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媒体从业十数年间，先后跟所在一家报社（私人老板投资租赁刊号办报）、四家杂志社（两家私人投资租赁刊号、两家国有事业单位所属）五打劳动争议官司：三胜、一败一和。
有鉴于此，曾经的码字牛马、“新闻民工”对普罗大众遭受的各种压榨剥削感同身受、对无良私有国营资本同仇敌忾！
回到我们要聊的话题：“如果严格执行劳动法，会有很多企业活不下去，发生大规模裁员？！”
一句话先给结论！这句话有部分现实依据，但属于片面孤立视角——把“企业经营困难”和“遵守法律”牵强附会地绑定，混淆了因果关系，也夸大了结果——更不能把“违法用工”当成企业生存的必要条件。
企业难以承受《劳动法》之重？
很多中小微企业、薄利行业如餐饮、零售、低端制造、服务业等利润空间极薄、成本结构里人力成本占比很高。在当前不少地方执法力度松紧不均衡的情况下，大量企业长期通过折扣执行法律法规来运营企业：不缴足额社保、加班费不发、年假不休、随意辞退、试用期不签合同等。
对这些企业来说，如果一夜之间毫无缓冲、一次性全面强制从严执行《劳动法》，人力成本会陡然升高，原本微利甚至亏损的企业就会直接遭到重创，也确实会出现缩减用工、甚至倒闭的现象。
这也就是本文题目说法得到很多人认同的原因。但这是“企业适应了违法低成本模式”带来的不良后果，不是劳动法本身不合理所致。
企业需要靠违法才存活吗？
企业“能不能活下去”，不等于“靠违法用工才能活下去”。
企业经营失败的原因很多，市场竞争、产品没有竞争力、管理差、现金流差、产能过剩等等。
如果一家企业必须靠克扣员工的法定权益才能维持盈利，本质上其商业模式九建立在侵占劳动者权益之上——这种无良企业的生存，是以牺牲劳动者社保、休息、劳动报酬权益为代价的——这种企业死得越多与好！
公允地说，竞争不能比拼谁更能压榨员工——合法用工是市场主体参与竞争的最低门槛，不是可选的增值福利。
有鉴于此，不能把规范企业合法合规经营产生的“短期冲击”等同于“长期大规模灾难”。
当然，如果采取渐进式执法、配套政策缓冲，则不会出现企业“瞬间“大规模崩盘”。
执法本来就不是一刀切，“全部从重、立刻从严”，而是实务地对小微企业实行容错、整改优先的机制，绝非一上来就罚款关门。
当所有企业全部遵行同一套劳动规则，彼此的人力成本同步抬升，竞争环境反而公平了——过去老实守法的企业反而被那些违法压低人力成本的同行恶性竞争挤压——全面守法之后，这种不公平竞争会减少甚至消失。
事实求实地说，这种短期合规整治可能会有阵痛（部分低效企业淘汰），但长期来看，不会导致持续大规模裁员：劳动者收入、社保更有保障，消费能力提升，反过来会拉动市场需求。
事实上，违法用工本身也有巨大隐性成本，只是很多企业没算请帐。
不规范用工看似省钱，但随时面临劳动仲裁、赔偿金、补缴社保、行政处罚等等。一旦员工维权成功，企业需要一次性支付大额赔款，现金流风险很高。而规范用工虽然增加固定人力成本，但用工关系更稳定、劳资纠纷更少、人员流失降低，部分企业反而受益。
如果把“裁员”当成唯一的调整方式，忘记了企业可以有其他选择，比如面对人力成本上涨，企业调整手段不止裁员：涨价、优化管理、提升生产效率、缩短工时、调整薪酬结构、减少无效岗位。裁员只是其中一种选择，不是必然结果。
践行《劳动法》不等于绝对提高用工成本
《劳动法》、《劳动合同法》本身规定的是企业与员工的底线权益：最低工资、加班要付加班费、缴纳社保、解除合同的补偿、休息休假等。但它并不非要求企业毫无理由涨工资、不可裁员等等。
法律本身也认可企业经营困难时可以合法裁员、协商解除劳动关系。
法律限制的是违法裁员、无偿压榨等等……
劳资深层矛盾根源在哪里？
事情的本质不是“劳动法太严”，而是劳动保护标准、产业结构、地方发展诉求三者之间的不平衡。
很多低端产业利润薄、国际竞争压力大，本身处在低附加值环节。部分地方政府过去为了保企业、保就业，劳动执法偏柔性，形成 “宽松惯例”。如此一来，劳动者维权成本（时间、举证）偏高，很多人选择不仲裁、不起诉，让违法用工模式得以持续、泛滥成灾！
所以，我们改革思路就不能二律背反——要么放任违法，要么一刀切严打导致企业倒闭。也许这里还有更可行的做法——渐进式规范、给中小微企业合理缓冲期。
首先，需要配套减负政策（社保费率阶段性优惠、小微企业税费减免），对冲合规带来的成本上涨。
同时，还要平衡劳资双方权益，既要满足劳动者的合法诉求，也要维护企业正常经营的自主权，减少不必要的制度性成本。
因此，统一执法尺度，消除“守法吃大亏、违法占便宜”的逆向“激励”、奖劣罚优。
可为什么很多中小企业主会持有这个看法？
旁观中小企业业主视角，即存在真实压力、也存在认知偏差。许多小微企业主，诸如餐饮、小加工厂、商贸门店）的感受不是凭空编出来的，他们的账本不够“厚实”：营收扣掉房租、原材料、水电之后，剩下的利润就不多了，但 人力成本是最大一块可变成本。
举个栗子：
招一个员工，账面月薪 5000 元。如果不按劳动法规的规范运作，每月只发 5000 现金就可以不交社保、不给加班费总成本就是 5000元。
而如果按劳动法规执行：企业要承担社保缴纳、要给加班费、年假、辞退补偿等。这样企业实际支出可能要到 6500——7500元。对小本薄利生意来说，人力成本一次性上涨30%甚至更高，利润就可能直接归零、甚至亏损。
而在老板的眼里，同行几乎都是这么操作的。如果只有自己一严格实行合规管理，而别人继续低成本用工，自己就没有“竞争力”，很容易被市场“淘汰”——尽管实际上是劣币驱逐良币。
所以，老板的内心想法是，不是我想违法、是大家都在违法，我守规矩，我先倒闭。
由此看来，“当前行业的潜规则”已经成了“市场本来的规则”——行业的盈利模式是建立在普遍违法的基础上，如此一来，九形成恶性循环——全行业员工收入微薄、全市场消费不振……周而复始，大家一起完蛋。
事实上，如果我们只看到显性合规成本上涨，却低估了违法用工的隐性风险：员工离职后仲裁索赔、社保稽查补缴、罚款——往往是一次性大额支出，据悉不少小微企业就是被一笔劳动仲裁赔款拖垮的——只是这种事情一般发生概率低，一些老板九抱有侥幸心理。
事实上，正因为恶性竞争环境导致合规对单个企业带来劣势，因此，只有所有企业都践行合规，。才能破解困局。
从劳动者的角度蓝，他们的诉求很简单，企业按时足额发工资、交社保、加班有报酬、不被随意辞退——实际上，这些不是企业给与员工的额外福利，这是法律法规的底线。
当然，劳动者群体也不是“铁板一块块”。一部分人愿意接受不交社保、无加班费，换取到手更多现金，或者为了保住这份工作，尤其在就业压力大、可选岗位不多的情况下，被迫做出妥协。
但是，也有一部分人更看重社保保障、休息权，愿意为这些权益抗争、去维权。这就产生了劳资之间的矛盾，有些劳动者入职时“默许”不缴社保，等到离职时，反手申请劳动仲裁要求补缴社保、索要加班费——笔者自己也曾有类似举措——因为上班后报社、杂志社因为各种原因、拖延（甚至故意）不签合同，另谋它就，耗费时间、损失机会，不如先干着，等有些积蓄再说。我在一家杂志当主编时就是这样的，但不怪我。上班后待遇缩水、社保拖着不上，我便暗地准备保留聘用证据，半年后离职时，先礼后兵—跟老板提出合法权益补偿遭到拒绝，就申请仲裁、直至起诉，经过几年折腾：两次仲裁、两次一审开庭、再二审胜诉，但对方抗拒执行，终未获得一分钱补偿（这个钱也不算多）——我主要借助法律手段修理整治他们一下——毕竟他们一而再、再而三聘请律师也是要花钱并且受折磨的。而我学法律的、这种小官司自己代理不费劲。此外，我在这家杂志期间获得资源也帮助我后来在其他地方获得经济利益、超过了之前的诉讼标的金额，所以，不算还吃亏。
这种情况很多老板觉得这是“员工背刺”，但从法律角度看，放弃社保的口头约定本身违反国家法律规定因而一开始就无效、法律不认可。
但老板群体觉得很憋屈、因而强烈抵触——当初双方说好的，法律却不认、责任全部压在企业身上，显得“不公平”。
其实，劳动者也有难处——维权成本高。
劳动仲裁要收集证据——我学法律的、只要一开始看觉得单位不规范、就开始悄悄保留证据——比如我在前诉杂志时，因为杂志刊号是河北省某机关报、投资人、租赁刊号是杭州私企老板、杂志办公地点在北京。因为，有些内部往来文件通过传真进行，而我薪酬待遇就是传真过来的，我悄悄把它保留下来。更重要的是工资条、尤其是个税证据，简直无可抵赖！还有杂志版权页上主编刊印的我大名……
八卦一下，当时，在仲裁时，对方诉棍说，我拿出来的杂志是我自己制作的、属于伪证，他们（杂志社）不承认。你说他是不是个傻逼？那个杂志我自己怎么制作？
一审时，他们换了律师，可这哥们对法官说，我在地摊上看到一本杂志上的主编名字跟我的名字一样，我就拿着这个杂志说自己是这家杂志主编，然后跟他们打官司。
此外，无论仲裁还是一二审庭辩，我从来不跟他们废话，不是辩不过他们，而是不想跟他们打嘴仗废话——不理就是最大的蔑视，因为证据充分、官司非赢不可——打嘴仗就是过口瘾，对官司胜败没用处。
但对一般员工而言，如果临时决定维权，搜集证据耗时间，很多人怕麻烦、怕被行业拉黑。就选择忍了——我曾经的媒体二傻同事就“劝诫”我：“如果名声搞臭了将来没有人敢聘用你！”——我当然不会理睬这种傻二同事。
关于我几次维权官司，在本专栏有系列文章，感兴趣可以往前翻阅、但恕不接受相关咨询！
对一般人而言，确实维权门槛高，这反过来又助长了企业违法德性。
在政府方面，有点左右为难，两头都要兼顾，所以执法不会简单一刀切，都是两边劝和，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有个别仲裁机构或仲裁人员是狗婊子养的，会吃好处偏袒企业老板等。
政府的初衷不是单纯“保护劳动者”或者“保护企业”，而是就业稳定、民生保障、产业可持续——你们少添麻烦多交税！
现在看来，由于长期存在执法放任，造成劳动者权益长期受损、社保基金承压、贫富差距拉大、劳资矛盾积累等等，已经带来相应的社会问题，并且守法企业持续被劣币驱逐良币。
可目前的问题是，如果一夜之间全面从严执法：大量薄利小微企业扛不住，集中倒闭，就会直接带来失业，在短期内冲击民生和地方经济。
有鉴于此，所以现实中的执法策略大多是渐进式、整改优先。
日常更多是投诉才处理，很少主动上门全面稽查；有人举报 / 仲裁了才介入。初次发现问题，优先责令限期整改，不一定直接罚款；屡教不改才加重处罚。所以，现阶段可以采取降低社保费率、小微企业税费减免用来对冲合规成本……
有一个很关键的误区需要澄清——一些人把目前的矛盾简化成资本和劳动者对立。
事实上，一些小微企业老板很多本身不是大企业资本，只是小个体户而已。他们有的自己也高强度干活，抗风险能力很弱。所以，劳资矛盾在中小微企业领域很多时候不是“资本家压榨工人”，而是在一块很小的蛋糕里，企业生存和劳动者权益之间抢份额。跟大企业的用工问题不一样（大企业利润池更大，更多是刻意控制人力成本），典型的比如当下著名的星宇股份，压榨员工绝不是因为抗风险能力很弱，而是嗜血贪婪无止境！
【文/陶勇，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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