讦带有分化性质，这就导致其支持者不仅按照地域、年龄、出身乃至性别产生了鲜明的站队。
老生常谈的地域对立在此次选举中仍旧显著。长期以来，韩国大选受候选人出身、地区经济发展、历史 遗留问题等因素影响，形成了几个明显的基本盘——例如总体中间偏右，但因经济水平呈现北红南蓝的首尔首都圈、因民主化运动而高度偏左的光州区域、从来都是民主党铁票仓的“湖南地区”等。
年代对立也在此次选举中颇为突出。老一辈韩国人由于得益于军政府独裁时期的高速经济增长，加之受反共教育和朝鲜战争痛苦回忆印象，整体上支持保守右翼政权；随着韩国民主化运动不断深入，被称为“386世代”的韩国中青年群体则因享有民主化运动的共同记忆，整体支持民主-进步党派；而随着韩国先后遭遇98年金融危机、朝韩关系“阳光政策”失败，年轻一代就业压力巨大等因素影响，新生的“90后”乃至“00后”又支持起了标榜民族乃至民粹主义、主张再现经济高速发展的保守党派：本次大选，尹锡悦就在20-30岁年龄段选民中拿到了更多选票。
性别对立则在这场刻意引发男女矛盾的大选中得到激化。现任“民主-进步”政权具有左派政党属性，支持并提出男女平权、提高女性职场地位、促进同工同酬等系列举措；在实践过程中，这些举措虽然带来了“#MeToo运动”等引发舆论震动和变革的社会性运动，但也导致韩国国内一股被称为“极端女权”的思潮泛起，对韩国男性进行全面的讽刺、批判和否定。
由于在韩国，尊重女性、提升女性地位依然被认为是社会的根本价值观，故明面上反对极端女权，主张“男本位”的声音始终不被认为是主流民意。然而，随着尹锡悦在政见发表中振臂喊出“废除女性家庭部”这样的主张，承担着“儒家+昭和”式的等级制度而日渐窒息，却还要承担极端女权骂名和攻击的韩国沉默男性找到了自身不满的出口：本次大选，20-30岁区间的男性选民压倒性支持尹锡悦。
地域对立、年代对立乃至性别对立，本质上依然是各族群在韩国整体经济环境下发展不均所带来的阶级对立。不过，在政客们精心操作下，这些具有内生逻辑的外部事实却成为了候选人开展操作的工具，引逗着民意作出了他们希望得到的结果：
此次选举，年代、地域、性别等标签将民意不断细分，最终在总投票率高达77.1%（在新冠背景下仅比17年“倒朴”大选低0.1%的存在）的背景下，却出现了两名主要候选人最终选票仅差0.73%，约24.7万票（这一差距甚至低于无效票的总数30.7万）的最终结果。
是“要选保守党”还是“讨厌民主党”的混沌民意
在高度对立民意的基础上分析此次韩国大选，就不得不提到当前韩国的“主流”民意究竟为何。从结果来看，韩国当前的最主要民意显然是实现“政党轮替”，即放弃当前带来“房价-经济-防疫-社会撕裂”多重不幸的进步-民主政权，转投承诺带来经济发展，实现国民统合（注意不是团结）的保守-右翼政权：然而这一判断却无法解释如下几个客观事实。
一方面，现任韩国总统的支持率依然居高，总统文在寅第五年任期第二季度的支持率依然维持在40%左右的水平：对比上一任被弹劾的前总统朴槿惠的4%，抑或是历任前总统在第五年第二季度的支持率：卢泰愚12%、金泳三7%、金大中26%、卢武铉24%和李明博的25%，这一数据甚至可以被认为是韩国民意对于现任政权的高度支持。
另一方面，此次大选中民主党政权得票也获得历史新高。尽管民主党人在这个总统任期内先后爆出朴元淳自杀、李在明丑闻、秋美爱/曹国法务改革争议（这也是导致尹锡悦参选的核心因素）、经济发展不力、疫情处置不佳等负面因素，本届韩国总统大选依然有高达1700余万人支持民主党政权，这一数字甚至比文在寅在那场“摧枯拉朽”的倒朴大选中的总得票，还多出270余万。
毫无疑问，以上事实并不表明总体民意倾向民主党政权继续执政。继承了原自由党、大国家党、新世界党、自由韩国党、未来统一党等衣钵的保守派政党依然获得了更多的选票，将从政仅仅九个月的前技术官僚尹锡悦送上了总统宝座。单纯用“催票”来形容这场选情的胜利，似乎并不贴切。实际上，这一结果恰恰反映了当前韩国的一种民意，即“对于政局发生改变有着较高的期望，但对两名主要候选人均感不满，也不清楚应怎样面对未来”的混沌心态。
这一心态在部分韩国民众选后得知结果时已有所体现。例如，高达3/5的韩国男性40岁以下选民因“废除女性家庭部”等反女性表态而投了尹锡悦的票，但在结果出现后，却因其“如果做得到，一周工作120小时有什么不行”“主张医疗民营化”等表态而感到迷惑和不安，担心个人福祉受到影响。对于这部分选民，与其说他们是因为“认同保守党”而投下这一票，不如说是因“不满民主党”所采取的报复性抉择。或许但这些混沌而不安的表达，能让我们看到当前韩国选民心态的一个侧面。
当然，比起政客竞选时怎么说，最终还是要看他上任后做什么
在三个鸡蛋上跳舞的尹氏政权
当然，比起政客竞选时怎么说，最终还是要看他上任后做什么作为加入政治世界才九个月的“超新星”，新总统尹锡悦的当选正如上文所说，是韩国民意“不满民主党”最大公约数下共推出的形象代表。尽管网络对其成长历程多有美化，但其出身书香世家（父母皆为教授）、晋位精英阶层（通过法考进入检查系统并最终做到总长），政治经历与能力为0的个人形象却是客观存在的。作为原任技术性官僚，尹氏政权将很快将面临“三个鸡蛋跳舞”的高难考验。
首先便是收拾国民意识形态，实现总体民意的统一。尹在当选后的首次记者发表会上说，选举是“伟大国民的胜利”，承诺将“基于国民的常识治国理政”，虽然提及并呼吁全体国民团结，但展现出了一种“选我的才是伟大国民”和支持民粹的危险倾向。考虑到尹锡悦本人进入政治世界本身就是同秋美爱法相激烈斗争的产物，在未来的国政运营过程中，如何平衡自身所代表（或者说“被代表”）的保守阵营及检察-法务既得利益群体的“清算民主党”要求，避免“恨意政权”的产生，同时在施政中突破当前依然处于民主党控制下韩国国会的政策夹击，将会是尹氏政权面临的首要困难。
其次便是对半岛形势及周边外交形势的平衡管控。从已有表态来看，尹锡悦基本立场倾向于强化韩美同盟，主张对华强硬，批判文在寅政权的对朝政策，更声称要继续引入“萨德”强化反导能力，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东北亚地区有关国家的不安；但相较于上一个提出这些主张的朴槿惠政权而言，其更面临朝鲜核导能力得到巨大提升、中美俄欧多方博弈激化深入、各方压力不断上升的不利局面。是维持“等距离外交”，在越来越难的平衡中谋求生存空间，还是亮明韩美日主轴，直面中美大国对抗与朝鲜核导威胁的压力？尹锡悦似乎还没准备好。
比如说，他今日的对话表态就已经和选举时有所不同
最后，经济问题是尹政权的最大考验。文在寅政权的房地产政策改革，是民主党政权失分的重要因素，而秉承自由主义经济的保守党政权之所以当选，是因为他们一定意义上承载着韩国选民对“经济腾飞期”的美好怀念。在国际经济政治形势日趋复杂保守、本国产业面临外部强势冲击、大型企业集团生存压力上升的背景下如何实现韩国的经济继续起飞，缺乏专业行政班底、没有财务团队的尹锡悦政权，是否会提出类似于“747”一般看似宏伟最终贻笑大方的经济方案？
文在寅之后，2022请回答
尹锡悦不是典型的韩国保守派，正如李在明不是传统意义的进步派一样。他的当选，不仅是因为韩国国民对日渐化为“巨龙”的原“民主斗士”们的失望，也因为韩国传统民意中对“精英”的憧憬，对“复仇”的感同身受，对那些看似“平等”却口惠而实不至口号的唾弃，以及对经济高度成长期的怀念。
在这一串沉甸甸的期待下，民意不惜被分成了高度对立的两群，从性别，到年龄，再到地域。原本高居精英之巅的前检察总长，将如何团结起五千余万韩国国民，在疫情、不景气和激变的21世纪20年代，实践在国民面前“遵守宪法，保卫国家，努力增进祖国的和平统一与国民的自由和福利以及民族文化，诚实地履行总统职务”的誓言，找寻到韩国未来的发展方向？这将是“政治素人”在惊艳选战的洗礼后，立刻就要面临的第一次，也是最大一次挑战。
而更为重要的是，在文在寅之后，又陷入一个五年轮回的韩国民众们，在地缘夹缝和内部高压撕裂氛围中会走向何方。韩国民众的2022，谁能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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