伤痕文学是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在中国大陆文坛占据主导地位的一种文学现象。它得名于卢新华以“文革”中知青生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伤痕》。
随后，伤痕文学作品层出不穷、铺天盖地。这些所谓的伤痕文学作品在题材取向上有着一个显著特征，那就是打着"批判现实主义"的旗号，以夸张和编造手法，以某些知青个人的生活片段，不遗余力地抹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含沙射影地黑白颠倒那个时代。
可以说，伤痕文学的流行像瘟疫一样泛滥成灾，对社会毒害极深。
事实上，伤痕文学的流行，并不是文学的自生现象，而是西方敌对势力操弄出来的。
2016年3月22日，著名作家边芹发表题为《“伤痕文学”话语框架竟然还是美国策划的》的文章，介绍了“伤痕文学”这一命题和概念的来历：
最近偶然听到《伤痕》作者卢新华在接受“凤凰网”采访（“年代访——我们年代的心灵史”第29期）时说的一段话，他说“伤痕文学”这个命名并非当时中国人自己做出来的，而是他的小说发表后，“美联社”发了一篇文章，第一次用了“伤痕文学”，中国媒体就转载了。看得出来他并未意识到他提到的这个“文学史细节”意味着什么，也许他最初的想法只是觉得来自西方的概念更权威。
1978年8月11日，卢新华的短篇小说《伤痕》在《文汇报》发表，远在大洋彼岸的美联社如蝇嗅臭，不时派记者来中国采访报道，邀请访问。世界文联主席还亲自飞来中国与作者见面。对这股中国国内初露的文艺思潮，美联社还及时给予命名：“伤痕文学”。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文人的一篇短篇小说而已，美联社竟然像发现新大陆一样兴奋。
为什么？
20世纪80年代初，受美国大财团支配的瑞典汉学家马悦然来到中国，让一些渴望西方承认的中国文人兴高采烈，如众星捧月般围着他团团转。
马悦然既是“欧洲汉学会”主席，又是“诺贝尔奖金委员会”的评委，他居然亲自接见了初出茅庐的朦胧派诗人顾城，并邀请他访问北欧，游历世界。
为什么？
同样是20世纪80年代初，北岛被瑞典驻华文化官员用汽车带入使馆，并被要求缩下身子不让门卫看见。
为什么？
朦胧诗派的代表人物有北岛、顾城、舒婷，马悦然只对北岛和顾城亲睐有加却对舒婷视而不见。
为什么？
看看顾城和北岛都写了些什么狗屁文字，再看看舒婷推出的诗歌就知道了。
打那以后，这个马悦然一次又一次来到中国，跟中国一个又一个文人促膝长谈、相谈甚欢，还从一大堆文人当中"发现"了那个得诺文奖的人。
为什么？
操弄“伤痕文学”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在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西方势力就一直在操弄“国际伤痕文学”。
在“国际伤痕文学的影响和引导下，国内伤痕文学有了成型的写作套路：树立一个被摧残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形象，男女主角必须“高慧美”， 劳动必须很艰苦，父母必须下干校，农民必须很愚昧，干部必须很无耻，爱情必须受挫折，社会必须很黑暗，返城必须很艰难。
而把中国农村和中国人描写得越阴暗、越丑恶，就越能得到西方的认可，就越能出国访问、扬名立万。最要紧的是，还能得西方设计的各种大奖，包括诺奖。
于是，国内文人如蚁附膻、趋之若鹜，不断上演着描黑述丑的文字竞赛。
西方势力操弄伤痕文学的目的很明显，那就是抹黑我们的领袖毛主席，并西化、分化中国。
1968年7月28日凌晨三点，毛主席召见北京几所高校的负责人，告诉他们：
现在的学生最严重的缺点，是脱离群众，脱离国家实际的形而上学，是在反动派和西方和平演变的幻想下的无知和不踏实。他们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接班人，他们脱离了工农兵群众，脱离了实际生产劳动，将来在糖衣炮弹面前会吃亏的。
毛主席是农民，他知道农民的艰辛和坚韧，他更知道呆在城市父母温暖怀抱里的孩子，是培养不出未来接班人的。
温室里的花草，只会沐浴阳光雨露、舔食糖衣炮弹，又怎能抵御狂风暴雨、雷鸣闪电的侵袭。
1968年12月22日，毛主席出于锻炼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接班人同时解决城市就业困难的初衷，发出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
"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实际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并非始于毛主席的号召。
1955年8月9日，北京青年杨华、李秉衡等人向共青团北京市委提出到边疆垦荒的申请，11月获得北京市团委的批准与鼓励，随后引起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和边疆垦荒的热潮。
不管西方势力操弄下的伤痕文学如何抹黑那个时代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当今大部分领导人出自知青，绝大部分知青对知青岁月田园牧歌式的回望，足以证明那是一个激情燃烧的年代，那是一个伟大英明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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