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吴铭老师回复的回复）
首先，非常感谢吴铭老师，专门写了一篇不算短的文章，作为答复。
换言之：不是谁都有吴铭老师这样的耐心，或善意。
尽管吴铭老师不喜欢“民左”这个词儿，我们还是想说：
他可能是“民左”真正的，也是唯一的理论家……
换言之，假如都是吴老师这样的造诣和胸怀，我们可以避免很多虽然激烈、但是意义不大的口水战。
比方说，假如有人一口否定“民左”，一口否定中国民族主义有极端化的可能——那么好吧，干脆我们把自己不喜欢的东西通通“开除”，即无视，就行了（参见：《中国没有“民左”，只有“民右”》）。
本来，在吴老师文章发表后，我们准备不专门写文章回复了：
原因，也基本如上图所说。
但是，细读下来，发现文章所涉问题其实相当广泛，绝不止货币主权和新殖民主义；有些，还令人细思极恐。
如果说“半殖民地”论是“民左”整个理论大厦的一块基石；那么，似可以说，“货币主权”论又是“半殖民地”论的基石。
换言之，“货币主权”论是真正值得检讨的。
但很可惜，我们对此没有研究，对吴老师的观点也了解不够。
所以，这里只能暂时绕开这个关键问题。希望吴老师和广大读者予以谅解。
***
（一）
关于研究方法
吴老师误读我们的意思了。
我们并不是说：研究问题，要从概念，而不是实际出发。
我们是说：讨论，要有某个共同基础。
而且，马克思主义的概念之所以正确，就是因为符合或基本符合实际！
换言之，正确概念或科学概念，与客观实际之间，恰恰是存在同一性的。
这，也就是我们研究问题不能不通过概念，以及不能撇开已有的科学概念的原因之所在。
假如因为害怕犯“教条主义”，就干脆不要概念，无视马克思主义的经过检验了的科学概念——那么，研究就势必走到邪路上去。
比方说，讲到“国家”，假如我们还是马克思主义者，就不能绕开或篡改“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这一点。
应该回到这一点，弄清楚马克思主义国家观，然后再加以讨论，以及补充、完善。
没错：基本概念，也是可以补充完善的！
在讨论和补充完善的过程中，联系实际——这自然是一定需要的。
列宁喜欢说，“向马克思请教”。假如我们以为这样必要的“请教”就是“教条主义”，那么，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花功夫理清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以及毛主席在50年代末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出问题时带领大家读政治经济学——似乎也变成“多余”，也变成“教条主义”了……
换言之，我们认为：恰恰与教条主义相反，现在泛左翼当中有一种“理论取消主义”的倾向，这实际上是不要科学理论，或不愿认真学习科学理论、掌握基本原理；这个倾向，比起教条主义来，似乎更加可怕。
而从此前迎春老师与吴铭老师关于货币本质的争论来看，似乎后者也不能免俗。
反教条主义，决不应当成为经验主义、修正主义乃至理论取消主义的借口。
借用主席的话：“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
以及，“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
那篇文章，我们不过是把某些概念定义当做引子，来研究现实的。恰恰是通过“卖国政府统治”这个概念定义，与现实相对照，我们发现：俄罗斯并非如此！——而吴老师当然是承认这一点的，在承认俄罗斯“不是卖国政府统治”这一点上，我们与吴老师也没有分歧。
分歧只在于：怎么解释这一点？即俄罗斯“不是卖国政府统治”的原因，在哪里？
（二）
关于俄罗斯的“半殖民地”性质
有心人又可以玩弄一下概念：
“（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能一样吗？
这就必须弄清楚：
“半殖民地”为啥还有个“半”？
①完全殖民地和②半殖民地，以及③新殖民主义的受害方，这三者主要区别在哪里呢？
就在于：
①是有一个殖民者政府的，比如回归前香港有一个港英政府，帝国主义者通过殖民政府直接施行统治；
而不管是②还是③，都有一个形式上的本国政府，或者说形式上的政治主权；
②、③区别在于：②除了一个形式上的本土政府，其他各方面均已被控制或渗透；③则是取得了民族独立或国家独立后，没有经济独立，经济上仍然依附于人。
——关键就在于：政权形态。
因此，如果纠结于“半殖民地”的“半”，是45％、50％还是55％，当然是愚蠢的。
因此，假如对“半”字望文生义，误认为“半殖民地”属于一半被殖民、一半没有被殖民——那就不值一驳了。这个“半”，是指介于殖民地和独立主权国家之间的政治形式的“半”，而不是别的什么。
当然，不管我们怎么去给“半殖民地”定义，绕不开的核心点是：A被B所控制，即一方被另一方所控制；而这个控制的本质，就是资产阶级的世界统治。
“半殖民地”的政治形式或政权形态，无非就是：虽然不像完全殖民地那样有一个殖民者政府；但帝国主义通过其本土政府，实行间接统治。
也就是说：“半殖民地”不是说一半被殖民了、另一半没有被殖民；而是从国家的政治地位上看的，它不是被外国殖民政府直接统治，而是外国资本势力通过其本国的政府进行间接统治。
半殖民地国家，就是指形式上有自己的政府，实际上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方面都已经受到（！！！）外国殖民主义的控制奴役的国家！！
在1915年，“半殖民地”概念首先由列宁提出，正是指的介于独立国家和殖民地之间的“半附属国”或半独立国地位，尤其是指“丧失政治独立”的情况。列宁还最早把中国列为半殖民地国家。
显然，如果讨论“俄罗斯是不是殖民地”，那就完全没必要，因为俄显然不是被一个殖民政府所直接统治的；如果讨论“俄罗斯是半殖民地，还是新殖民主义的受害国”，那还有意义——因为从实际情形看，毕竟俄罗斯还有一个本国人的政府。
吴老师当然是从他的“货币主权”论出发，认为：“……如果考虑到货币发行权、市场主权被政府主动放弃并出让给国际垄断资本等具体情况，俄罗斯也是完全具备的。就是说，俄罗斯也有殖民地性质”。
而如果按照我们那篇文章的固有逻辑，就是说：吴老师考虑的这些情况当然存在，不可否定（是否像他那样表述问题，则是另一回事）；问题是，政权——政权的主要支柱、军事主权，核力量——这些都掌握在俄罗斯本国人（暂且不管是哪个阶级）的手中。
尤其是核力量这个因素，其重要性几乎不用多讲。我们认为，假如忽视核力量在现代世界中的战略作用，恐怕才是“联系实际不够”，甚至缺乏起码常识。把脑子停留在20世纪前半叶，不太行。
也就是说：当代俄罗斯的政治主权，是实的，不是虚的。
既然这样，也就谈不上这个本国人政府被外国帝国主义所控制，谈不上是半殖民地。
而吴老师对于我们大篇幅论及的军事主权、核力量，似乎不怎么上心，或者给轻易放过去了。
按照我们那篇文章的固有逻辑，那就等于说：吴老师所忧虑的问题虽然存在，但不足以确定俄的半殖民地性质。
就是说，既然国家政权，既然国家政权的主要支柱——军事力量，以及骇人的核力量，这些都掌握在俄罗斯本国统治者手中；并且，普京还能够用这些去极其有力地反制西方——那就是说，这个“半殖民地”，实在有点儿强过头了，独立得有点过……
细心的读者或许会发现：现在问题，已经变成了怎么估价吴老师心心念念的“货币主权”了。
假如认为：货币主权，比军事主权和核力量，更能决定一个国家或社会的独立性——那么，也就必然得出吴老师的结论：俄是美元霸权的一块（半）殖民地。
而我们虽然对货币主权问题没有研究，但是，假如按照我们那篇文章的固有逻辑，军事主权和核力量，比“货币主权”更重要；就算“货币主权”不在俄罗斯本国政府手中，但是，由于军事主权和核力量还是他们掌握，他们还是独立，或基本独立的——也就谈不上是马列主义语境中的“半殖民地”。
当然，假如有人意在完全推翻或无视马列主义的“半殖民地”认定，另起炉灶“自定义”——那就是另一回事儿了。我们说过，任何人都可以“自定义”，只不过未必是马克思主义的定义罢了。如果这么干，就不要标榜自己“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种“理论实用主义”，恰恰是修正主义的破烂货。
（三）
关于当代俄西关系史
吴老师还谈及俄国当代史，认为：“……在叶利钦时代，俄罗斯的国家独立性，更差！普京上台，恰是俄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及其控制的买办资本斗争胜利的结果。”
我们认为，同样必须注意到：众所周知，普京在其掌权初期，甚至还是比较“亲西方”的，比如提出加入北约问题——俄西关系不可逆的恶化，严格说来，只是在普京掌权以后的，2008年格鲁吉亚问题以后。
在检讨俄罗斯与西方最近几十年的关系史时，必须看到的是这样几个阶段：
（1）叶利钦时期。但是，即便在叶利钦时期，俄西关系的蜜月期也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冷战”后美国面对一个宣示对美“一边倒”的资本主义俄罗斯，不仅没有给以实质性的援助，反而不断挤压其战略空间，引发俄对国家安全的深切忧虑——这才是“冷战”后俄反美主义产生的重要原因——突出的表现，就是北约东扩。
到1999年，由于科索沃战争的爆发，俄罗斯与西方关系降到了一个最低点。
但是，是不是从此开始，俄西关系的恶化就“不可逆”了呢？
恰恰不是。
（2）恰恰在普京任上，俄西关系又经历了一个“小阳春”：
“9·11”事件后，普京支持美国的反恐战争，俄美削减战略核武器谈判也取得质的突破；
一个突出的表现是，普京甚至还大力加强与北约的合作，实现了俄罗斯与北约新的制度性联系：普京不仅默许了美军对其传统势力范围的中亚和外高加索的进驻，还提前关闭了俄在古巴和越南的军事基地，以至于舆论一度惊呼亲西方主义的回潮；
同时，俄罗斯重新确立了面向欧洲的国家发展战略，普京明确宣称：“一个首要的问题是，无论在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俄罗斯都是一个主要的欧洲大国。”
（3）2007年以后，俄对西态度不断强硬化；直到2008年格鲁吉亚战争，特别是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俄西关系才变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样子。
换言之，假如像吴老师那样，把1999年的“普京上台”径自视作“俄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及其控制的买办资本斗争胜利的结果”，就比较牵强附会了，属于一种对历史的简单化处理，也是对普京真实的历史形象的一种简单化重构。这种简单化，自然就是主观主义的。而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乃是在综合大量鲜活事实的基础上，提炼出历史发展的趋势；而不是对历史事实本身进行“压缩”或“再创作”。
历史事实，似乎恰恰有利于我们的结论：俄罗斯能够独立选择自己的外交政策，决定自己是亲西方还是“民族本位”。这恰恰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而非殖民地或半殖民地之所能为。
（四）
关于苏联解体问题
这一些，是我们最不能同意的地方。
吴老师说：“对于列宁创建的伟大政权，解体了，我们是十分可惜的。”
——恰恰错了。
1991年解体的，严格说来，不是“政权”，而是苏联这种形式的“国家联盟”。
并且，经过赫鲁晓夫的“倒着走”，苏联政权的性质早已改变；“列宁创建的伟大政权”，在所谓“苏联解体”之时，早已不存在。
这个事实很惨痛，但必须正视。
那个官僚垄断资产阶级把持的政权，是“列宁创建的伟大政权”吗？
恰恰相反。那是反列宁的资产阶级反动政权。
“民左”们在单纯考察苏联历史问题时，似乎还能记得赫鲁晓夫，还能记得主席时代我们对苏联变质后社会性质的判断；但是，一旦需要把很多东西联系起来加以考察，需要综合考察事物时，“民左”就不是忘了这个、就是忘了那个。
我们认为，“民左”的可笑之处恰恰在于此。吴老师似乎也没有免俗：自己骗自己。
吴老师说：“我们不能否定苏联政权”——哪个“苏联政权”？
历史上有两个苏联政权：一是列宁斯大林领导的无产阶级的苏联政权，二是赫勃之流领导的官僚垄断资产阶级的修正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的苏联政权。
能够泛泛地讲什么“苏联政权”吗？
对于后一个，难道不是要坚决否定吗？
假如我们还接受主席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反修防修理论，那么，就请不要跟赫鲁晓夫之流搞暧昧。搞暧昧，就是背叛了左派的原则立场。
假如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那么，就必须说：对苏联解体时那个政权，丝毫没有什么好疼惜的，只是一个怎样使之重新转移到无产阶级手中的问题。
自然，无产阶级可能不能顺利掌握它，它还有可能落到资产阶级手里；但是，假如因为斗争可能失败，就反对斗争，那就是普列汉诺夫、陈独秀之流了。
俄国第一次革命失败后，普列汉诺夫就沮丧地说：“本来就用不着拿起武器”！
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痛心地总结说：“本来是应该立刻向凡尔赛进军的”！
——显然，“民左”们更像普列汉诺夫，而不是马克思。
现在，我们尤须警惕有人把赫鲁晓夫给请出来。不要觉得奇怪，因为他们的某些理论认识正在跟赫鲁晓夫趋同。但是，赫鲁晓夫是个霉星，谁触谁倒霉。假如有人真的跳出来，讲一些什么“赫鲁晓夫也没那么坏”“赫鲁晓夫还是相信共产主义的，只不过是他那种”“赫鲁晓夫改革也是马克思主义探索”之类和稀泥的话，那么，这就是他们全面背叛马列毛主义原则立场的开始。
摘录一则群友评论，供参考：“所谓‘红群’现在到处涌动着跟现实妥协的倾向。不要太久，他们连赫鲁晓夫都能‘原谅’。……自觉加入社会沙文主义大合唱！”
（五）
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我党与民族资产阶级，
关于统一战线问题
吴老师认为：“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当然首先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但也代表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一点，恐怕是很多同志不小心就忽略了。”
我们认为，恰恰不是“很多同志不小心就忽略了”，而是吴老师自己在这里暴露了跟民族资产阶级妥协的倾向——而这，恰恰是“民左”的思维特点之一，即觉得好像被本国资产阶级剥削就比较舒服、比较“可以接受”。
——这种念头，无疑跟修正主义趋同了，很危险。
我们不妨看看，毛主席自己是怎么解释的吧。
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主席说道：
“解放以后，民族资产阶级走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这是逼出来的。我们打倒了蒋介石，没收了官僚资本，完成了土地改革，进行了‘三反’‘五反’，实现了合作化，从一开始就控制了市场。这一系列的变化，一步一步地逼着民族资产阶级不能不走上接受改造的道路。”
——假如说“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也代表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那么，谈何“逼”呢？
“我们历来把中国资产阶级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官僚资产阶级，一部分是民族资产阶级。我们把官僚资产阶级这个大头吃掉了，民族资产阶级这个小头，想反抗也没有力量。他们看到中国无产阶级力量强大，同时我们又采取适当的政策对待他们，所以在民主革命胜利后，他们就有可能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假如不是由于“中国无产阶级力量强大”，而无产阶级的政权又“采取适当的政策”，那么，怎么能设想民族资产阶级能够接受和平改造呢？
一句话：没有无产阶级自己的政权，就没有一切啊。
共产党是不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呢？吴老师在这里把两种利益相混淆了，或者没有指出。一是根本的阶级利益，而我们说“代表”什么什么时，一般就是指的这个；显然，共产党在根本的阶级利益上，不仅与民族资产阶级不相同（没有交叉点），而且是根本冲突！正因如此，我们不能接受修正主义的“全民党”概念。而我们也相信，“民左”的核心思维特征，就是把民族叙事放在阶级叙事前面，淡化阶级观点。
二是暂时的政治利益，这才是“统一战线”的基础；而讲到这一点时，也不是什么共产党“代表”他们的利益的问题，而是共产党代表的工农阶级的利益跟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有所交叉，或有所重合。
我们认为，应当这样来估计问题。换言之，即便在统一战线中，共产党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政党或派别所代表的不同的阶级利益也决没有趋同，或者混一。论者实际上在宣扬一种对立阶级的利益融合论，而这也正是修正主义“全民党”“全民国家”谬论的认识基础！
＊突然想到：“中国共产党……也代表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这句话翻译一下就是：
“中国无产阶级先锋队也代表着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
孰是孰非，“请读者自行判断吧”（约·斯大林）。
（六）
关于“民左”问题
吴老师一方面说“我可以承认我是你心目中的‘民左’”，一方面又说“最好不要称别人是‘民左’”——嗯，这是什么道理呢？
假如自己是，又为什么害怕被指出呢？
吴老师认为，说“民左”，“有制造分裂、对立的嫌疑”。
我们认为，在这里，吴老师恰恰（可能是不自觉地）玩弄起某种公知话术来了……
公知就是高叫说：你们讲阶级斗争就是制造对立！
我们回答公知说：假如现实中存在着各阶级，存在着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那么，凭什么不允许人家讲它呢？？
我们也只好这样回答吴老师：假如现实中泛左翼阵营就是存在着这样那样的思想分歧，有的还是十分严重的分歧——假如本来就存在撕裂，那么，为什么不允许人家指出它，并恰如其分地把分歧的一方叫做“民左”呢？
也就是说，在这里，吴老师似乎不小心掉进了唯心主义的泥沼——不是我们制造分裂、对立，而是本来就存在着分裂、对立。
吴老师自己也十分正确地指出：“希望就有关问题继续探讨。形势在变，情况在变，新问题会产生，需要这种探讨。”
我们相信：假如要探讨下去，就不能不探讨到泛左翼内部的思想分歧。
吴老师说：“现在，中国的舆论斗争战场，‘民左’居功到伟，已经是中国舆论战场的主力军，在反帝、反霸、反资本主义、反封建主义斗争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如果没有‘民左’，中国有多少思想文化主权、政权还有多少人民性，恐怕还不好说。”
能不能说“民左”，即表面上的马列主义者、实际上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者，完全没有进步性和积极作用呢？
不，不能这样说。
让我们看看思想上的实际状况吧。如果跟逆向民族主义，即“汉奸”或“民右”思潮，以及早已反共化了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潮比起来，“民左”当然更具进步性，甚至更亲近共产主义。
但是，假如像吴老师说的那样，恐怕就是夸大了——有些高估影响力，有几分把自己当“赵家人”的意思。实际上，他们宁愿跟自由派文人结盟，而“民左”经常显得比他们还要民族主义得多……到某个时候，他们还要出来为“民左”和小粉红合力掀起的民族主义降降温。这就谈不上什么“主力军”“关键作用”。
摘录一则网友评论：“人家眼里根本没你，你联合什么支持什么瓦解什么基本就是打嘴炮，对人家没有丝毫的实际影响！”
换言之，“民左”自己更像是边缘人，或半边缘人，或不知不觉成了他们手中的可利用、也可随意打击的工具人。
***
我们认为：当前，不管什么派，首要的问题还不是搞清楚“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而是搞清楚“我们”是谁。
如果搞不清楚自己的阶级地位，总是幻想跟这派那派资产者妥协、搭他们的便车——那就永远像现在这样被分而治之。
在这个资产阶级用种种精巧方法分化瓦解无产阶级，使其丧失自己的主体性、自己的团结、自己的运动的时代，尤其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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