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锡进先生是个名人，退休前，他是《环球时报》的总编辑，在喉舌里面属于极高级别的。在网络上，他也不和一般的高级别官员一样神龙见首不见尾，而是做出一副心直口快的样子，在社交平台上频繁发声，人送江湖外号“老胡”。不管是在国内的微博还是国外的推特，经常能看到老胡针对社会热点话题发表的评论。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他的评论，有人讽刺他只说国外的问题，对国内问题却很少批评，观点随着官方的政策方向不停摇摆；有人批评他老是和稀泥，碰到什么问题都是这事虽然很坏但也有好处；有人却指责他是在体制内隐藏很深的双面人，貌似忠诚，但私下里却对西方普世价值无比推崇，总想对国内舆论做潜移默化的改造。但他也确实吸引了一批粉丝，他的粉丝们说他评论问题总是理性中立客观，不偏不倚，官方有问题也会指出，群众的极端思想也会批判，西方的民主制度产生社会混乱了他也不会藏着掖着。他们还说老胡作为身处高位的体制内官员，能够突破重重限制在社交网站上发声已经非常不容易了，大家要体谅老胡先生没法把问题说透的难处。
去年12月，胡锡进先生退休了，不再担任《环球时报》总编辑。他在网络上影响力这么大，退休自然也是相当引人关注。自由派幸灾乐祸，觉得主流终于连胡先生这样公开在网络上发表相对中立言论的人也容不下了。但看看胡先生的年龄，他多半还是正常退休。老胡把自己工作的这三十多年都献给了祖国的新闻事业，现在他退休了，起码可以给他的工作成果做一个阶段性的概括了。他的思想从何而来，起到过什么样的作用？他的言论未来还会受人欢迎么？可以从他过去的经历开始看起。
一、胡锡进思想的变迁历程
胡锡进青年时期经历了文革失败和改革开放兴起，接受过西方人道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想，后来又目睹了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转向国家主义，其思想是一个驳杂的体系，带有一定的内在冲突和张力。
老胡是1960年生人，根据他写的纪念父亲的文章来看，他出身并不差。他爷爷在民国时期是开药店的，家里面有100多亩的田产，在解放前家境相当不错。土改的时候他爷爷被认定为地主，因为没有什么恶迹没受太大冲击，但这个地主身份还是给老胡6年后的童年危机埋下了伏笔。老胡的父亲早年参军后来转业到北京的火箭科研系统当工厂的会计，在那个年代，工厂职工的地位不低，所以老胡刚出生那几年，相比于中国大部分家庭的孩子，物质条件相对优越。老胡在他纪念母亲的微博里说过，他小时总有肉吃，这一点估计很多70后80后在小时候都没法做到。 我小时候家里不算最穷的，但经济上也很拮据。母亲主家，她把家里的绝大部分钱都用来增加全家人的营养。我想要一件新衣服，要一个皮球，都很难。但是我们家总有肉吃，早上还经常买油饼。我小时候总生病，得过甲肝，肺炎，动不动就发烧。（胡锡进：清苦的日子里最需要一位慈爱坚强的母亲）到了1966年，当时的胡锡进小朋友家里受到了文革的冲击，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
1966年，我们在北京工厂区的寻常百姓之家被抄。红卫兵把我们家箱子里的所有东西都扔了出来，把我的奶奶一把推到地上，骂她地主婆，奶奶坐在地上哭。这一幕是我童年最恐怖、伤心的记忆之一。一直跟儿子过的奶奶被迫从北京回河南老家，孤苦一人，她最后几年是由我的姨和舅舅们照料。这是个时代的错误，父亲无力对抗它，就在心里自责、悔恨了后半生。（胡锡进：五一假期将结束之际请允许老胡为亡父哭出声）根据之前对文革的认知，我能猜测当时抄老胡家的红卫兵很可能是老红卫兵，并不是造反派红卫兵。因为当时老红卫兵才会把斗争矛头朝向地主，才会用抄地主家的方式进行活动。我猜测这一童年的经历，给他一直反对文革及和文革类似的剧烈政治运动、崇尚稳定和秩序的国家主义思想产生了萌芽。额外提一句，凡是不知道两种红卫兵区别的人对文革的认知都是不可能正确的，老胡的观点也是这样。 毛泽东是世界性新地缘政治的开创者，也是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关键性启动者。他有局限性，对民主、人权的理解跟今人有差距，走了文革的弯路等，他是动荡时代的领袖，他与动荡斗争，自己的行为也很激烈。（胡锡进微博，2013年4月1日） 老胡从没有在体制内听说过，文化大革命有可能被重新评价的任何信息……一段时间以来，互联网上有一些为“文革”运动正名的声音，个人有自己的看法，那是权利，但要防止这种声音多了，形成其种声势，那会对一些人，尤其是一些没经历过文革的年轻人产生误导。（胡锡进微博，2021年5月18日）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胡锡进成功考入了解放军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在这个学校里他一方面接受爱国主义的教育，加深了对国家的感情；另一方面老胡接触了自由派的思想并沉迷其中，他看了大量的人道主义的书籍，思想上被刻上了深深的烙印。老胡分裂的思想的两极——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在他脑海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我当过11年兵，也看过一些国家破碎的过程，对“国家”含义的思考也许受到这些经历的影响。我相信，国家是保卫我们每一个公民利益的最外部的一道屏障，我们平时感觉不到这道屏障的存在，但它却是非常重要的。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崛起和强大，一定是人民幸福的正环境，而非负分值。（胡锡进微博，2011年2月26日）
1978年我考入军校学俄语，大学的后3年全用来读俄罗斯文学。那时人道主义的光芒还没照进中国。我一本一本地读托尔斯泰，契柯夫，充满人性光辉的那些俄罗斯原著，像一顿冰雹，把不到20岁的我砸蒙了。现在都忘了，只有一些残片留在记忆中。但它们是圆明园里的石头那样的残片，至今支撑着我的精神世界。（胡锡进微博，2011年2月28日）1982年，老胡毕业了，被部队安排在基层工作，他不甘心一辈子都待在农村里，想着改变自己的人生命运，于是他想到了考研，成功上岸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到了1989年，老胡从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进入了《人民日报》社国际部工作，此时他对西方的制度依旧比较推崇。被单位派往苏联，目睹了苏联解体的惨状，这给老胡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他在学校产生的对自由主义的狂热开始消退，国家主义思想重新夺取高地。到了1993年，他被派往南斯拉夫充当战地记者的时候，思想转变越发剧烈。他不满于国内读者对西方战地记者的过分崇拜以及对国内战地记者苦衷、无奈的误解，于是他在《波黑战地采访手记》写道： 中国记者就像一些没有嫁出去的处女，听到的却是“母鸡也能下蛋”的诅咒，为了证明自己是个女人，有时候真想胡乱找个男人，生出个私孩子。我就是这样赌气般的一次次往战区跑，妄想地在巴尔干的战区树起一面中国记者的旗帜……我相信，能在巴尔干战区的一条夜路上拥有孤独感和恐怖，是多少中国年轻新闻工作者的梦想！波黑战争的洗礼让胡锡进的对国家强盛和社会稳定的向往得到了强化。老胡作为外派记者，在国外见到的不仅仅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优越性，也见到了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被帝国主义侵略、分裂的悲哀，这也让老胡不得不反思自己从大学开始的对自由民主的呐喊是否完全正确。后续老胡经历南斯拉夫难民潮，在俄罗斯也看到自己在苏联上学时导师人生境遇的转变，他更加坚信国家统一、强大和稳定的必要性，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倾向更加稳固，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式自由民主越发持批判态度。只是此时，他的言论中还带着那种有棱角的年轻理想主义者言谈中常见的激昂，现在的油子老胡是再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了。 去萨拉热窝途中，还能偶见这样的战争遗迹。当时的波黑惨极了。我对国家稳定的相对保守主义观点，跟我的那段经历有关。（胡锡进微博，2011年9月25日）在2003年老胡又去了伊拉克战争前线当战地记者，在那时候老胡写的新闻稿中我们也能看到老胡对美国的失望。或许是因为老胡的这种思想转变，加上他有丰富的履历，他在2005年成功当上了《环球时报》的主编。
然而，老胡对美国的失望并没有使得他完全放弃对自由民主的追求。他的一部分和官方一致言论有出入的地方就来源于他这种自由主义思想的底色，而这种不一致也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官方的容忍和默许。比如在某次新闻发布会上，华春莹公开表示让西方记者向胡锡进学习什么是言论自由，胡锡进的种种“出格”言论俨然成了官方展现对异见人士包容的证明。
对自由主义的隐隐的向往在老胡的言论中总是无法避免地要冒头，比如在任××的问题上，老胡一直表现出某种期待和包容，甚至于他在任被判刑后，在言论中都能品味到一丝惋惜，觉得任××式自由派在庙堂不同派别“政治对抗”中的“不合格”，这是出于对自由派的某种认可。 被人造谣发言，不如自己说几句。一是任××这一次说的很过分，坚决反对他的观点和态度。二是他长期这么说话，官方没碰他，我个人希望，支持这种包容的理由直到今天依然成立。第三，任迄今是互联网文化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希望他成为贴底线飞行的最佳表演者，而不是续演大V撞线陨落的幼稚悲情戏。李大眼在的时候，潘潘活跃的时候，任大概算捧哏的“中V”。今天他“成长起来”，又是党员，希望他成为教自由派们既“很自由派”，又守他们应守规矩的“党代表”。（胡锡进微博，2016年2月28日）
我认为任××太自信了，甚至可以说傲慢了，既要在政治上出风头，又如此看重法律上高风险的经济利益，他对自己在公司超标准的收入同样不肯割舍。作为一名国企负责人，这样玩政治太“不合格”了，让人难以置信。（胡锡进：客观说，任××出事是注定的，他不出事才是怪事）他甚至在言论中对爱国和爱政府做了区分，这可以说是非常明显的自由主义观点了。
自由主义的思想底色也让胡锡进在大量事件中不吝于指出国内的问题，这种从高层喉舌口中发出的不同于官方统一口径的声音颇为胡锡进博得了敢言的名声。在2015年A股股灾时，有人把股灾的原因归结为境外势力干预，要求国人为国护盘，可老胡指出境外势力只是外因，完全不吃阴谋论这一套。
老胡看到了某地的贫富差距的问题，而且老胡也指出贫富差距是社会矛盾的根源。
自由主义底色也让老胡在支持国家的同时对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自发产生了一定的排斥，他希望国家强大，可他不希望采取任何极端的情绪化的言论和行动，国家主义不应凌驾于人道主义原则之上。这种排斥体现最明显的事件就是老胡和沈逸的争论。 与沈逸教授商榷。普通中国人当然没必要做“圣母婊”，但是官方机构的账号应当在这个时候高举人道主义大旗，表达对印度的同情，将中国社会牢牢置于道义的高地上。这不是“圣母婊”，这是任何中国官方机构应有态度和表现。（胡锡进微博，2021年5月1日）在其他时间老胡也不掩饰他对民族主义的疏远，比如： 联早记者刘怡和新闻周刊万佳欢今天分别采访我，都问到民族主义的问题。我答：今天民族主义已是贬义词，有很强价值评价色彩。（胡锡进微博，2015年11月6日）
但是无论如何，老胡对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坚持不过是他思想的一翼，就他个人而言，对国家强大的民族主义向往和他对民主自由的向往和谐共存，而他期待社会稳定的国家主义倾向更是尤有过之；就他所处的位置而言，体制也希望他能够尽量少说出格的话。老胡在很多问题上的说法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他本身的思想就是多种倾向的结合体，在“颜色革命”、“境外势力”问题上，老胡表达的总是显得很别扭，没有国家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那般的纯粹，反倒是显出一股特有的“中正平和”来。例如他对李文亮病逝的评论，他第一段否定了国家主义者的阴谋论，第二段展示了对国家的信心，第三段又想说颜色革命客观存在，思想的矛盾性体现地淋漓尽致。
实际上老胡的这种分裂，老胡自己也有所表示。
从这段话里完全可以看出，胡锡进分裂的思想，“稳”字是高于一切的，从他个人的思想而言稳定是他高过所有其他追求的最终追求，不管是自由主义还是民族主义，在老胡的心灵世界里面都没有稳定有用，只要继续稳定发展，其他所有追求都是能慢慢实现的，其他任何问题都是能慢慢解决的；从他在体制内所处的位置而言，稳定是体制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的最高追求，对其他任何价值、思潮的追求都不能威胁到稳定。当稳定的问题不迫切的时候，老胡尚且有余裕从其他的角度去阐释自己分裂的观点，一旦有关方面需要高度一致的口径的时候，老胡就会乖乖收敛自己不一致的观点。老胡作为一个高层喉舌显然非常明白体制能接受的底线在哪里。
二、胡锡进言论背后的社会思潮
按照前文所述，胡锡进驳杂的思想里主要包含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国家主义这三种社会思潮的内容，老胡视不同情况而分别或同时使用，形成了所谓胡锡进特色思想体系。社会思潮是社会矛盾的产物，在马克思主义实质上被边缘化后，很难有一套一以贯之的思想体系来解释和解决形形色色的社会矛盾，各种思潮都只能做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改革开放后的不同阶段流行一些不同的社会思潮，与当时的社会矛盾息息相关，老胡思想中吸纳的就是这些思潮。
自由主义
自由主义是改革开放后最重要的思潮，它是伴随着中国知识界对文革的否定而产生的。文革被冠以封建独裁、破坏法制、践踏人权等帽子之后，知识界普遍强调思想启蒙，提倡人的权利意识觉醒与民主法治精神，批判专制主义。自由派知识分子从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中获得思想资源，率先呼唤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他们理想中的价值观。
这一时期的思潮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对文革的彻底批判，这一时期的自由主义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理想主义和激进色彩，推崇的是卢梭的“不自由，毋宁死”之类的激进观点。
书斋里的理想与现实毕竟是有差距的。“苏东”事件后，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激进自由派进行的政治民主化与经济“休克疗法”，并没有获得预想中的成功，苏东经济滑坡与严重的社会问题，不能不引起了知识界对激进自由主义理念的反思。而1992年南巡讲话后，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确定下来了，市场化改革迈出了更大的步伐，自由派知识分子担心走回头路的情况并未出现，南巡讲话中也强调主要是反“左”。自此，自由派知识分子对体制的态度，从反对、疏离开始走向了认同。也就是说，他们被体制化了。经济上，自由派知识分子也成为受益的群体。
因此，1990年代以后，哈耶克之类的比较温和保守的自由主义理论渐成主流，与早期理想化的“不自由，毋宁死”之类渐有天壤之别。
自由派知识分子鼓吹的，经济上是私有制、市场经济、有限政府、科斯产权论等，政治上是政治多元、腐败有利、个人至上等，意识形态上鼓吹历史终结论、民族国家消亡论等。
可以看到，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理论，很大部分是主流可以接受的或正在追求的，部分是“可做不可说的”，少部分是不可接受的。这也决定了，自由主义思潮无论在形式上是否受打压，它始终是官方理论工具箱的一部分，只是不用其名而已。胡锡进年轻时受自由主义影响颇深，但他依然能够被体制接纳作为高层喉舌，并公开发表自由主义的言论就是这一现状的体现。
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思潮同样的伴随着改革开放而复兴的。在 “以阶级斗争为纲”遭彻底否定后，民族主义以爱国主义之名，成了一面新的旗帜。“爱国统一战线”取代了“革命统一战线”，大谈“五讲四美三热爱”，爱祖国、爱家乡也成了文艺作品的主流。这一时期的民族主义思潮，主要作用是对阶级斗争思维的否定。
1990年代中后期，是民族主义迅速发展的阶段。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及其受众虔诚地以夷为师，却不料老师也欺负学生。
“银河号事件”、“南斯拉夫炸馆事件”、“撞机事件”、“申奥”过程中发生的相关事件，均激发了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1999年，美军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是民族主义发展中的标志性事件，民族主义思潮在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当中迅速抬头。部分人由此开始反思改革之路，并重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
中国入世之初，对全球化一度抱有美好期望，经济快速发展，对外交往频繁。然而，全球金融危机、欧债危机、愈演愈烈的贸易磨擦乃至逆全球化趋势，国家垄断资本不断发展壮大，民族国家、强大的政府在资本积累中的重要性也逐渐显现。自由派知识分子鼓吹的有限政府、政治多元、民族国家消亡论，在此条件下，愈来愈显现其迂腐无用。民族主义渐成主流应用的工具箱之一。而经济下行中的各种矛盾显现，民族主义显然也是一柄有用的利器，用于转移矛盾，消解冲突。
但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它往往表现出强烈的非理性的情感色彩，具有很强的煽动力。在群体性聚结的环境中。在民族主义的气氛中，会形成一种广场效应的心理暗示，让不相识的人们突然产生同仇敌忾的、法不责众的行动倾向。这种后果是任何当政者所不愿意看到的。
胡锡进的思想中是有民族主义底色的，他一直把对国家强大的期盼挂在嘴边，但他的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倾向都使得他没有办法接受民族主义的极端化情绪化部分，这一冲突是他思想矛盾性的主要根源。
国家主义
国家主义是和民族主义接近的思潮，两者的区别主要在于民族主义以民族作为考虑对象，更为强调本民族的利益和地位，对于当前的国家和制度未必持全盘拥护的态度。而国家主义者是将国家作为考虑主体，认为国家和制度的稳定存续至上。
国家主义把国家看作是人类的最高群体，主张国家的稳定与秩序优先于民主和自由，坚持国家利益至上，鼓吹个人必须服从、忠诚和服务于国家，甚至为了国家和国家利益应作出无条件的牺牲。当前中国的国家主义又是和权威主义紧密相连的，以至于有时候很难对它们作出明确的划分。
权威主义，并无统一的定义与名称。最初是作为激进的自由主义的一种补充，被学界称为新权威主义。按照萧功秦先生的看法，新权威主义的主要观点是，在后发展国家中，只有通过开明家长式的威权政治与国家引导的经济发展，才能有效地发展市场经济，只有市场经济才能导致社会的利益多元化与中等收入阶层的极大增长，只有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中产阶段的成熟，与阶层多元化相对应的妥协性、宽容、尊重契约性法治的政治文化的发展，才是民主政治的基础。新权威主义体制被认为是为未来民主铺平道路的过渡性政治手段。用开明权威政治这只“看得见的手”，来创造民主政治这只“看不见的手”，保持转型的可控制性，
新权威主义与自由主义在最终目标上并没有根本分歧，而在于以什么方法与途径才能实现 “民主”。理想的开明权威主义，是渐进地在试错中走出权威主义的权威主义。
萧功秦考察了中国的权威体制的结构特点，认为中国的新权威主义，是一种“极强国家”与“极弱社会”相结合的权威政治，一方面，它所特有的强大国家行政优势，作为一只创造“看不见的手”的“看得见的手”，对于中国经济转型与经济发展功不可没。另一方面，这种社会制约力度极低的“极强势政府型”的权威政治，也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强势控制的做法由于引不起社会有效反弹与约束，于是会不断自我强化这一体制，结果将陷入一种路径依赖的恶性循怀，很难实现理想中的过渡。
伴随着垄断资本，特别是国家垄断资本的发展壮大，除了政治传统和路径依赖的因素，又加上了新的政治经济因素。垄断，本身就意味着统治和集中的加强，列宁说，金融资本和垄断组织到处都带有“统治的趋向”而不是自由的趋向，过渡性的政治手段成为了最终的目的。
我们可以将这种无法完成过渡的新权威主义，称为国家主义。
除了“统治的趋向”外，新世纪以来，特别是2009年以后，相对陷入全球资本主义危机中的其它国家，中国的发展可谓一枝独秀，这为国家主义的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相比于极端化激进化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是主流更能接受的社会思潮发展方向。
胡锡进的国家主义思想萌芽于他青年时对文革的反思，这时候对国家和体制稳定的追求就已经扎根在他心中，在体制内多年的工作经历更是使他的国家主义倾向变得坚不可摧。在他接下来的日子里国家主义压倒了他其余诸如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价值倾向，牢牢占据主导地位。他的言论大多以稳定为前提原因正在于此。
三、胡锡进思想的哲学基础
任何思想都有其哲学基础，胡锡进作为颇有影响力的大V，其思想从哲学角度来说，是实用主义的世界观，折中主义的方法论和表述方式，把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自由主义杂糅在一起，以“中正”的国家主义思想作为骨干，包装成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
改革开放以后是实用主义盛行的年代，坚持原则被认为是死脑筋，实用主义主张真理不是观念对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只要有报酬、有效用，能满足我的需要就是真理，即有用即真理。它的现实表现就是，把片面的、经过选择的实践作为检验政策是否恰当的标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事实上否定了马列主义的真理性。比如说包产到户，从1981年到1984年粮食还是增产的，如果把这三年单独提出来它是对的，但1984年马上出现了卖粮难的问题，那么它可能就不是一个长期的可以执行的政策。这就是一个我们对于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实践怎么提取、怎么分析，其实也需要综合辩证。列宁曾经说：“社会生活现象极端复杂，随时都可以找到任何数量的例子或个别材料证明任何一个观点”。也就是说，你的观点即使再荒谬都可以找到例子，而且可能都是真实的，来证明你说的观点是对的，但是它未必是真理。
胡锡进的思想是非常典型的一种实用主义世界观，即以自己片面的经历和阅历来判断是非对错，比如，在看待福建的欧金中事件时，他说：“我们大部分人都生活在基层，很多人过得未必顺利，受过一些委屈。老胡想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当中有谁在生活中碰到过不断给我们带来灾难，政府和周围正义力量也拿他没办法，需要我们个人动手拿刀捅死的恶人呢？”实际上，作为正厅级干部的胡锡进，发声的渠道是比较多的，他根本不用担心自己会受到如欧金中那样的委屈，而在基层，类似欧金中这样因为征地、拆迁、分山林引起的不公，农民工拿不到工资一年白干的事情可以说是多如牛毛，这些事情当然很多不至于捅死恶人，甚至没有恶人，是腐败官僚使然，是房地产分包制度使然，这就需要追根究底，因果关系本来是唯物辩证法最重要的一对范畴，但很少看到胡锡进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总是说这是个例、局部的。真正科学理性的分析正是实用主义者所害怕的。
这种赤裸裸地为不公张目当然也需要包装，胡锡进为了使自己显得公平公正，还使用了折中主义的话术，即把矛盾双方平列起来或把各种根本不同的立场、观点和理论无原则地拼凑在一起的思想方法。折衷主义有以下表现：一是用二元论来代替、冒充、偷换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把两点论中间的重点论抽去，将矛盾双方平列起来，不分主要和次要、重点和一般、主流和支流，结果掩盖了事物的真相，模糊了事物的本质。二是用调和论、混合论来代替唯物辩证法的结合论，把根本不相容的东西无原则地混合在一起。三是用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东西来冒充、代替唯物辩证法。折中主义貌似公正、全面、公允，实际上倒向错误一边，把人民引到错误的路上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两手抓和统筹兼顾事实上都是没有重点的两点论，不承认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和谐理论并不真是中立的，实际上还是为强势的一方张目，一厢情愿的“共赢”也是折中主义在国际关系上的一种表现。
胡锡进是折中主义的忠实信徒，貌似客观实则暗藏立场的做法确实普遍表现在他的文章当中。比如，为了吸引流量，每年毛泽东诞辰，老胡都要发表一些言论，对毛泽东的评价方面，胡锡进肯定毛泽东是一代伟人，民族英雄，但始终又认为其有历史局限性、错误等等，看似公允，实则否定了毛泽东最重要的社会主义革命思想。
实用主义是胡锡进所持的根本世界观，以自己所看到或者所理解的大多数来代替真实的世界，折中主义是胡锡进的形而上学的方法论和表述方式，以看似全面实则骑墙的态度来看待争议问题。在这种唯心主义哲学的指导下，胡锡进借助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和自由主义，争取了舆论的广泛关注，赢得了2000多万的粉丝。
胡锡进主管环球时报后，利用的就是民族主义情绪来扩大报纸的发行量，封面上采用十个字左右的粗体大标题，格外醒目，报纸大卖，成为21世纪之初中国发行量最大的三份报纸之一。在自媒体上，民族主义表现为胡锡进在对外问题是一贯的歇斯底里，看看他关于外交的文章标题就可见一斑，“美国之音你讲点武德”、“英特尔很嚣张”、“中国统一大势不可挡，谁想挡就牺牲他们士兵的生命做屏障”、“中国应该增加核武器”等等。
胡锡进思想还有国家主义的成分，他有本书名字就叫《党领导的强大体制对中国意味着什么？》，把党的领导作为社会主义的几乎唯一特征。
同为国家主义者，胡锡进与张维为最大的不同是，胡锡进对民众意见的包容程度要大很多，对地方政府一些不作为乱作为也持有限的批评态度，这本身是一个市场经济社会所必需的，是胡锡进思想中自由主义部分的体现，自由主义的面相也是胡锡进最为矛盾的一面。胡锡进曾引用乌克兰独立广场运动参与者的一句话颇为动情地说：“自由贵于一切，包括孩子的自由”。这句话引起了微博网友的一片惊呼，“老胡被盗号了吗？”但实际上，胡锡进确实有自由主义的一面，对民众意见的包容，对宣传部门封杀一切不同意见的不满，甚至对翻墙的某种宽容，体现了老胡思想深处认为一个社会要想稳定，必须要靠引导，而不能靠封杀，而胡锡进也许真诚地相信，自己的努力，会赢得官方的重视，会换来社会的长治久安。自由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杂糅也是胡锡进折衷主义哲学思想一方面的体现。
实用主义和折衷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迷惑性是非常强的，实用主义者常常用“这东西是被实践证明有用的，那么它就是对的”，可是这种实践是全面的社会实践还是片面的社会实践呢？折衷主义者则总是表现地很不偏不倚，很理中客，也颇能拉拢一帮粉丝。老胡的思想就是这两种错误哲学思想的代表。
四、“老胡说事”的未来
胡锡进现在虽然退休了，可他依旧在社交网络上笔耕不辍，每天对社会热点问题发表评论，言论风格和退休之前也没有什么区别。但他的言论的尴尬之处，在最近这段时间是越来越明显了，那就是想要和稀泥，但那边都不讨好。
自由派自然是从一开始就不喜欢他，就算老胡从骨子里仍旧有对人道主义的向往，自由派也根本不会相信；左翼不喜欢他，因为他总是在毛主席纪念日跳出来强调伟人也有局限性；连民族主义者也越来越不喜欢他了，因为他竟敢在面对外国人的时候，竟敢还有那么一丝丝人道主义和普世价值的情怀，他们现在更喜欢沈逸那样的冲锋手。
还有哪群人喜欢他呢？首先体制肯定喜欢他，老胡能够以高层喉舌身份自由在社交媒体发声并不是没有原因的。老胡因为自己的经历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也正因为这种和稀泥的思想倾向，他才被选中成为了主流发出自己声音的另类渠道。在体制之外，胡锡进的言论的拥趸是那些稳定压倒一切的秩序党们。对他们来说民主很好、自由很好、平等很好、民族主义很好、人道主义很好，但现状最好，稳定最好，这些民主自由可以尝试尝试，但都不能过度，千万不能影响稳定。
可是现实矛盾的发展不以人意志为转移，浓眉大眼、八面玲珑的胡锡进们日益满足不了形势的需要。民间情绪一直朝着激进的方向在发展，主流需要一套更加激进的话语体系来消化这种情绪。其中被迎合最多的当然是激进民族主义思潮，这从沈逸、赵立坚等人获得越来越多的发声机会可以看得出来；其次，民众对资本的不满，主流也以“限制资本无序扩张”等话语进行回应，这种话语本身也适应了危机条件下的资本博弈需求；更为新奇的是，过去登不上大雅之堂的李光满们也开始登上舞台，用一种以民间面貌出现的激进语言来包装其保守的内核。
只是不知道在这样的发展趋势下，仍旧在三个鸡蛋上跳舞的胡总编又要如何自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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