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资本是可以以不同形态呈现的，从它来到世间，就将一切领域囊括到了自己的控制之下，将一切事物变成商品。女人的身体都可以通过代孕的形式成为商品，学术也可以通过课题的形式成为商品。
高校的科研考核越来越沉重不堪，“课题学术”、“项目化生存”成为了学术界常态。很多人都在批判这种现象，可为什么政府要强迫高校、高校又强迫教师和科研人员都去申报课题，却鲜有人追溯。科研成果的评判主要是以课题和发表论文为量化标准，课题结题的主要成果形式是出版著作--更大体量的论文。也就是说，研究者的成果只有通过出版社或期刊社在市面上出版了，才能得到承认。如是，强化科研考核的结果就是促使研究者不断将成果拿到市面上出版，也就是促使学术成果不断地商品化、市场化。如是，资本的逻辑就逐渐控制学术产品的生产。课题、基金就是一座座工程项目，学术圈进行如此频繁的课题申报，就和一个地区大兴土木、频繁搞工程建设一样。一个表现在脑力劳动，一个表现在体力劳动，但背后都有一个资本流通贯穿。
学术工程有的是可以直接创造经济效益的，比如以研发新技术、新产品为目的的理工科的项目；有的不能直接产生经济效益，主要是人文社科类。所以最为忿忿不平的就是文科学者，他们不明白在文科领域搞这种课题、论文大跃进有何意义。
这里需要对商品的二元性有一个新的理解。根据马克思主义，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两种属性，在市场上出卖商品，主要是为了获得价值。马克思所说的价值，主要是指以经济收益表现出来的价值。但是，产品的价值除了其蕴含的以经济收益为表现的价值以外，还有一种特殊的价值--品牌价值，其构成了一种特殊资本--文化资本的来源，这是当年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没有谈到过的。品牌价值是一种产品在社会传播形成的人们对它的看法，也可以简单理解为名声。比如一家面馆的面条做得很好吃，在社会上开始有了名气。那么，面条除了产生赚钱的价值以外，还会产生一个文化方面的价值--面馆的品牌。这种品牌可以使面馆越做越大，获取更多利润，甚至为老板带来更多超越经济的社会光环，如“优秀企业家”、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之类的头衔，这些光环可以让老板身价继续提升，有助于面馆规模继续扩大，创造更多的经济收益。当老板意识到这一点时，就可能不再只致力于可以直接带来经济收入的面条技术钻研，而是汲汲于面馆品牌的打造，于是面馆就开始形成一种文化生产。老板会在面馆内部展开企业文化建设，以此给面馆员工树立勤恳做事、和面馆休戚与共的意识；对外大力宣传面馆的奋斗历史和该面条的形成历史、美学价值，以及创始人对社会的巨大贡献，打造各种广告、媒体宣传。这些文化建设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生产和传播，目的一是建立员工的凝聚力和忠诚度，二是形成社会对面馆的美好想象。老板打造成的面馆文化就成为一种文化资本，可以为面馆制造更多的利润。由是可知，通过品牌的打造，生产者将一种意识形态灌输到了大众头脑中，大众从此是带着对于产品的“想象”来看待这种产品，而这种想象正是生产者需要大众如是而思考的东西。通过想象，产品生产者可以实现比生产之初更大的目的。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也有意识形态的生产，但统治阶级主要是为了政治统治而对民众洗脑。在资本主义社会，洗脑则除了政治目的以外，还是为了获取更多的经济利润。所以，有长远眼光的老板都明白必须花钱致力于做文化生产，不再只专注于短期经济利益的回报。文化品牌打造出来了，利润就会仿佛可以自动源源不绝冒出一般。有实力有野心的老板甚至要努力控制媒体为自己宣传，比如阿里就组建了庞大的传媒帝国。当然品牌价值要形成，前提还是产品的使用价值能够在市场上出卖。如果面条卖不出去，就没有任何品牌可言。因产品的社会影响而产生的“品牌”就是“文化资本”，文化资本其原本是为积累经济资本而产生，但是其产生后会具有很大的独立性，自身就能成为商家生产的目的。比如当年变形金刚的动画片就是玩具公司为了让更多人买变形金刚玩具打造的广告片，广告片拍成功了，文化品牌就树立起来了，孩子们就像被洗脑一样疯狂地要买玩具。但即使商家不再生产玩具了，单纯生产这个动画也能创造经济收益。
当学术产品成为商品以后，其学术价值也有了使用价值和价值两种属性。使用价值就是学术产品可以被人使用、被人阅读、被人思考。理工科发明的电脑、手机可以被人使用，人文社科撰写的著作可以被人阅读思考，也可以作为智库建议被政府参考。价值也分为有形的经济价值和无形的品牌价值。无形的品牌价值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可以成为学术资本，给人带来更多的经济价值。比如一个新技术的出现可以为社会和发明者个人创造巨大的利润收入，自不必多言，它还能形成发明者的个人品牌，申请专利，依靠知识版权获利，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知识经济。学术著作，哪怕是人文社科方面的，只要在社会有了一定影响，就能成为作者的学术资本，作者可以凭藉它发奖金评职称、出名做官、到处讲座兼职，捞取更多的收入。作为一个单位、一个国家，也和一个企业一样，要进行文化建设，打造自己的学术品牌和文化品牌，形成文化资本，才能收获更大的利润。
答案就很明瞭了，将学术研究课题化就主要是为了打造文化资本，特别是人文社会学术研究的课题化，更是出于这个目的，因为人文社科类研究并不能直接创造利润。国家和地方各级部门如此汲汲于发布课题，本来就不是为了能马上通过这个学术研究赚钱，而且每个成果出版后的利润也的确没有回到课题发布方，除了国家课题成果在出版后会以版税的形式返还一部分到国家手中。课题发布方建立课题的目的和企业进行文化建设一样，主要是为了建立该部门的文化品牌，以形成文化资本。打造文化资本，就包括打造意识形态和舆论、制造创意点子、智库研究，其中不乏忽悠，只要忽悠能创造利润。具体说来，国家级课题是为了生产意识形态、征询各方建议对策以加强统治；展示自己是科研大国，吸引更多人才为国家效力，扩大国际影响。地方各级单位也不外是征询建议对策和打造自己的学术科研品牌，扩大本地区和单位的学术影响力，即经常宣传的软实力竞争。接到了课题进行研究的课题生产方即课题组，也是为了打造出自己的学术品牌，扩大在学术圈的影响力。课题组的负责人，则更是为了打造出自己的学术光环，这种光环可以为他晋级升官铺平道路。所以课题发布方和课题承担者主要都不是为了学术产品产生的直接收入，而是那个产品面世后给自己增加的学术光环，这些光环就形成学术资本，可以为自己在未来创造更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至于产品本身所产生的利润，则让渡给了出版方。因为若没有出版方将产品转化为货币，他们的产品就无法产生社会影响，学术资本就无法建立。出版方，即市场方，虽然主要是为了占有产品的经济利润，但是通过出版了学术著作后也能形成自己的学术品牌，吸引更多的研究者将产品托付予他们出版。在这种目的下，学术价值的生产和流通，主要方面就是品牌价值的生产和流通，经济价值也是在这其中产生。其生产和流通大致经过了这样一个路线：课题发布方建立课题，投出资金；生产方课题组即拿到资金进行生产；生产的产品交给出版方出卖。这三方的主要目的都是为了品牌价值。
但是，学术产品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其学术价值也毫无疑问是产品的真正生产者--科研人员所创造的，在出版方的审核校对人员也参与了部分价值的生产。这种价值却被发布方、生产方、市场方三方的老板共同占有，并形成他们的学术资本。学术资本带来的种种未来收益--职称、级别、名声、收入，等等，也都主要被三方老板占有了。科研人员自己却仅仅获得了一个参与者的可怜头衔，其实不过是学术工人。出版社的审核人员辛辛苦苦进行作品的审核校勘，学术光环却归了主编和出版社老板。
二
另一方面，学术产品作为商品，除了品牌价值以外，仍然有直接的经济价值，这个价值也同样包含着剩余价值。我们来看看在课题学术中，资金是如何运动的：由国家或地方各级单位、企业的课题委员会以课题基金形式投放到课题组所在学校或研究所，然后课题组负责人一次次从单位账上取出科研经费，生产出学术产品。最后从科研经费里取出一部分作为出版费，将学术产品交予出版社或期刊社出版，学术产品流向社会。这一课题学术的生产过程完成。也就是说，资金基本被课题负责人占有，一部分作为出版费给了出版商，少部分给了科研人员作为报酬，产品的利润被出版商占有。仔细分析会发现，资本主要在发布方、生产方、市场方三个环节中流动，在三个环节中又变换为不同形态。
在课题发布方一极，资本是投出的科研基金，其表现为货币资本形态，它将通过学术产品的完成、学术资本的形成，在未来给课题发布单位创造更多的利润，即货币资本的自我增值。
运动到了课题生产方，即课题组一极，资本又转化为了生产资本形式。生产方的课题负责人是包工头，用这笔生产资本雇佣到劳动力来生产产品（事实上如今很多单位领导是强迫老师和科研人员加入团队）。生产资本也将通过这个学术产品的完成、学术资本的形成为自己未来带来更多的收益，即自我增值。这表现为课题负责人学术光环扩大后，将越来越有能力将更多研究者变成自己的工人，并申报到更多课题和占有更多课题经费。
资本以出版费的形式运动到出版社即市场方一极后，又转化为了商品资本的形式。商品资本也将随着产品的出卖、学术资本的形成而实现自我增值，表现为出版社以后将凭借学术资本接受更多产品出卖，获得更多出版费和产品利润。
显然，资本运动的经济获益者仍然是三个部门的老板--课题发布方领导、课题组负责人、出版社总编和领导们，劳动者分别是为课题发布进行具体操作的工作人员、课题组的研究人员、校对审核人员和印刷工人。不过刚才我们所说的都是资本为老板们带来的长远经济利益，现在我们再来看看这些环节的老板们是如何直接牟取经济利益的。
课题发布方领导如果想获得额外收入，就主要是通过将项目批给给自己行贿或有裙带关系的人，甚至可能自己立项、自己申报，也可能自己占用科研基金，这就和招标工程的腐败收入一个性质。在这个环节的老板们更主要的目的是借这个时机将资源分配给自己的山头，同时又建立新的山头。每年的国家课题申报活动开始之前的大半年，各路学阀和工贼就蜂拥而动，各种频送秋波，各种利益交换，多少新的山头派系都在这时形成，多少资源再分配都在这时进行。进行课题发布具体活动的工作人员则是得不到任何好处的。
课题组负责人则似乎主要是通过以套取科研经费的方式为自己牟利：他们尽量压低必要科研耗费、增加个人消费所得，一次次以科研名义从经费中报出收入供自己消费。这似乎只是个科研经费管理漏洞问题，没有占有产品利润。
出版社是通过增加出版费、压低作者稿酬、增加商品价格来获利的，虽然赚了利润，却似乎没有剥削产品的生产者，稿酬本来也只会给课题负责人，不会给打工的科研人员。
于是表面上看来，似乎三个部门老板的经济所获统统和剩余价值无关，与资本的流动无关，与对劳动者的剥削无关，只是个黑箱操作、科研基金管理和价格不合理问题。
但这只是一种假象，学术产品在经济上的新价值主要来自生产资本环节--课题组的研究，还有出版社编审人员和印刷工人的劳动，剩余价值也在这几个环节中产生并被老板们瓜分了。首先，在一般规定下，学术成果要以著作或论文的形式出版，负责人才能全部拿到科研经费，这就是通过市场实现剩余价值的一种形式。只不过在这里，不是课题负责人直接将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来实现剩余价值，而是要授权予出版商来实现。在这之前，课题组负责人的套取经费活动是占有科研人员更多剩余价值的一种手段。因为负责人为私人目的套取的经费愈多，就说明用于购置科研设备和支付科研人员的劳务报酬愈少，这就同时增加了科研人员的劳动量和压低了他们的劳务报酬。压缩科研费用与压低科研报酬，都意味着科研劳动者要耗费更多时间创造比他所得报酬要多得多的剩余价值，这里既包含了延长劳动时间，也包含了提高单位时间里的劳动强度，也就是榨取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两种剥削形式。如果包工头在申报课题时，向课题发布方的领导们行过贿，或者进行过其他人情交际活动，他也会把自己活动的耗费算入未来所生产产品的成本中，如是再次增加对科研人员的剥削。那么这就是学术包工头与课题发布方之间的一次剩余价值瓜分。而且，由于学术包工头在将产品委托给出版商出版时，还要交付出版费，这笔支付也将被他提前考虑到生产成本里。为了保证自己的经济所得多于耗费，他仍然将会通过两种手段来补偿这笔支付：一方面通过进一步压缩科研费用和科研报酬，另一方面增加对学术产品的要求。这就又加剧了对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占有，所以出版费也成为他和出版商提前对科研人员剩余价值的一次瓜分。出版商获得了利润，有时会以稿酬形式返还一部分给课题负责人，其余的利润被出版商尽占，这也是他们在剩余价值上的又一次分配。如今通常能够得到稿酬的也主要是圈子里的学术大咖，普通身份的课题负责人和文章投稿者经常还拿不到稿酬，这又体现了学术资本内部的等级制度。但不论是套取的经费，还是稿费、出版费，都被资本化了。
在出版社一极，则是出版商和主编为了尽可能多占有产品出卖的利润，增加工作人员的劳动量，编审人员辛苦校对审核，印刷工人在夜以继日地印刷，最后被出版商和主编坐享其成。课题方和出版方之间的剩余价值瓜分，轮不到这些工作人员。
其实还有一极，就是课题组所在的学校或研究所。作为课题基金管理方，是要抽取一定管理费用的，所以也参与了分肉活动。不过它主要是为课题发布方管理课题，执行着课题发布方的意志，并将课题学术的压力施加到学校的教职工身上。
至此，可以看出，学术产品的流通，从形式上看，是出版方独占了产品利润。其实，在每一环节，该部门的老板--学术委员会领导、课题组负责人、出版商--都不仅获得了资本在流通中所产生出的品牌价值及未来的经济收益，而且还有直接的经济价值，他们共同瓜分了三个环节里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价值。而这也体现出了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谈到过的重要观点：利润仅仅只是剩余价值的一种表现形式，不是剩余价值本身。剩余价值也可以表现为其他形态，如地租、房租、贡赋、稿费等等。包括官员权力寻租的灰色收入，也可以成为剩余价值的一种表现形式。在学术产品生产环节中发生的被套取的科研经费、出版费、稿费，都是剩余价值的不同表现形式。那些个行贿拉关系、各种认爹拜码头、套取科研经费等被人们视为腐败、道德堕落、体制不健全、暗箱操作、封建渣滓的行为，本来就是各个环节老板互相建立同盟、创立山头、制订分肉协议的重要手段，即瓜分剩余价值的必要手段。只要进行这种学术的资本主义化生产，这种现象就不可能被消灭；消灭了这些现象，就等于让老板们分不到利润，学术资本化生产就无法进行了。
当然，学术产品流通中的三方老板之间也会有矛盾，可也只是在瓜分剩余价值中产生的争吵。课题负责人可能会埋怨发布方给的经费太少，或者写申报书的要求很怪异，或者学校经费的使用规矩制订得太变态，还可能埋怨出版社要的出版费太贵或者文章格式制订得太奇葩。发布方和学校可能会紧盯着课题负责人有没有滥用经费、贪污经费而影响了科研产品的生产，继而影响它的投放市场。国家还会紧盯着产品出版后出版商有没有逃税。显然这些矛盾都是三方老板为了“分肉”而产生的，今天的工业党和代表金融买办的市场教、自由派的矛盾也是如此。但是三极中的受剥削的科研人员和服务人员根本没有资格加入到“分肉”中。
三
由是我们看到高校里的科研人员的处境：学术产品的学术价值由他们生产出来，却全部被课题负责人一人占有了。课题科研人员所获得的不过是基本劳务费，或保证其通过工作量考核的科研分，这就等同于保证工人基本生活需要的工资，可拿工资的人永远成不了大佬。即使一个老板比较照顾自己课题组成员，不仅给了他们不菲的报酬，也带动他们发表了一些成果，使他们职称有了提升。但是，这些成果也本来就是学术工人们自己创造的，老板只是动用自己的人脉帮助他们发表而已，这本身就说明了学术资源被老板们掌握的极不平等的事实。在这种生产关系下，通过学术生产，学术老板可以获得越来越多的的学术光环，这些光环通过各种经费、奖励的形式给他们带来更多的物质利润。学术老板的声望、成果等学术资本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而为其做课题的科研人员却顶多只能获得一个基本的劳务报酬，除了卑顺地讨好老板以图获得老板提升以外，永远摆脱不了为别人学术打工的命运。这批人就是俗称的“高校青椒”。
青椒里有些人看似是博士、硕士，可能有人还有副教授一类的职称，但只要他们还不能自主自己的研究，在被迫为他人打工、出卖自己的劳动力，那就只不过是无产阶级在知识界的一种表现形态。由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这一基础的分工，令许多知识分子，特别是读了研究生以后的青年学者，产生了一种高人一等的精英意识，以为自己不再是也不应该是和出卖劳动力的体力劳动者一样的无产者了。这些人是最容易产生各种小资幻想的脑力无产者，他们总是幻想只要辛勤写论文，努力评职称，就能做一个与世无争的快乐读书人，还有人立志要做“大师”，成为超级学术老板，结果现在大多数人都沦为了论文、课题的奴隶。而掌握了大量学术资源的教授和官僚们基本不用做学问，只要役使别人为自己研究，动用各种关系人脉，就能轻松成果等身，头衔级别一路呈几何倍数飙升。现在许多在社会上打工的90后、00后青年人已经清醒，抛弃了对“劳动致富”的幻想，读马列、毛选的人已经越来越多，而高校的这些“高级”知识分子大多数人还沉浸在“成为学术大咖”的梦想里。
目前也普遍存在另一种情况，就是许多人是自己独立承担课题来生产学术产品，并未组建课题组。这种人类似于《茶馆》里的王利发，一个小本经营的小资。通常是圈子里地位不太高、略微有点成就但不算太大的研究者。可是我们想想，申报书里为何都要求申报者要组建课题组？难道发布方不懂许多课题不需要组建团队的道理吗？他们当然不傻，制订这样一条规则就是令大佬们以“组建团队”为名占有他人劳动合法化。一个人是否有能力组建一个有分量的团队就能测试出你在圈子的身份。你能组建起来，说明你是圈子里有能量有资源的大咖，你组建不起来或者找到的成员全是帮无名小卒，说明你只是个青椒，课题当然最后大多是批给那些有能量有背景的申报者了。还有的课题要求申报者必须有专家推荐，这就更是看申报者是属于哪个圈子了，学术界的山头派系文化可见一斑。有能力申报到项目，特别是国家级项目的大多数都是在圈内混出了一定资源和背景的玩家，许多本来就是大咖和官僚，或者是向其投靠的徒子徒孙。这些地位较高、资源丰裕的大佬大都不会自己独立做学问了，总是打着组建团队为名叫别人帮自己做、自己参与很少或根本不做的。独立经营的小老板永远竞争不过这些大老板，也许现在他们在学术圈里能维持一个小富即安的地位，但想晋升为大咖，就只有巴结大佬、为他们打工，然后在大佬提拔下晋升为大佬圈子的一员，否则以如今这个地位，很难保哪一天单位搞一个科研制度考核或者聘用制度的改革，他们就连基本工作量都难以完成了，在改革中能屹立不倒永远稳赚的只有大佬。形象地说，这些小资如果圆滑一点，知道怎么抱大佬的大腿，那就能成为《大宅门》里的白景琦，升级为大资了。如果不够世故，还有点善良之心，又抱着“勤劳就可致富”的幻想，那就迟早和王利发一个结局。
我们现在也可以理解到，一些高校为什么要制订那么高的科研考核量？国家要大家报那么多课题、发表那么多论文，究竟有何意义？在学术意义本身是找不出答案的。除了学校官僚们要捞政绩的动机外，更深刻的目的就是迫使学术劳动力沦为商品---大多数科研人员无法独立完成这变态的科研分，只好加入一个个课题组，通过为别人做科研来换取分数，这样科研人员和老师就成为了学术雇佣劳动力。学校配合国家完成了学术课题化的任务，也就是完成了将学术生产力转化为商品的过程。那么，科研考核压力越大，课题申报和论文发表越是频繁，学术产品的流通就越快，学术资本化的速度就越快，学术界被资本改造得就越彻底。由此，学术界就彻底形成了两大阶级---学术老板和学术工人。而且，由于课题负责人不断压缩科研必要耗费来增加自己的利润，以及科研人员以消极方式的对抗，就又必然造成大量学术赝品、垃圾的产生，学术道德沦丧、学术创造力枯竭、学术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都是无可避免的，这又正是资本主义的学术生产方式已经越来越呈现出破坏学术生产力发展的表现。
在各个部门老板都要共同瓜分剩余价值的前提下，生产者的压力越来越大，学术资本的流通越来越快，剩余价值产生的越来越多，资本就在无限往复的循环中一边改造着学术和知识分子，一边实现自我的扩大再生产，学术圈也彻底变成了一个资本狂欢的舞台。被迫加班加点从事超额工作量的科研人员和享受996福报的企业员工、为拼多多守边疆猝死的女生没有区别，都是为资本打工的无产阶级。大多数青椒和工人一样，将辛苦的劳动成果奉献给了老板，让老板积累了越来越丰厚的私人财富和学术资本，却给自己打造了一条越来越沉重的枷锁。
然而，虽然从道理上说，凡是要出卖自己劳动力为他人打工的人都是属于无产阶级，可由于现实里社会分工的客观存在，导致许多人看不到这一共同性，被部门的分工所迷惑，将社会的矛盾归咎为部门之间的冲突。比如前述资本循环里，虽然三方打工者都是同病相怜的无产阶级，可由于分属三个不同环节里，在时间空间里是互相隔离的，因此在当事人眼里属于不同部门，各自并无利害关系，甚至还可能在事务里产生各种矛盾。高校里的教师、科研人员和行政人员现在矛盾很深，老师埋怨行政人员趾高气扬、不尊重知识分子，行政人员埋怨自己琐事繁杂、为老师服务还要承受各种指责。领导们通常没事找事，一拍脑袋就将事情甩给下面人员照办，自己当甩手掌柜。办事人员在下面办得苦不堪言，心里怨气冲天，又不敢对领导说“不”，各人就只有用磨洋工、推诿的方法减轻自己责任，这样不同分工的人员互相之间就容易产生矛盾，并发展到互相算计，各人都变成了人精。这就是当前社会频繁发生的“底层互害”的缩影。
可是，这些所谓的部门之间的矛盾、人员之间的矛盾，难道是群众天生爱算计、爱内斗？总根源不都在“老板”那里吗？没有“老板”要压榨职工的劳动，就不会有这些事务，就不会有这些矛盾。这就和宫斗剧一样，看似是各个妃子在勾心斗角，其实整部戏只有一个矛盾----皇帝对这些妇女的压迫。放眼全社会，也和学校一样。各种部门、种姓、地区之间的矛盾，频繁发生的平民百姓互相伤害的“底层互害”，本质上都是一个道理。而这些现象，被媒体解读为“社会戾气太重”、“道德滑坡”、“缺乏公德心”、“远离垃圾人”，都是在有意掩盖真正的根源---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压迫。
老板们一边要让资本可以打破地区、行业、国家的区隔自由流通，以达到老板的最大联盟；另一面却又将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化，以保持无产阶级的网格化存在状态，阻止无产阶级的联盟。虽然这并不排除在这个链条不同环节的老板也存在分赃不均的矛盾，存在着争做武林盟主的矛盾。但在更大的层面上，各路老板在共同瓜分剩余价值的链条上很容易形成一致的联盟，无产阶级却被这个链条的不同部门分割，无法形成统一的阶级认知，反而进行着底层互害。这种部门区隔的存在，又为老板熬制各种“为公司加班”、“为单位奉献”、“为民族复兴奋斗”的心灵鸡汤来欺骗无产阶级提供了现实基础。无产阶级如果能够突破行业、部门、身份、种族、地区、国界的界限，在阶级的觉悟下团结起来，最令老板们心惊胆战的日子就降临了。一个学校里，假如各个学院的青椒联合了起来，接着行政办事人员也和青椒们联合了起来，那就足以操翻校长、书记，以及各个部门领导层和学阀们。假如学校教职工将斗争超出自己单位以外，和其他学校的教职工联合起来，甚至超出了自己行业范围，和企业工人的维权斗争联合了起来，那就将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一场大对决。2022年，最大的心愿就是：“在疫情的刺激下，全中国无产者，先行联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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