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提出“公有资本”，目的是“增强公有制的主体作用”（十五大报告）。首先指的是对全民、集体所有的生产资料的运营，实现商品生产主体化，利于全面核算，扩大支配范围。其次是以流通领域的劳务市场为条件，在生产领域变革雇佣劳动，建立劳动资本化的联合生产形式（参见紫虬视野《回避雇佣劳动谈市场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将陷入颠覆性陷阱》
公有资本的提出，是社会主义商品（市场）经济的深化。相对于中国农业自然经济历史，吸收马克思所说的“资本的伟大的文明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90页），吸收列宁所说的“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所共有的东西（《列宁选集》第3卷，527页）”，是毛泽东提出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限制资产阶级法权的深化和必然。
长期以来，对待资本有脱离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倾向，比较突出的，一是接受西方经济学的观念，认为《资本论》过时，资本作为一种生产要素也创造价值，某主流媒体2月8日文章中就持这种认识，反映了多年前纪检部门批评在一些重要单位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的自然后果。另一种认识只坚持资本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看不到资本“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90页），所发展出高度的社会化大生产，反映了革命队伍中的小生产意识。实践证明，在社会主义上层建筑的约束下，在党的领导下，把资本占有剩余价值逻辑改造为共享利润是可能的。利用资本的信用和扩张的普遍性，保护强化产业链，可以创造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生产力，最终实现马克思说的，“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同前，91页）这个可能性能否实现，就看能否在生产环节和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中，对资本所反映的生产关系进行脱胎换骨的社会主义改造。
“资本创造价值”抹杀剩余价值和利润的区别，堕入资产阶级经济学立场，这一点比较容易揭露，危险的是，把资本的社会化大生产的一面视作资本创造价值，否认了社会主义公有“资本”对资本的质变，错误认识资本的二重性，就会不知不觉的接受资产阶级立场，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对此，必须给予清晰的批评和认真的纠正，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突破资本本质的四个界限（请参见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摘选）》，《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88页）。
首先，活劳动能力的交换价值要突破必要劳动价值的界限。马克思把雇佣工人的劳动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生产出同他的生活资料相等的价值，即必要劳动价值。第二阶段的劳动并不为工人形成任何价值。这段时间形成剩余价值，“剩余价值以从无生有的全部魅力引诱着资本家”（同前,251）。如果工资报酬超越了必要劳动价值，就违背了资本的逻辑。这就构成了资本本质的第1个界限。
企业在税后扣除社会公益支出、预防风险支出等以后，国有资本的净利润属于全民所有，通过上缴国家返还社会。打工者除了享有社会成员应享的部分外，作为企业直接劳动者，适当得到高于社会成员的回报，是按劳分配的体现之一。高出部分在改革开放以前，是通过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结合，上级奖励和税后企业积累的公益金公积金，以及允许进入成本费用的部分生活福利支出体现出来，这部分奖励和福利的实质，是对必要劳动价值的高出部分。改革开放以后，这些高出部分，在政策推动下，按市场原则被精算剥去。在解除“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对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紧密灵活结合的禁锢时，虽然以市场公平的契约形式，争取到了工人和企业在劳务市场流通环节获得双向选择的自由，但在生产环节，同样也是在市场机制作用下，劳动力商品的出售，成为劳动雇佣的人格化，劳动质变为被剥离生产资料的被动劳动，劳动创造价值的主人翁权利被革除。回顾这段历史，可看到存在着理论和实践上的盲目性。列宁的一段话回答了这类普遍现象的原因：“自发的运动， 沿着阻力最小的路线进行的运 动， 为什么就恰恰会受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控制呢？原因很简单：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渊源比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久远得多”（《列宁选集》第1卷，328页）。
能否在劳动与生产资料紧密灵活结合的市场机制下，在生产环节消除雇佣制的消极性，成为社会主义改革的战略性课题。与此同时，在强大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反作用下，也存在着一些受到毛泽东思想耳渲目染的劳动者发展起来的私营企业主，运用商品生产者主体地位和灵活机制，在雇佣工人的工资福利待遇上，接近或突破必要劳动价值，创造了较高的科技创新和生产的效率，增强了企业凝聚力，成为“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和劳动者的资本联合为主的集体经济”（十五大报告）的早期孕育基础。
在中国改革开放、引入市场经济同期，里根、撒切尔的新自由主义兴起，在演变苏联取得进展的同时，美国贫富分化出现了自大萧条以来的“U”形拐点，扶摇直上，日本的工人终身雇佣制瓦解，受到西方新自由主义影响，中国在私有化同时，除了公有企业福利部分被认为是企业办社会，而被革除，而教育、医疗、住房等公共服务产业化的实质，是克扣了工人阶级的从社会得到的必要劳动价值，弱化了劳动力商品在流通领域的谈判地位。进入新时期后，开始发生渐变，如在十四五计划中国家鼓励支持政府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军队、街道、农村集体举办公办幼儿园等。
从现实实践看，公有资本按市场资本逻辑在生产环节雇佣化劳动力，如曾经所谓的“买断工龄”，使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分离，废弃了劳动者的主体地位；一些企事业单位用外包、编外等手段克扣劳动者各类保险和公积金等，劳动获得没有达到社会平均必要劳动价值，具有典型的资本生产特征，是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放任。
新时代关于人力资本的提法，只有在劳动资本化中才有意义，即建立劳动联合、集体性质的公有企业，从而指出了一条我国公有制回归主体的重要路径。如华为区别劳动者和奋斗者，在劳动联合体内，被动“劳动者”只能停留在雇佣位置，主动劳动创新，自发愉快“996”的“奋斗者”才有资格持股，根据华为年报，2020年持股员工比例达到60%以上。
劳动联合生产通过生产资料共有使自己的劳动增殖，只有通过变革雇佣制才能形成，和没有与雇佣制划清界限的国有资本企业相比，具有天然的优势，把劳动的主体化和资本能够极大的促进生产力的作用结合了起来，在实践中丰富了社会主义的新形态。公有资本如果在劳动力价值上不突破必要劳动价值，就很难实现对私有资本的引导，不能根本解决社会购买力萎缩，不能实现缩差共富。
其次是突破剩余价值是剩余劳动和生产力的界限。公有资本追求效益毫不逊色于私有资本，但并不是利润挂帅。通过更大的投入科技创新，为客户创造超额价值，在与社会和客户分享部分剩余价值中，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要求。这就首先要求产品具有更大的普惠性，同时，在同等生产力条件下，社会主义要比资本主义理直气壮的开展水平更高的公共服务，实现真正的基础、普惠、兜底性质。
突破剩余价值的生产力局限，在中国企业有一个根本的特色，即真诚遵循了客户价值优先。无论是为了生存，被迫为之，还是在市场中感悟总结，几十年来有了很好实践。如高铁发端于欧日，电能长距离输送发端于英德美，移动通讯技术发端于欧美，即时通讯、网络支付等新型科技发端于美国等，但是，这些均兴盛于中国。这种逆势反超，是中车、国电、华为、腾讯、阿里等在为客户创造超额价值上的坚守，与西方资本急于投资回收，股东利益至上的对决，和西方资本脱实向虚趋势形成对照。这一规律，也是最终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企业本质规律。其中，阿里、腾讯等外资控股企业，为占领市场，取得垄断，以普惠性让利客户，因而可以在电子支付、即时通讯、电子商务上换道超越美欧西方，促进了社会生活的便利性。从资本的角度，这种成果归根结底，是国有资本容纳、放行、让利、把握的结果。
其三是突破货币是生产的界限。资本自发、盲目的迅速扩张，以交换价值为限，即卖得出，有钱赚为限。在马克思时代，当借贷资本的利息占据了产业资本本来获有的多数利润时，出现周期性资金链断裂和经济危机，产业停滞。今天情况发生了进一步的巨大变化，当金融、土地的暴利远超产业资本，直至美国垄断资本肆意印钞收割全球财富时，产业资本已经成了垄断资本的“鸡肋”。全球日均外汇交易额2019年已近7万亿美元，其中80%为非实体经济资金流动，60%用美元结算，全球经济充满虚拟资本的风险投机与防范。资本对生产力的阻滞，从来也没有“去实向虚”这么露骨明确过。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2017年10月之前针对12.9万美国民众的消费支出做的一项调查，归纳为九类。最大的的为住41%，其后交通占16%，食物、健保和水电也位于前五，分别占据14%、8%和7%。中国出口占美国进口岸值20%，中国质优、量广的生活用品、服装等工业品的低价，和各国的出口，使得美国人的此类消费仅占7%，变相补贴了美国人被金融垄断把控的占比近90%的住、行、食、医等巨额消费和通胀；美国竭力促使中方继续购买美国国债、进口美国高附加值、高依赖性战略物资，对美出口低附加值资源类和劳动密集型商品，缓和了美国阶级矛盾，形成“中国生产，美国消费”的对华寄生格局，这种格局反过来又加深了某些人对美国体制的迷信。
进入新时代，我国金融改革抓住为实体服务这一点。但是也受到了市场迷信的严重干扰，只承认“无形之手”，不承认以至放弃对客观存在的按比例协调发展的规律的探寻，否认“资本既是按比例的生产的不断确立，又是这种生产的不断扬弃”（《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95页），顽固坚持新自由主义货币学派“固定货币供应增长率的货币政策”，无视经济发展必然导致货币贬值，实质是以资本扩张为中心，而不是以满足人民需求的物质生产为中心，把通货膨胀这一资本的典型弊病常规化，习惯化，身不由己的迎合资本的去实向虚。如前期金融“池子说”曾一度代表了畸形房地产业对国民经济的绑架，和对实体经济的打击。1998年到2015年，我国M2年均增长高达16%，近4年大幅下降，也在8%~10%之间。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货币不够用，实际是生产过剩，也是资本的实现形式不足，于是“产生了货币魔术师们(蒲鲁东等等也包括在内)的幻想:……必须人为地创造更多的货币”（同前），而生产资本所要求的“不是在流通手段这个规定上的货币，而是作为财富的一般形式的货币”（同前），构成了资本生产的内在矛盾。今天，这个矛盾比马克思时代变本加厉。因此，突破货币是生产的界限，一要消灭通货膨胀，严肃纠正以各种理由增加货币发行量，批判追随货币主义的教条主义习惯，正视滥发货币是“财政混乱的主要祸害”（《列宁选集》第三卷，261页）；二是必须把物质资料的生产作为社会积累的源泉，高度警惕境内外虚拟经济和投机资本泛滥。这是公有资本的重要“红灯”。
其四，突破使用价值的生产受交换价值的限制。资本的生产，是为钱而生产，产品如果卖不掉，资本家宁愿不生产，这就和社会主义公有企业为人民生产的目的产生矛盾。按照所谓“自由中性”市场经济的法则，销毁过剩使用价值的规模，仅直观的现象已经远超马克思时代。无论是惩戒性的对官僚主义特权违规建立的成片别墅群的拆毁，还是各地区以烂尾楼等名义对成片新建在建楼房的拆毁，都是曾经的房地产“资金池”必然伴生的过剩产品的销毁。钢铁、光伏等各行业的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等宏观计划调控，反映了资本迅速发展也伴随着市场经济巨大的社会浪费。
更为重要的教训是，由于公、私资本的生产目的不同，决定了两类资本截然不同的使用价值：即满足社会需要和利润最大化，使得原有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生产资料资本化后，市场交换价值的衡量、评估一开始就处在先天弱势。在“使用价值的生产受交换价值的限制”法则下，形成了公有制原罪。对此，经济学家们长期以来假装看不到这一点，用“自由中性”的市场法则貌似公允地衡量、处分两类不同性质的资本，这样，就只能造成原公有资产大部分私有化，社会新增资本必然多为私有资本。按照国家统计局资料，1998-2015年，在M2增长12倍的条件下，公有资本仅增长4倍多，私有资本增长191倍，记录了市场经济的原生态。例如对公有中小企业效益可以以三角债名义，破产出售，没有得到私企享受的金融减税全力支持，没有得到外资“减二免三”的扶持；一大批腐败官员事发前曾责令国企领导班子在关停并转中稳定员工情绪，鼓励高层持股，强迫企业引颈受戮；56789形成后，又要以“店小二”、捍卫者自居，他们形成了爱憎分明的历史轨迹，只是因贪污腐败被惩。这些实实在在走过来的足迹，回顾、总结起来是令人吃惊的政经腐败，倒行逆施，是以资本为中心，体现了产权“使用价值的生产受交换价值的限制”。
另一方面，2017年08月29日成立的国家资本控股的网联清算有限公司，将网络支付跨行清算职能分离，支付机构回归于支付服务主体，对蚂蚁金服为代表的网络金融的清理整顿和限制，是央行结束“数据寡头”垄断的一系列步骤；特别是对安邦、海航、一些房地产等依托公有银行疯狂扩张“爆雷”的私企，资产果断落零，交国资为主改造，在沉重的打击了资本垄断中，也走出了回归公有的一条路径。
以上说明，社会主义“公有‘资本’”，借用了传统资本形式，实质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剔出信用方式、商业核算方式和社会化生产方式，在社会主义公主私辅经济成分中的运用。“公有‘资本’”是对资本的扬弃，是对资本中有利于生产力的自然属性的保留，而不是原有的资本概念，即使是“公有‘资本’”，也不创造价值。突破资本的本质界限，限制资本的基本特征，是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最生动的内容，不如此不能为资本设置红绿灯。马克思提出资本本质概念的四个界限已经160多年了。本质的东西没有变，变的只是程度、范围、形式。
2022年3月12日
附：人民日报：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的5个方面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性、战略性、前瞻性的问题，对于我们立足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指导意义。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伟大创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必然会有各种形态的资本。资本是要逐利的，既要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也要支持和引导资本规范健康发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需要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法治经济，必须以保护产权、维护契约、统一市场、平等交换、公平竞争、有效监管为基本导向，资本活动要依法进行。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推进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推动形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防止资本无序扩张初见成效，市场公平竞争秩序稳步向好。这说明，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就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完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加强源头治理和行业监管，强化市场监管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规制，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支持和引导资本规范健康发展。既要设置“红灯”也要设置“绿灯”，“红灯”是为了划定边界、加强规范，“绿灯”是为了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
应该看到，防止资本无序扩张，不是不要资本，而是要资本有序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效率和公平、活力和秩序、国内和国际，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两手并重、两手都要硬，明确规则，划出底线，设置好“红绿灯”，目的是引导督促企业服从党的领导，服从和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鼓励支持企业在促进科技进步、繁荣市场经济、便利人民生活、参与国际竞争中发挥积极作用。规范发展、加强监管，是为了促进更加健康、更可持续、更为长远的发展；防止资本无序扩张、防止资本野蛮生长，是为了资本能够有序发展、健康发展，对于支持相关企业实现规范创新健康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完善市场准入、行业监管、公平竞争等法律制度，筑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体制基础，能够为各类资本、各个行业规范健康发展提供更为牢固的保障。
我们党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我们党在坚持基本经济制度上的观点是明确的、一贯的，从来没有动摇。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探索公有制多种实现形式，支持民营企业改革发展，培育更多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就要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营造各种所有制主体依法平等使用资源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市场环境，最大限度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应该看到，资本创造价值和野蛮生长都源于其逐利性，哪一面是主流，关键在于是否能正确而有效地引导资本的行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正确认识和把握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就能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在防止资本野蛮生长的同时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来源：人民日报，2022年02月08日 0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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