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川思想库”发表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为上海的精准防控进行了辩护，所强调的仍旧是上海“作为中国经济的重要引擎，上海实施全面清零、全面封控的代价不可谓不大”，“上海GDP达4.32万亿元，贡献了全国3.8%的GDP”，“税收收入对全国的贡献超过10%”，“这座城市一旦停摆，每一小时每一分钟都要遭受巨大损失，都会对国内经济社会的稳定产生巨大影响”……
这些是不是事实呢？当然是事实！但这样的事实并没有那么夸张，相比上海外溢对全国一百多个城市造成的损失，上海在3月初咬牙封一周的损失真的是不可承受吗？
这两天网上类似的说法非常多，一个比一个夸张。例如下面这种被各路财经类媒体及自媒体纷纷转载的说法：
笔者查了一下这个说法最早应该来自香港中文大学的“经济学家”宋铮的假设计算，这样的假设是基于让上海全年365天封控、GDP清零的得出的“脑残”假设，上海2021年全年的GDP刚好是4.3万亿。
类似的说法还有什么“深圳封城七天损失了600亿”，这个数据怎么来的呢？原来深圳2021年的GDP是3.07万亿，平均每天84.1亿，封城七天GDP“清零”可不就是损失“589亿”，约等于“600亿”嘛！
问题是“动态清零”就意味着整个社会全面停摆，经济活动彻底停止吗？深圳封城七天只是餐饮、娱乐停摆，工厂封闭生产、大厂员工居家上班、海关照旧通关，GDP咋就清零了？更可笑的是，这么脑残的假设还能忽悠那么多人相信，在微博和各媒体平台评论后面不断刷屏这些数字。
冰川思想库的文章虽然并未如此“脑残”，但基本逻辑却是一致的。但就是认为如果上海进行更严格的防疫措施，会让这个经济引擎遭遇巨大挫败。
这几天，“上海养活了中西部省份”的说法不胫而走，冰川思想库的文章显然也想表达类似的意思：
“去年，全国仅8个省市对财政有正贡献，其他省份都需要中央财政补助。其中，上海净上缴中央税收达到9294亿元，超过了中央对河南、黑龙江和四川等三省的合计净补助规模。”
且不说这个“9294亿”本来就与官方公布的“6797.27亿”净贡献有出入，财政转移支付也远远到不了“养活”某个省、补齐财政缺口的地步，就连上海自己也享有中央的财政转移支付，更多的是政府债务、企业债务和居民债务的急剧攀升：
所以，这样的说法本身就有极大的片面性；而强调这样的数字本身就是在制造地域仇恨，是在破坏“举国一盘棋”。经济学家们在讲珠三角、长三角通过财政转移支付“补贴”中西部地区的时候，是否考虑过中西部地区按照国家计划采购价格向东南沿海源源不断输送的水、电、气、煤以及各种矿产资源？是否考虑过中西部的廉价劳动力在东南沿海的巨大贡献，而他们的养老、子女教育等各项负担还留在中西部的问题呢？
为了继续吹嘘上海的“精准防控”，贬低全国其他地区的防控努力，冰川思想库的文章声称：
“正是由于上海采取了快速反应、精准防控措施，实行更为精准的动态清零政策，才让这座城市这两年多以来享有了难得的安稳，并为国内经济的复苏和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
“国内不少地方不时开启全面封城、全员核酸、全面清零等疫情防控措施。因此，在一些地方出现了事情做过头、防控措施不到位、民生保障不及时等现象。”
然而，我们对比过去两年间各地的GDP增速（虽然笔者对GDP数字本身也不感兴趣），“精准防控”的上海也谈不上“优秀”：
反而是三月份以来，上海在防疫方面的种种消极做法，给上海市民的民生保障造成了极大阻碍，使得医疗资源被挤兑，其他疾病患者得不到救治，感染病例外溢一百多个城市。
笔者一向是反对防疫过程中官僚主义的“懒政”和“一刀切”的，而且对上海以往的“精准防控”一直报以谨慎支持和观察的态度。
然而，“精准防控”从来都不是哪一种固定的模式，“精准”必须要结合各地的实际状况、敌我力量对比，随时地进行变通和调整，不应该“一刀切”，更不应该“一成不变”。
上海此前的“精准防控”政策，是“精准流调+局部核酸及封控”。这样做首先是得益于上海相对国内其他地方充足得多的医疗资源的快速响应，优势很明显，那就是每次防控受影响的人都不多，只有局部暂停；再加之高风险人群高密度、高频次的核酸，就能把病毒传播消灭在萌芽状态。
然而3月份以来，上海已经出现了大面积、多点散发的社区传播，加上奥密克戎变异株初始症状不明显，假阴性比较多。上海之前的那套“精准防控”其实就已经不适用了，有人形容为“打地鼠”，有人形容为“添油战术”，都很形象。
当不是一个“地鼠”露头，而是一百个“地鼠”同时露头，就算别的地方只有一把锤子、上海有十把锤子，也是远远不够用的。还要固守之前的“精准防控”做法，就相当于是拿相对有限的医疗资源去拼消耗战了；不仅起不到预期效果，反而让医护人员各处转战、连轴转，最后全累趴下！
上海在3月份以来的做法明显存在巨大的错误，“沪吹”们认个错有这么难吗？
冰川思想库文章中有一段话倒是暴露了他们继续给错误贴金的真正原因——“尽量地少动用政府的强制力量，尽量多地借助市场的竞争手段”。
反观上海这几天出现的种种乱象，阳性病例得不到收治、民生得不到保障、急症病人就医困难、买菜难、买菜贵……这不正是基层组织动员力薄弱的表现吗？不正是主流经济学家鼓吹了几十年的“小政府大市场”的结果吗？
一面是平民小区老百姓买菜都困难，一面是富人小区物业帮忙遛狗；一面是护士突发哮喘在自己工作的医院都不能被抢救，一面是为了一个外国友人的“丁丁”上演一场规模浩大的保卫战；一面是底层民众生存艰难，一面是富人财富规模在这两年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急剧增长……这些不正是资本主导的结果吗？
长达两年多的大流行的确让经济遭遇了巨大的困难，让底层遭遇了巨大的艰辛。但无论是官僚主义“一刀切”的严控做法，还是西方共存的做法，对底层百姓来讲都是灾难，这些问题笔者在前面的文章已经讲过很多遍；病毒是天灾，但天灾之外的“次生灾害”无论选择哪种模式都会发生，只是表现不同、程度不同而已（仍旧需要强调是，只有积极的防疫措施才能使底层百姓受到更好的保护），而“次生灾害”发生的真正根源正是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制！这才是需要被改变的，至少是公众应该从问题中得到的认识和觉悟——这又是“改变”发生的第一步。
“沪吹”们一面希望继续鼓吹“小政府大市场”，一面又很恐惧人们因为认识到现实去反思，于是才有了这种死不悔改、死不认错的劲头。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应对病毒、瘟疫这样的天灾，“最优解”是什么？显然应该通过社会主义公有制保证公平的资源分配，保持人员、物资的有序流动，依靠人民群众，依靠中西医结合，建立更加稳妥、更加主动的人民至上的“群防群治”体系……这一点上，毛泽东时代的历史已经给了我们足够的启示。
【文/子午，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子夜呐喊”公众号，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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