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一段时间，我除了看描写重大历史事件的电视剧外，不看其他的电视剧，因为这些电视剧大都是歪曲我们所经历过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代的。
最近，有朋友告诉我各大报纸在宣传《人世间》这部电视剧，说是反映当年现实生活，最接地气的。要我一定看看，于是我就看了一下。
这部电视剧主要是描写没有上山下乡、留在城里的青年工人的生活百态，当然也涉及了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和干部下放劳动。
刚好，我上山下乡了，两个弟弟没有上山下乡，先后在工厂当普通工人，1975年我从农村抽调回来也是当的工人，父亲下放到“干校”两年多，这就提供了与《人世间》进行对比的条件。
我大弟弟1965年初中毕业，1966年上半年就去当工人了。“文革”中和我插队期间回家，就经常和他一起去他的青工朋友们家里。他们在干什么呢？1968年7月21日广播中公布了毛主席在《人民日报》关于《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编者按清样中加写的一段话：“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他们所在的工厂也办起了“七·二一大学”。他的这些青年工友大多数都是初中毕业，在工作中发现自己的知识不够，都积极地报名上了“七·二一大学”。几次去，都看到他们在讨论“七·二一”大学的课程内容，研究技术革新问题。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次对机械零件的“三视图”画法。当时我没有上大学，也没有学过机械制图，他们可是从16、17岁学徒开始就在老师傅指导下学习识图，加工零件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解，我似懂非懂地在一边听。后来上了大学，学机械制图时回忆当年他们的讨论，真感到毛主席的“七·二一”指示的伟大，因为只有实践才能出真知啊！大弟弟在工厂的“七·二一”大学毕业后，就进行了几项技术革新，取得了成绩，后来考入了河北机械学院，学经济管理专业。毕业后回到厂里担任了计划调度科长和汽车总装车间的成绩主任。他在“七·二一”大学的同学都是各车间的生产技术骨干，不断地进行技术革新，提高了产品质量。其中一个还成了国家级的“航模”制作的教练。
我小弟弟1969年初中毕业，当年积极要求去内蒙生产建设兵团，因为我父亲“没定性”，不批准他去，他就和我母亲闹。我母亲写信告诉我，她是支持小弟弟去的，而且一直认为守在父母身边是没出息的，要我给小弟弟讲清楚道理。当时我被大队推荐担任村里七年制学校的民办教师，教七年级（初中毕业班）的所有课程，也知道小弟弟初中知识不扎实，就把我教学的课本多买一套给他寄去，要他自学，做课后的练习题，每周把做好的习题寄给我，我批改后再寄给他。一直到“九·一三”事件后，我父亲“解放”，由父亲批改他的作业。后来小弟弟也去工厂当了工人。一次他们工厂生产氯气的车间跑气了，几个人上去都被熏倒了，他不顾一切地爬上去，把阀门关紧了，下来就中毒昏倒了。那次他是上夜班，住在厂里，母亲开始不知道这件事，父亲到基地出差去了也不知道。小弟弟在医院躺了一天一夜才脱离危险。厂里开车把他送回来，母亲才知道这件事。后来我问他，你已经看到前面的同志被熏倒了，怎么不采取防护措施就上去了？他说，那时候情况紧急，顾不得那么多，我年轻，我不上谁上。他还在工厂组织的野营拉练中担任司务长，安排几百人队伍的“吃喝拉撒睡”，因为工作做得好，受到了厂里的表扬。他是最后一届“工农兵学员”，学习石油化工。后来突破了“反渗透膜”的生产技术，打破了帝国主义对这项技术的封锁、垄断，获得“国家科技发明奖”。
我从插队的农村被抽调到铁路当工人，后来又在有5百多名团员组成的12个团支部的团委担任书记，接触了大量留城的青年工人。他们积极地参加团委组织的“星期六义务劳动”，到华北烈士陵园祭扫白求恩墓，在开展“遵章守纪，岗位练兵”活动中个个奋勇当先，受到了各个车间党支部的赞扬。
我接触的留城青年工人不可谓不多，我从他们身上看到的是听毛主席的话，跟党走，那种朝气蓬勃、要求上进、自强不息的精神面貌。从来没有听到过像《人世间》里，留城青年工人喊出的“幸福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那种“豪言壮语”。
“文革”开始，允许部队的军事院校和科研院所开展“文化大革命”，我父亲作为研究所领导也受到冲击。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给我父亲贴大字报，批斗、抄家、隔离，让他交代问题。但他很淡定。一次，我看到他在扫部队大院的马路，想上去问问情况，他摆手不让我靠近。在这之前，我就问过他，他说我没有任何政治历史问题，“总政”早就查清楚了，不然怎么会让我主持绝密的国防科研项目，参加核试验？第一次“抄家”后，我整理父亲书房的抽屉时，才看到国防部第十研究院（兵团级）院长和政委签署对父亲的任命书和其后由国防部长亲笔签署的任命书。“文革”后我问父亲，当时他们让你交代什么问题？他说，要我交代完成每个“工号”（科研项目代号）的情况，那些都是保密的，我怎么能够对他们说。父亲2007年去世，十年后我才看到资料，他是中央军委确定的首次核试验委员会委员、控制委员会主任，并且立了一等功。
1968年12月我去插队时，父亲还被“隔离”，无法向他告别。1968年春节（1969年初）大弟弟去我插队的农村看我，告诉我，父亲先是被周总理以开会的名义叫到北京，然后去了“干校”（部队农场），他临走时才知道我去农村插队了，就让我大弟弟来看看我的情况。当时我们根本不知道他在哪里，也不问。因为父亲一直从事保密的工作，经常出差。我们孩子时就接受保密教育，知道“不该问的不问，不该知道的不去知道”，只知道是周总理安排的。“九·一三”事件后，他从农场回来后，我问他在农场的情况。他说，在农场，领导战士依然叫他们“首长”。农场领导告诉他们，除了学习中央文件需要集中，平时自己学习，自己找一个适合自己的工作去干。他就去炊事班帮助磨豆腐，每天晚上把黄豆泡好，第二天早上4点半起来用机器磨豆子，保证农场开早饭喝豆浆。他觉得时间还是富裕，又去找农场领导要求安排工作，领导答复你自己找吧。父亲提出用豆渣喂鸡鸭，领导马上同意了。他说，我小时候当过学徒，这些劳动对我来说不是回事。并且认为在农场这段时间是休息。因为过去“总参”每年要给他下达2到3个科研任务，压力很大。“解放”他的命令下达时，他在放鸭。所以说干部下放劳动，让他们回到劳动人民中间，和劳动人民干一样的活，吃一样的苦就是“迫害”老干部，真不知是从何说起。
“文革”后“清理三种人”，父亲对来调查的同志说，那些“造反派”头头都是个人主义恶性膨胀，处分不一定要给，但一定要让他们做出深刻检讨，认识错误。都是年轻人，今后还要团结他们一起工作。当时要是严格按照“十六条”办事，就不会出现这些情况了。
2007年父亲去世前几个月，护理父亲的护士对我小弟弟讲了这么一个情况。当时因为高干病房紧张，就在我父亲的病房里临时安排了一个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的《文汇报》编辑。一天这位编辑的老婆来看他，两个人一上午都在诅咒毛主席，谩骂共产党。突然听到我父亲愤怒地大吼道：“没有毛主席、共产党，中国能有今天吗！”护士说，当时吓了她一跳，她完全没有想到这是从一位虚弱得长久说不出话，大家以为丧失了语言功能，濒临死亡的老人嘴里发出的声音。她说，那是你父亲用尽最后的力气拼命喊出来的。
“没有毛主席、共产党，中国能有今天吗！”就是父亲留在人世间最后的话。
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绝大多数家庭都抱着朴素的想法——毛主席把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党中央是为孩子们好着想的，不会对孩子们怎么样的，尤其是周总理说了“国家关心，负责到底”，有国家托底，所以没有什么可“纠结”的。
当年插队，由于各地干部的思想、道德水平参差不齐，是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党中央本着周总理“国家关心，负责到底”的精神，及时进行了处理。怎么也不应该用“事后诸葛亮”的态度来“歪批三国”吧。
（作者系赴山西插队的北京老知青；来源：昆仑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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