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战争引发了俄罗斯与美国之间对抗局势的进一步升级，美西的各种制裁也让俄罗斯本已深陷危机的经济，走到了更加困难的境地。
面对这个“教训”，环球前总编胡锡进昨天又出来给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出“主意”了：
今天，胡锡进又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意见”：一方面“保”俄罗斯不倒，另一方面还要“尽最大努力缓和、发展与美西方的关系”，“做俄美和俄西之间的桥梁”。
笔者印象中，胡锡进也曾多次复述过“美帝亡我之心不死”这句话：
这就说明胡锡进也是认同毛主席当年的这个判断的。既然如此，问题就来了。
李敖曾经生动地把台湾比作“睾丸”，意思是美国实际上把台湾当作了遏制、肢解甚至消灭中国的战略工具和武器。为了达成“亡我”的目的，美帝又怎么可能放弃这个工具？一旦中国人动手解决自己的台湾问题，美国又怎么可能不寻找“重大、有煽动力的借口”，在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开展全面反华动员”，甚至武力干预呢？
至于“借口”还不好找吗？就算没有“借口”，美帝也能凭空制造出“借口”！“新疆棉”就是很好的例子，身在中国的人都知道事实是什么样子，可美帝硬生生地靠着舆论编造制造出了“借口”，在那些连新疆具体在中国什么位置都不知道的“西方世界”，掀起了广泛的反华情绪。
郭松民批评胡锡进是“臣妾主义”，看胡锡进此番的言论，“臣妾主义”这个词真的是入木三分！
借这个机会，笔者也来谈一下对解决台湾问题的看法。
1、为什么要解决台湾问题？
让台湾回归祖国的怀抱，这远不仅仅是“爱国情感”、“民族情绪”的问题或者没有丝毫制约力的“自古以来”的空洞说法，而是一个关系到两岸人民的切身利益，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前途与命运的大问题。
两千多年来中国大一统的历史，不仅仅是王朝开疆裂土、兴衰更替的历史，更是各民族不断融合共同发展的历史，一个大一统的中国是古人留给今天中国人的宝贵遗产。不管是新疆、西藏、内蒙还是台湾，与中国走向分裂和对抗，对各民族人民来讲都将是无休的战乱与动荡。而近现代的中国人民已经替今天的中国人民承受了这样的代价，才换来了大一统的中国，这个极为宝贵的遗产。
在“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历史时期内，不同地域与民族的融合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而不同地域与民族的人民要完成文明、文化、风俗，乃至思想层面的融合，却往往需要几十年乃至几百年，需要数代人到数十代人去完成。这类似马克思主义提出的一个基本道理，要消灭旧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的情况下，几乎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然而，旧思想、旧观念、旧习惯的消灭却绝无一朝一夕完成的可能，同样需要相对漫长的时间。
在这个问题上，笔者与某些左翼同志的看法可能会有所差异。笔者认为大一统的中国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有利条件，而区域与民族的分裂和对抗，将会阻碍社会主义的实现；区域与民族之间的矛盾将会削弱、影响甚至阻碍阶级矛盾的解决。能够利用古人留下来的有利条件则应充分利用，就算暂时无法利用，也不应该推动这个特殊矛盾往更加激化的方向发展。此外，在与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斗争中，区域和民族问题也很容易被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利用，成为削弱本国无产阶级的抓手。
所以，解决台湾问题也就成了当代无产阶级共同的责任与义务，而且不能久拖不决、给两岸特别是对岸民众对抗情绪和观念的滋长提供太长时间。无论是站在国家民族立场还是站在人民立场，台湾与大陆都应该是走向融合而不是对抗。
2、怎样解决台湾问题？
基于上面的讨论，笔者认为无论是郑成功收复台湾还是施琅收复台湾，都有着极大的历史进步意义，尽管前者是反侵略战争而后者则是新旧王朝之间的武力征伐，我们不可能苛求封建社会的古人按照社会主义的方式，去通过人民战争的方式收复台湾。但是，站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这却是一个必须考察的问题。
毛泽东时代解决台湾问题的提法一直都是“解放台湾”：
到1978年之后，就逐渐放弃了这个口号，改用“和平统一”。
统一是中国社会上下共同的愿望，能不能“和平”就不好说了；换个角度我们想想，只要帝国主义还存在的一天，只要还没有出现台湾人民奋起反抗帝国主义附庸和走狗并取得成功的一天，究竟有没有“和平”的可能。
胡锡进把“和平统一”当作“最高层面”的“道义”，殊不知这样的和平主义“道义”本身就是虚幻，是模糊阶级、去意识形态的“道义”，它反过头来反而会制约“统一”进程。
“和平”是统治阶级维持秩序的时候用的；开疆裂土、争夺市场的时候就彻底弃之不用了。战争的根源是私有制、是帝国主义，只有用革命的战争才能去消灭反革命的战争。
而“道义”从来都是有阶级性的，“忠君忠父、君仁臣敬”，这是地主阶级的道义；“等价交换、私产神不可侵”，这是资产阶级的道义；“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压迫”，这才是无产阶级的道义。
胡锡进所谓的“最高层面的道义”，在偏安台湾的蒋家王朝看来当然是最希望看到也是最大的“道义”；在美帝国主义看来，这个“道义”可以用来维持现状，维持现状最好，敲诈勒索的时候就适当拨弄一下台海局势；而在觉悟起来的台湾无产阶级人民看来，最大的“道义”，当然是消灭剥削阶级、消灭旧的吃人制度，而新中国的人民解决军对台湾人民的“解放”，在台湾实现社会主义才是最大的“道义”。基于这样的“道义”，我们才有可能以“人民战争”这个最小的代价实现台湾统一，也才有和平统一的可能。当然，要实现这一条的前提是永葆“解放”主体的革命性和进步性。
3、“打铁还需自身硬”
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是最理想的方式，退而求其次也不排除使用“西藏平叛”的方式。这样的情况下，美帝国主义又怎么可能不寻找借口、甚至制造借口干预呢？
从这个角度来说，胡锡进的担忧并非没有道理，美帝国主义在很可能的军事干预之前，势必要像今天对待俄罗斯一样，纠集一大批“小弟”对中国展开最严厉的经济制裁和封锁，那时能否扛得住？
与俄罗斯主要靠出口粮食、矿产资源和能源维持经济秩序很不相同的是，中国目前已经高度融入了全球经济体系和产业链条。这里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
一是目前中国的各个产业的核心技术和核心零部件有多大程度依赖于跨国产业链。像芯片领域90%依赖于外部进口或外部核心技术及设备，而进口的主要对象是美帝国主义及其小弟……而这样的局面在其他领域还有多大程度存在？
而是目前全球资本在中国投产的制造业，相当一部分依赖国际市场。当前产能相对过剩的问题已经很严峻了，一旦出口被卡死，生产过剩的危机能不能解决？当然，我们可以想象，没有中国制造、西方也将陷入短缺，但对于他们来讲这可能是暂时的、低端制造业是可以被替代的，就算不好解决，那也得看谁先耗死谁。
基于这两个层面，胡锡进才开出了自己的“药方”——“尽最大努力缓和、发展与美西方的关系”，“高举国际政治最高层面的道义”，殊不知这是一剂“毒药”。正如上面所说，维持这样的“道义”与“和平”，就意味着“长期维持现状”；而“长期维持现状”，就意味着两岸人民的疏离甚至对立情绪逐渐变成现实的、顽固的社会观念。
事实上，这两个层面的问题并非不可解决。对于第一个层面的问题，就需要毛主席的意志和智慧，“封锁吧！封锁它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而对于第二层面的问题，这对于社会主义来说本来就不成为一个问题，因为导致生产过剩危机的绝不会是社会主义，这同时也是解决第一层面问题的关键所在。
4、要区分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
想在解决台湾问题的时候，取得美帝国主义的最大程度的“谅解”，这完全是与虎谋皮。胡锡进所谓的“一旦动武，包括西方普通国家在内的世界大部分国家都能理解”，这个愿望是好的。遗憾的是，胡锡进却压根儿没有区分帝国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这是他一贯淡化阶级、去意识形态的话语逻辑的必然结果。
中国人民解决自己的台湾问题，从来不必去奢求帝国主义的理解和支持，但却完全可以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人民的支持与理解，那就是需要站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道义制高点。而毛主席以及毛泽东时代在这一点上同样早就为我们做了示范。
无论是美国发动越战时期，美国国内高涨的反战运动和民权运动，还是保钓运动时期，在美台湾青年的普遍左转，都是红色中国站在国际主义道义制高点影响的结果。（今天推送的第三条的保钓纪录片视频大家可以看看）
自顾不暇的帝国主义，又拿什么来阻挠中国人民？
台湾问题走到今天，局势比起四十多年前的确更加复杂，它既有美帝国主义的原因，也有我们自身的原因。但毛泽东思想所提供的智慧和基本原则，仍然是我们妥善解决台湾问题的指路明灯。
【文/子午，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子夜呐喊”公众号，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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