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读妈妈增多
我是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的博士生，2018年底我开始关注陪读妈妈的现象。当时我读博士二年级，去到江西崇义县一个乡镇上的工厂做社会调查。那是一个代加工厂，加工一次性耳机等小零件，里面的工人基本上都是三四十岁的女性。我们当时调研的目的是，想从家庭劳动分工的角度，来探讨农村家庭目前的性别分工与家计模式（一个家庭的生产积累与消费模式）情况。
在这次调研里，我们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即这些工作的女性绝大多数都是从农村到城里陪读的，他们在县城或镇上租了房子，会在早上给孩子做完饭后过来上班，中午回去做饭，再回来上班，之后再回家做晚饭——陪读的初衷需要她们时间灵活，能照顾子女学习和生活，而不是多赚钱。所以他们的工资都不太高，工厂是发计件工资，工人每月的工资根据工作量计算，一个女工人每月的收入基本在1500元左右，多了也不会超过2000元。
《山海情》剧照
这种现象让我吃惊。跟我上学的时候有很大区别。我是湖北巴东人，出生于1993年，在上大学之前，我一直在老家县城读书。1999年，我们县城有两所公立小学，我在其中一所，我的小学同学全部都来自县城。我的初中是县城的重点初中，一所班上最多只有两三个是农村的同学。2008年，到高中以后，来自乡村的同学才开始变多，全班大概有1/4~1/3左右的样子，他们大多是从各个乡镇考过来的。总之，当时陪读的现象很少，有一些乡下学生可能家里跟老师是亲戚，会在老师家借住，对方还能提供一些补习。更多的乡下孩子去了寄宿学校。
我们后来在湖北的调研发现，陪读的比例已经达到了40%-60%。陪读这个问题，我们的好奇点是出于一个学术的思考，就是教育作为一个变量因素，它竟然如此深度地改变了农民家庭的劳动分工模式。
我们之前对于中国农村家庭发展结构是有一个基本判断的。一般来讲，在打工经济兴起后，农民家庭的分工一般是根据发展需要实现经济积累价值的最大化。典型的分工模式是“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简单来说，就是家里的青壮年劳动力在外打工获得工资性收入，老人则在家务农实现自养，减轻子代的养老负担。大部分的中国农民家庭从本世纪初左右开始，就处于这种“半耕半工”模式中。从研究的客观角度来看，我们认为这对于农村家庭来说这是一种最优的家庭分工模式，一方面它是可以使一般农民家庭的经济收入最大化，另外一方面它也可以保持城乡之间的这种良性互动。
《小舍得》剧照
母亲逆向回流到家乡的这个过程让我们吃惊。因为，对于农村家庭来说，打工是刚性收入，家里一旦缺少一个劳动力，对整个家庭的经济影响还是很大的。从2018年到现在，我们这个团队去了包括湖北、湖南和河南、东莞等省区的10多个县城，调查陪读妈妈的现象，以希望了解不同地区陪读的情况。结果因为地域不同差异很大。首先，陪读状况最不明显的是东部地区，比如说东莞，当地经济比较发达，人口外流很少，流入的外来务工人员很多，因此这里表现出的特点是，一些孩子本来跟着务工的父母在当地的私立学校读书，但是随着教育成本的提高，不管是孩子还是母亲，会开始回流到父母原来所在的家乡。西部陪读也不是特别明显，是云贵川一带，农村地区的家长对教育没有那么重视。
陪读情况最凸显的是中部地区，比如说湖北、河南、安徽，这些地区因为陪读进城的比例可以达到60～70%左右。其实，我们在这些地方调研里接触到的很多孩子，他们小学往往是在父母打工的东部地区读书的，比如说深圳、东莞等。读初中时，因为教育成本过高，他们又被送回了老家。
《矮婆》剧照
关于陪读增多，我还可以举另外一个例子，2020年，我曾经到湖北下面的一个县级市。我们访谈了一所学校的教育部门。他们告诉我们，因为进城读书的孩子越来越多，他们每年必须新增2000个学位。学位增多，学校也在增多。没有老师怎么办？那就得从乡村学校抽调。从2017年到现在，他们已经从乡村学校抽调了150个乡村老师。虽然县里给的政策是“抽一补一”，但抽走的都是骨干教师，有着数十年的教学经验，给的则是刚刚毕业的大专师范生，所以对乡镇学校的教学质量影响很大的。这座县级市有一个乡镇中学，从2001年开始，他们的中考升学率一直是全县第一名，2017年开始抽调老师后，现在已经排名降到了第四。学校的校长跟我说，他们以前是县里的“优质生源基地”，现在已经变成了“优质师资基地”了。
这个例子背后还有一个原因，即有些地方政府为了追求 GDP，致力于打造教育亮点工程，迅速推进“教育新城”建设。这种做法的一个后果是，优质教育资源会向城区集中，这在某种程度上加大了农民家庭的教育焦虑，纷纷参与到进城买房送子女读书的教育竞争中，不仅消耗了大部分的家庭积蓄，而且也会生产出大量陪读行为，这也成为陪读现象凸显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阶段陪读到全程陪读
在中部地区，我们的调查发现，陪读妈妈们大多都是“80后”，也有一些是生孩子比较早的“90后”。她们的年龄在30到40岁之间，以初中学历居多，在十五、六岁的年纪就外出到东部经济发达地区打工。在最初，他们通过打工走出了闭塞的老家，看到了外面的世界。但流水线上的生活是繁重、枯燥而又压抑的。有些人不去流水线，就只能去工地，干的是重体力活。在这十几二十年的过程中，他们吃了很多苦，逐渐意识到教育和学历的重要性。
他们对孩子的期待与他们父母已经很不一样。我之前访谈过一个陪读妈妈，她告诉我，2000年，当她的父母把她养到16岁初中毕业以后，父母就觉得自己的人生任务差不多完成了，她应该出去打工，过两年再结婚。对于当时的农村来说，打工的收入确实比务农多不少。但是对于现在这批年轻的父母来讲，他们对孩子的要求是比较高的，他们希望孩子至少能够高中毕业，最好还可以考上大学。他们已经明确或者隐约意识到教育是改变生活水平和家庭社会地位的一个重要途径，对孩子的教育非常看重，这群人是陪读的主力军。
受访者供图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2017年以前的陪读，多数都是短暂的、阶段性的。怎么理解这句话呢？举个例子，比如说有的妈妈会在孩子升学的这一年过来陪读，而且很少是小学就开始陪读的，基本是在初三、高三这两年。妈妈们普遍的说法是，孩子在升学阶段心理压力大，他们来陪读希望能够缓解孩子的压力，同时监督一下学习。他们觉得对孩子来讲，这是人生的关键一步，如果走不好，可能会影响未来的人生。
其实对于陪读家庭来讲，调研多了你会发现，大部分陪读家庭对陪读这个事情是经过理性计算的，比如说，我访谈过一个初中生，他小学二年级曾在县城读书，妈妈陪读，但是四年级又回到了乡镇小学，初中之后再次进城读书。我问他为什么，他说父母觉得经济压力大，成本很高，所以选择先回去，初中再回来。还有一个例子，我调研的一个私立初中，里面有一个孩子，他说，父母告诉他如果自己能考上当地的重点高中，妈妈就会回来陪他读高中，如果是只考上了普通高中，妈妈就一年回来两次看他。换句话来说，父母有一个基本的考量，即孩子是不是读书的料，能不能考上重点。如果是，他们就考虑让孩子的母亲回来陪读，否则就是另一种选择——他们必须平衡，毕竟对一个农村家庭来说，一个劳动力就是一个收入。
但2019年之后，全程陪读的情况越来越明显。即孩子的妈妈不只是在升学的关键年份出现，而是会整个初中、高中阶段，甚至从小学阶段就会陪着孩子读书。我们也在探究这个现象的原因。其中一个就是社会环境的变化。我小时候，孩子的世界还是比较单纯的，智能手机是没有的，小孩的娱乐基本是以文体活动为主，那时，留守儿童显露的主要问题是与父母分隔时间太久，疏于照顾、缺乏抚慰。但是这批“80后”“90后”父母的孩子，都是伴随着手机长大的，他们沉迷于网络的世界。我们调研时发现，很多孩子是对网络游戏没有抵抗力的，有些人甚至把此作为融入周边同学的一个渠道，因为你不参加，就意味着不合群。
调研的过程中，很多老师向我们反映，孩子玩手机问题很严重，有些人甚至玩到一两点。孩子的爷爷奶奶一方面管不了这个事情，一方面他们也不知道手机上具体有什么。我曾经找一个班，看了他们的成绩单，我发现，成绩好的学生父母基本都是老师或者乡镇上的公务员或者在事业单位工作，而一般父母在外打工，爷爷奶奶带出的小孩，成绩就相对差一点。这个时候，妈妈回来陪读就变得非常重要。
另一个凸显的原因则是教育部关于“普职分流”政策的变化。2021年3月，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做好2021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通知》要求，2021年，“中普比例”要达到平衡，中考进行“1：1普职分流”，实现普高和中职人数比例5:5，在没有调整之前，这个比例大约是6:4。这也的确意味着，未来的中考升学趋势是：只有约50%的初中毕业生可以顺利升入普高。这个政策也让这些早年外出打工的家长们非常焦虑，在他们看来，上职校跟他们外出打工没什么区别，是没有前途的。这个政策的变动，也让农村家庭开始越来越早的关注孩子的学业问题。其中一个妈妈甚至告诉我，如果孩子没有考上高中，就直接去打工，她觉得职校里的东西在工厂学三个月就能学会。
夹缝中的妈妈
我们在调研时，很容易找到陪读妈妈，他们为了贴补家庭收入，很多需要在当地打工，我们去找制衣厂、电子厂，直接就介绍一下我们的身份，然后进行访谈。还有一种办法，就是直接去找：在县城陪读的家庭，他们住的一般比较集中，围绕着学校周边租房。我们看到有些人像陪读妈妈，就会过去搭讪问一下，有的人愿意讲，表达得好，当然也有人不愿意讲。
听这些陪读妈妈讲述，我能感受到她们的压力很大。第一个就是带孩子的压力。很多孩子都是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对他们来讲，妈妈的到来与面对一个陌生人并没有什么区别，如今这个人要突然回来跟你生活在一起，孩子们是很不适应的。有个妈妈说，她经常跟孩子发生冲突，尤其是在做作业时。其实，对于陪读的妈妈来讲，带孩子并不容易，她们自己的父母对他们并没有什么系统的教育方法，一般就是不听话打骂、呵斥。对于她们的孩子，她们虽然很少打，但是呵斥还是很多的，那么就容易发生激烈的冲突。
《念书的孩子》剧照
我遇到一个妈妈，她2017年回来陪读。她有两个孩子，大女儿上初中，小儿子还在读小学。大女儿就是爷爷奶奶带出来的，这个妈妈发现女儿有很多不好的习惯，经常逃学。她很自责，认为女儿之所以会这个样子，是因为父母不在身边，习惯没有培养好，她觉得小孩的性格已经形成了，她能做的就是看紧孩子，不让她走上歪路。她说自己在教育女儿上得到了教训，所以一定要把儿子带好，能挽救一个是一个。这其实是很多陪读家长的普遍心态——老大已经错过了，老二一定要带好。有一个妈妈，为了不让小儿子玩手机，她在看儿子做作业的时候，也不会拿出手机，她会一直盯着孩子把作业做完。
陪读妈妈的第二个压力则是来自于生活本身。原本，她和老公在外面打工，有两份收入，现在她回来了，丈夫为了家庭的需要要去干更繁重更危险的劳动。为了补贴家里，陪读妈妈就会去县城找各种工作。有一个妈妈快40岁了，她大儿子12岁左右，小儿子七八岁，她在县城陪读，孩子上学时，她就去餐馆做服务员或者去超市收银，儿子快放学时，她就赶紧回家做饭。还有的人是去县城的加工厂上班。她们其实很忙碌，所以也没有时间会去跟孩子做耐心的沟通，这样其实也是矛盾的一种来源。有一个陪读妈妈告诉我，她说你看我虽然回来了，但是我每天还要工作10个小时，给人做工的生活没有改变，每天仍要上班，孩子又不听话。
《米花之味》剧照
很多陪读妈妈很焦虑，按照他们原来的设想，只要她们回来了，小孩就能够听话，学习成绩马上就能够变得好一点，但现实却不是这样子的。处理孩子的问题和生活的压力搅在一起，她们会觉得没有价值感。在访谈中，有一个陪读妈妈反问我，她说你觉得我每个星期给她打一次视频电话，和我就在她旁边哪个效果更好？她说，虽然我现在陪读，我既没有办法对她进行学习上的这种指导，还会有矛盾。但这句话刚说完，她又开始说，相比于每个星期打一个视频电话，可能还是自己在身边更好。她们是非常矛盾的。很多人觉得看不到孩子的未来，孩子不太可能考上好的大学，找到好的工作，可是如果她们不在，孩子有可能走上歪路。对于她们来讲，陪读像是在做一种冒险，而这种冒险的结果可能并不乐观。
（实习记者梁丙鉴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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