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埃及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实质是文科高等教育大众化，尽管埃及高等教育普及化与大众化比中国早了近二十年，却没有为埃及培养出大批合格的工程师来发展埃及工业，反而培养了大量失业文科生，他们主要集中在开罗等大城市，就业问题却长期得不到解决，成为无住房、无配偶（无老婆）、无稳定职业的“三无愤青”，成为“网络空谈”、“网络革命”与“街头革命”积极参与者。“网络空谈”到一定程度而失控就会引发“网络革命”，“网络革命”最终转化为现实中2011年“阿拉伯之春”的“街头（或广场）革命”，引发政局与社会的剧烈动荡。所以埃及等中东国家的高等教育结构失衡即害了国家，也害了学生自己，这是我们应当引以为戒的。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各大城市，以文科生为主的年过30岁的“大龄蚁族”正急剧增加，这些“大龄蚁族”中的一部份人就有可能转化为类似埃及的中国版的“三无愤青”，就会给社会治理与社会稳定带来很大麻烦，文科专业大幅减招势在必行。
中国在空谈误国上也应吸取国外教训，埃及人特别是埃及高校培养的过剩文科生也算是空谈误国的典型。今年是“阿拉伯之春”的“街头革命”发生的第十五周年，如今的中国，以“大龄蚁族”为代表的部份文科大学生的就业与生活现状与2011年“阿拉伯之春”之前的埃及文科生有共同之处，现在回顾这段历史也是为从中吸取历史教训，不重蹈埃及覆辙。
一 爱空谈的埃及人
有句阿拉伯俗语说道：什么是好书——开罗人写，大马士革人出版，巴格达人阅读。这句俗语意识是指，开罗人（埃及人）善于提出新思想，有商业头脑的大马士革人靠出版赚钱，而巴格达人热衷于阅读。去过埃及首都开罗的国人都知道，虽说埃及经济落后，但传媒出版业却超前发达，街头上出售报刊杂志品种很多。看来埃及人善于提出新思想不假，但只一味于提出各种新思想、新观点，却不努力付诸实施与行动，那就有空谈误国之嫌。正如法国前总统萨科齐所讽刺那样： 法国思想家放在图书馆那些著作足够我们研究好几个世纪。西方演讲学发展简史根据文字记载提到，最早认识口才价值和意义的并不是后来擅长演讲古希腊人，而是古埃及人, 时间可能要追溯到公元前3000年的时代。大概由于历史与遗传，埃及人的口才不错，不少人都能对国内外政局与时事发表自己的滔滔宏论，本来埃及的“空谈家”就不少，可埃及高校却不断培养出超量的文科“空谈家”，使埃及反受其害。
二 埃及和其它中东国家高等教育失衡现象
在2011年“阿垃伯之春”之前的2010年，在埃及著名的曼苏垃大学，该校的工学院学生人数仅为8100人，医学院为8200人，而文科类商学院却为25500人，艺术学院为19500人，法学院为17000人，教育学院为14000人，仅从这组数据对比中就可发现埃及大学中，文科生与工科学比例失衡非常严重。别以为埃及工科生数量少，素质就一定高，在埃及，高中成绩最好的理科生一般报考医学院，差一些的才进入工学院学工科。
与埃及类似，在中东各国的大学中(伊朗除外)，高等教育失衡现象十分严重，其表现为工科高等教育过于薄弱，工科生招生和就读比例偏低，而文科高等教育则一枝独秀、急剧膨胀，文科生招生和就读比例过高，这可以说是中东各国大学的通病。在中东国家的大学中，文科生比例大概占2/3，在剩下1/3的理工科大学生中，学医的占大头，除去医学、农学、师范、基础科学等专业，学工科的学生仅占在校生人数的10%左右，是绝对的少数派。但并不是少而精，工科生质量也不怎么样。一些曾在中东国家工作过的中国工程师，对与之打过交道的中东国家工程师评价是，除少数工程师外，多数工程师仅勉强合格，部份工程师根本就名不符实，技术素质差，常犯低级技术错误，连一些简单技术问题也搞不明白，不知道这些所谓工程师在学校是如何学的，在工作中是如何混过来的。
奇瑞公司董事长伊同耀介绍说，奇瑞在叙利亚开了一家分公司，当地人对懂技术的中国工程师很崇拜，有一年伊同耀到斜利亚分公司为当地员工进行了一次培训，一年后，伊同耀再次到斜利亚分公司视察工作，发现一年前他讲课时在黑板上写的字竞被当地雇员完整保存下来，伊同耀笑着说，他当时感受到一种像神一样被顶礼膜拜的感觉。
从2011年2月埃及前总统穆巴拉克下台的“阿拉柏之春”到如今的“阿拉柏之冬”以及叙利亚难民危机，中东地区不少伊斯兰（又称穆斯林）国家陷入经济停滞、恐怖盛行、战乱频发与社会动荡的困境之中，而始于今年2月28日的美以伊战争又以雪上加霜方式进一步加剧了这些国家的困境，除了以石油为代表的资源类产品，中东地区伊斯兰国家没有多少有竞争力的工业品出口。
中东地区伊斯兰国家陷入困境既有外因更有内因，纵观世界，除伊朗之外，众多的伊斯兰国家中没有一个工业、科技强国，连二流的准强国也没有，众多伊斯兰国家在工业、科技上均难有作为。中东国家自己的技术不行、工程师不行，那就只能依赖别国的技术、产品，只能靠出口石油来换回自己所需的工业制成品，这充分表明工科教育薄弱是中东各国的共同软肋。其一是国家层面上对工科教育重视不够。其二，由于伊斯兰宗教对现代科技有一定的抵触性，即你接受现代科技，就必须放弃自己信奉的一些宗教教义，致使不少学生不愿读工科。三是自身素质问题。中东多数国家是二战后独立的，这些国家原住民不少是沙漠游牧民族，其领导人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易。原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出访时，宁肯住在自己搭建的大帐，也不愿住豪华酒店。从世界范围来看，农耕比游牧更复杂，农耕技术要求更高，因此，农耕民族智商要更高一筹。尽管这些中东国家可依靠石油财富一步跨入现代社会，但其游牧民族本性决定了其接受高深工科教育会感到困难和不适应，对工科有一定的抵触和畏惧心理。
学习工科的人要经过严格的科学训练——科学思维、科学实验、科学研究。学工科的人往往有这样一些特点：一是非常重视可操作性，光吹牛是不行的，要把东西做出来；二是非常重视工艺水平，只把东西做出来还不行，还要把东西做漂亮，才能得到同行的认可。因此，工科好学难混，数理逻辑是最严谨的，稀里糊涂是混不出来的。这种严谨、求实、精细、踏实的作风和习惯，从校园带到社会，会影响人的一生。凡有工科学业背景和技术工作背景的人，一般都崇尚实干，不爱空谈。对比之下，那些热衷于空谈却不爱实干的人中，以学文科居多，中今中外都是如此。
单就埃及人来说，不愿读工科也是有原因的，因为读工科、当工程师，搞技术工作是无法靠空谈解决问题的，搞技术钉是钉、铆是铆，不行就是不行，无法不懂装懂。从时间跨度上来看，从一名工科毕业生到成长为一名合格工程师，最少也得七、八年，“十年磨一剑”是最起码的时间跨度，这是由工科技术人才培养成长规律所决定的。“十年磨一剑”要求青年学子必需得摒弃浮躁心理，耐得住寂寞，得脚踏实地，甘坐冷板凳，得长期刻苦钻研，以积累宝贵的技术经验，这显然与埃及人热衷于“空谈”的民族性格有些不符。对比之下，文科人才是典型的“速成”人才，毕业后能在短时间内胜任工作，如一位新闻专业毕业生马上就能以实习记者身份去釆访，不管新闻写的好不好，肯定能写出来。对埃及人来说，与其选择又苦又累，难以“空谈”的工科专业，不如选择“速成”的文科专业，既轻松好学，还可以随心所欲进行“空谈”
三三大支柱产业为何解决不了埃及的就业问题
在2011年“阿拉柏之春”发生之前的埃及是个落后的工业国，称之为农业国也并不为过，工业仅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5%，埃及工业以附加值偏低的纺织业、食品加工等轻工业为主，工业从业人员仅400万人，仅占全国就业总数的20%，如此小规模的工业为埃及提供的就业岗位明显偏少。而埃及工业发展缓慢，技术落后，提供就业机会少，是与埃及人热衷于空谈所导致的工程师数量少、水平低密切相关。
埃及经济有所谓三大支柱产业，即苏伊士运河收费、侨汇、旅游业。苏伊士运河收费一年有50多亿美元，埃及侨汇是埃及人出国到中东石油富国打工所挣外汇，这两项外汇收入虽能给埃业创造一定就业机会，但数量有限。凭借金字塔的金字招牌，埃及旅游业可谓一枝独秀式的“超发达”，全国直接间接以旅游业为生的人多达就业人口的四分之一，是埃及容纳就业人数最多的头号经济支柱。如果埃及类似于巴林、卡塔尔、阿联酋那样的中东小国，如果埃及是个仅一、两千万人的人口小国，那么这三大支柱产业是可以为埃及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偏偏埃及是中东首屈一指的人口大国，在2011年“阿拉柏之春”爆发之前，其人口多达8000多万，其人口高出生率长期居高不下(目前人口已超1亿大关)，所以这三大支柱产业不可能为埃及不断增加的失业青年与青年大学生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而埃及的薄弱的工业连三大经济支柱都排不上，顶多是“老四”，也不可能为失业青年与青年大学生提供足够的就业岗位，他们没有工作，没有前途，不上街“闹革命”才怪。
埃及等中东国家教训表明，一个国家没有一个强大的工科高等教育体系，没有培养出大批一流工程师，就不可能建成一个先进、庞大的工业体系并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落后工科教育拖了埃及等中东国家工业的后腿。而学工科、干工业没有任何捷径可走，最忌讳空谈，必须认认真真的学，脚踏实地的干，唯有实干才能“兴工”，否则就可能重蹈埃及等中东国家的覆辙。
四 失业文科生为何成为“网上空谈”与“网络革命”的积极参与者
坦率地讲，尽管埃及经济实力远不如中国，但在免费教育上埃及做得比中国好。埃及一直实行从小学到大学的免费教育，依靠大学免费教育，埃及早在上世纪八十年初就实现了高等教育普及化与大众化，而中国是在1999年高校扩招后才逐步实行高等教育大众化。但埃及高等教育大众化实质上却是文科高等教育大众化，尽管埃及高等教育大众化比中国早了近二十年，却没有为埃及培养出大批合格的工程师来发展埃及工业，反而为“网络革命”提供了大量的失业文科大学生。
埃及的一组数据反映出了中东国家动荡之源的一个通病在那里，在2010年8000多万人口的埃及，30岁以下的年轻人占了2／3，而30岁以下的年轻人中，九成没有稳定工作，近半数人没有结婚，其中失业文科生占相当比例。与中国类似，埃及来自农村与小城镇文科生毕业后不大可能回自己家乡，主要滞留在大中城市，然而埃及大中城市又不能给这些文科大学生提供多少就业机会。同时2010年埃及人口城市化比例比我国还高，达到70%，仅首都开罗人口就集中全国人口六分之一。这也就意味着失业文科生主要集中在开罗等大城市，他们的就业问题得不到解决，成为无住房、无配偶（无老婆）、无稳定职业的“三无青年”。
在埃及，不少过三十的“三无青年”仍无法结婚成家，也不会拥有自己的后代，这在特别重视传宗接代的伊斯兰国家必然被人歧视和耻笑，他们就会在社会的巨大压力下，很轻易地变成了愤怒的“叛逆一代” ，通俗的讲，成为中国人所说“愤青”，埃及这些“三无愤青”走上街头闹事是必然的。
当然，埃及的“三无愤青”既有普通民众，也有失业文科生，对现实最不满的自然是受过高等教育失业文科生，他们就利用网络平台发泄自己不满。过去埃及人“空谈”途径主要是面对面交流与纸质媒体的报道，受众范围与人数均很有限，而网络平台极大扩展了受众范围与人数，这也许可称之“网上空谈”，但其影响和范围不知比传统媒体大多少倍。
埃及不少失业文科生无所事事，有的是上网时间，于是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 埃及数量庞大的失业文科生通过“网上空谈”，利用互联网“脸谱”、 “推特” 等“网络2.0”技术兴风作浪，掀起一场“网络革命”，即在网上联络、组织和煽动更多的人走上街头与广场“闹革命” 。在埃及变局中，“脸谱”网站成为青年人发动倡议和组织抗议活动的一个重要平台。而2011年起源于埃及的政局、社会动荡，之所以在整个中东地区形成了“多米诺骨牌效应”的“阿拉伯之春”，一个很重要原因在于互联网的广泛应用，“网上空谈”与“网络革命” 推波助澜成了2011年“阿拉伯之春”及随后“穆兄会”推出的穆尔西总统下台的重要推手。
2008年，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就向白宫提交过《中东青年膨胀：机遇还是挑战》等报告，建议美国利用中东国家的“青年膨胀”问题，重新塑造中东青年的政治观、社会观和价值观，将“网络与青年的结合”转变为一支促进中东国家变化的巧力量，加速中东地区向“民主和自由”转变。
实事证明，埃及及其它中东国家大量失业文科大学生是中东“网络空谈”与“网络革命”最积极的参与者及组织者，“网络空谈”到一定程度而失控就会引发“网络革命”，“网络革命”最终转化为现实中“街头（或广场）革命”，引发政局与社会的剧烈动荡。所以埃及等中东国家的高等教育失衡即害了国家，也害了学生自己，这是我们应当引以为戒的。
五 谨防中国的“大龄蚁族”演变为中国版的“三无愤青”
其实在中国也存在类似埃及的文科高等教育过度膨胀所导致的文科生就业难的问题，文科扩招不需要配备昂贵的实验设备，培养成本低，招几个老师，找几间教室就可开课，于是自1999年高校扩招来，经管、金融、法律、新闻、英语、艺术、播音主持等热门文科扩招幅度达十多倍甚至更多，中国高等教育大跃进成了文科大跃进，社会那容纳得了如此天量的文科生，文科生就业难是必然的。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原院长胡瑞文牵头进行的一项国家级课题“大众化阶段的毕业生供求状况与高等教育转型发展”显示，1998年全国高校开设新闻系的仅有70余所，总招生人数是5920人。但是到了2010年，全国已有500多所学校开设新闻系，招生人数达75000人。中国的新闻媒体岗位有多少？2000年，新闻记者14万人，播音主持7万人，两者总计21万人；2010年记者19万人，播音主持减少到5.6万人，两者总计24.6万人。这也就意味着，十年时间，传媒岗位增加不到4万人，平均每年增加不过4千人，可2010年大学新闻系招生人数却比1998年增加了12倍。当毕业生带着满腔的新闻理想推开校门走出社会时，马上会发现，等待他们的不是无冕之王的位置，而是残酷的就业冬天。很难进入到正规的新闻单位，陷入毕业即失业的困境中。
文科生是与社会和人打交道，较之于与数字、公式、图表、机器打交道工科生，文科生更有思想、更激进，更不能忍受社会的不公平。从某种意义上说，文科生个个都是“思想家”，人人都爱高谈阔论。对中国那些就业难的文科生，或“蚁族” 之类低薪不稳定岗位的文科生而言，他们对社会不满情绪正日益增长，虽不至于像埃及等中东国家失业文科生去积极组织“网络革命”，但互联网是他们最重要言论平台，他们会充分利用网络平台进行“网上空谈”，以各种方式发泄对社会的不满，网络上激进的网贴、留言、微博、博客等大都出自于擅长思考与写作的文科生，有些激进的网上言论明显是造谣惑众，蛊惑视听，这势必危及社会稳定。
蚁族是网络流行语，指低收入聚居群体。该词源自西方媒体对日本终身雇佣制下工薪阶层的描述，后在中国语境中专指居住条件差、收入低且多从事临时性工作的大学毕业生等，包含市民蚁族、农工蚁族等类型。蚁族得名于蚂蚁群居、勤劳弱小的生物特征，具有高智、弱小、群居属性。主要聚居于城乡结合部或近郊农村，常从事保险推销、电子器材销售等工作，平均月收入低于三千元，绝大多数无“三险”和劳动合同。2009年学者廉思首次提出中国蚁族概念。随城市化及高等教育改革，群体规模扩大，北京、上海等地有“京蚁”“沪蚁”等地域称呼。
相关调查材料显示，中国所谓“蚁族”大学生大都是学供大于求的文科专业，对这些就业难的文科生来说，找不到相对稳定、薪酬合理的工作岗位那就只好先当“蚁族” 作为人生的“起步” 。“蚁族”不仅大量存在于北京，而且是遍布全国各大城市，如上海的“沪蚁”、武汉的“江蚁”、成都的“蓉蚁”、重庆的“山蚁”等，全国天量的“蚁族”们靠低薪养活自己还勉强可以，但难以买房成家。所以“蚁族”只能是大学毕业生的一个过渡阶段，不能永远当“蚁族”。30岁是“蚁族”们最重要的年龄“门槛” ，如果本人年满30岁仍未摆脱“蚁族” 的命运，还是所谓无老婆（配偶）、无住房、无稳定工作的中国版的“三无愤青”，其前景堪忧。这不仅让父母操心，而且本人也会怨天忧人。值得注意的是，在各大城市，以文科生为主的年过30岁的“大龄蚁族” 正急剧增加，如果是女性“大龄蚁族”，在大中城市安家要容易些，形象讲，女性在大中城市安家只须“一张床”！而男性“大龄蚁族” 在大中城市安家要准备“一套房”，如今大中城市房价虽有明显回落，但对不少男性“大龄蚁族”来说，还是买不得，还得继续租房，这成了他们择偶的最大障碍，这些购房与择偶无望的男性“大龄蚁族”中的一部份人就有可能转化为类似埃及的中国版的“三无愤青”，就会给社会治理与社会稳定带来很大麻烦。
所以，文科生就业难比理工科就业难更麻烦，更不利社会治理。既然不能解决文科生就业难，文科专业就不能盲目扩招而应适当“减招”，这不仅能避免人为加剧文科生就业难问题，还能节省教育经费，有利于社会治理与社会稳定。
最近项立刚、汤家凤、吴铭等知名网友均对法学、金融学、美术等文科高等教育存在的严重问题进行了严厉批判，笔者对文科高等教育问题开出的“药方”是高校文科有必要停招整改（参见笔者4月8日红歌会芝加哥男孩 、美国《思想殖民》危害与文科停招整改”），即使暂不“停招整改”，也必须大幅减招。
六通过紧缺工科专业的大扩招所产生的“工科人口红利”能直接、间接带动更多文科生就业
中国雄居世界第一的庞大工科教育规模是中国的强项与优势，这使中国收获了丰厚的“工科人口红利”(注：由于工程师基本上是学工科的，所以“工科人口红利”也可称之为“工程师红利”)。与埃及薄弱工科教育不会产生多少“工科人口红利”形成鲜明对的是，中国则可靠发挥“工科人口红利”的巨大优势来破解文科生就业难题，来为文科生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应该说这方面潜力巨大，急亟高校系统与用人单位共同深入挖掘。
“工科人口红利”产生的前题是工科生必须有业可就、有活可干，所以“工科人口红利”的多少是与工科生就业率成正比，越是容易就业的工科专业毕业生所能产生的“工科人口红利”必然越多。特别是艰苦工科专业(如传统的地、矿、油、核等专业)；培着“一专一能”专才型工程师的特色工业专业(如轴承等)，这两大类工科生就业率几乎是100%。一个常识是物(人才)以稀为贵，越供不应求的领域发展潜力越大，所蕴藏的“潜在红利”越多，所以这两类艰苦、紧缺工科专业理应作为工科专业扩招的重点。
国内外相关研究均表明，一个工科生就业后能以产业链、就业链方式来直接、间接带动3个以上文科生就业。如比亚迪工程师平均月薪为1.1万，这在如今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应是不错收入，而高科技的华为，有21万个高薪岗位（华为平均月工资2.5万元）。无论是比亚迪，还是华为，其大量的高薪岗位对当地服务业与文科生就业带动作用之大可想而知。
不久前，比亚迪老总王传福提出：比亚迪现有6万工程师，但数量远远不够，每年都从名校大量招聘工科毕业生来培养，未来将把工程师数量增加到20万以上。从汽车产业链角度分析，这20万工程师(工科生)主要集中在汽车产业链上游即汽车制造上，看似文科生就业占比不高，但在汽车产业链的中游与下游，文科生就业人数会多得多，在全世界几个汽车产业大国中，整个汽车产业链就业人数相当于该国就业总人数占比10%，是就业人数最多产业。以此来看，将来比亚迪把工程师数量增加到20万以上。即使按最低比例1比3计算，至少能为文科生创造60万以上直接与间接就业岗位，这可是一个极为可观的数字。再把国内其它汽车企业在产业链中、下游为文科生所创造的就业岗位计算在内，少说也在一千万以上，所以文科生真得感谢汽车产业大发展给自己带来的就业机会。这恰恰是给文科生自己创造就业机会，众多的文科生也将从中受益。
工科生、工程师如何以间接方式来为文科生创造就业机会？华为与苹果手机是两个典型，几年前，苹果手机中来自中国配套元器件占比例高达50%以上，且苹果手机主要在中国组装，苹果手机产业链的大头在中国，确实为中国创造了不少就业机会。但自中美关系严重恶化后，苹果“站队”美国，大幅削减对物美价廉的中国配套元器件采购比例，目前己降至不足10%。而釆购自美国的配套元器件占比迅速提升到30%以上。美国人工费用昂贵，如果你现在买一台苹果新手机也等于间接供养美国高薪工程师。网上一个说法，“阿三”组装的充满咖喱味的印产苹果手机因西方拒收而“特供”中国，虽苹果对此否认，但大家可以去联想，你买苹果手机，还得间接供养“阿三”，是否有点恶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华为新手机从硬件到软件是几乎100%中国货，其产业链是100%在中国，对每个消费者来说，你每买一部华为手机，就是间接供养华为手机产业链的高薪工程师与招聘更多的高薪工程师，这些高薪工程师又能带动服务业与文科生就业，这就是利已利国的“就业内循环”。
据笔者观察，一般而言，由于文科大学生对技术是外行，或对技术的了解有限，所以文科生创业项目大都集中在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的生活服务业领域如衣、食、住、行、吃、喝、玩、乐等。而这些创业项目正因为其技术门槛较低，有资金就可进入，创业者进入容易，但由于创业者过多，市场接近饱和，创业成功难度较大，失败率较高。而工科大学生则发挥专业所长，多选择技术项目（如某项发明）来创业，由于其创业的技术门槛高，竞争者少，更易取得成功。其实苹果电脑创始人乔布斯、微软的比尔·盖茨，均是靠技术创业项目取得成功的，苹果、微软的创业成功是众所周知的，也就是说工科生能通过创办苹果、微软这样的技术型企业，来为文科生创造不少直接、间接就业机会，这也算是文科生依附工科生就业的一个典型。
七 依靠工科生、工程师做大“蛋糕” 靠“以工带文”就业模式来带动文科生就业
从生活常识来看，如果没有“做蛋糕”师博的辛勤劳动，那么负责“分（卖）蛋糕”的售货员将无蛋糕可分、无蛋糕可卖。从这个角度讲，“分（卖）蛋糕”的售货员是依附于做蛋糕的师傅而生存的，那么只有“做蛋糕”的师傅增多了，才需要更多的售货员去“分（卖）蛋糕”。因此，售货员的就业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做蛋糕”的师傅的数量与努力程度，“做蛋糕”师傅的数量越多，所需要的售货员越多，为售货员创造的就业机会越多。所以要鼓励更多的人去“做蛋糕”，努力增加“做蛋糕”师傅的数量，这样才能给依附于“做蛋糕”师傅而谋生的售货员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这就是靠增加“做蛋糕”师傅数量的来带动售货员岗位的增长与就业。
文科生就业难有一个被忽现的重要原因，那就是文科生就业与“分（卖）蛋糕”的售货员类似，具有较大依附性。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文科生就业都具有依附性，但相当部份文科生就业具有依附性特点。工科生(工程师)工作性质是通过技术创新与应用来做大(“工科人口红利”或财富)“蛋榚”，而文科生工作性质大都是侧重于如何分“蛋榚”。只有工科生通过技术运用与创新做出、做大（财富）“蛋榚”，文科生才有“蛋榚”可分，文科生才可通过“分蛋榚”方式创造就业机会。这就是以“做蛋糕”工科生数量的增长来带动“分蛋榚”文科生就业数量的增长，这可简称为“以工带文”就业模式，比亚迪新能源汽车与华为新手机是“以工带文”就业模式的典型，全国少说有上百万文科生依附这两家企业的产业链而就业。
笔者在2025年5月16日红歌会“中国造船业应对特朗普打压与新增百万就业岗位新思路”一文中曾分析了中国造船业如何通过“以工带文”就业模式来为文科生创造大量就业机会。如中国造船业非常繁荣，不少造船厂订单排到2030年，但所有造船厂不愁订单却愁人才，全行业技术人才缺口在30万以上，假如中国造船业能设法弥补这个巨大人口缺口，相信造船业完全可通过“以工带文”就业模式来为文科生创造大量就业机会。
现在我国造船等部份传统工科专业毕业生供不应求，地、矿、油等艰苦工科专业毕业生更紧缺，大量“做蛋榚”性质工科生岗位虚位以待，那就无法为依附性质文科生创造更多的直接与间接就业机会，这是导致文科生就业难一个重要原因。所以缓解我国失业文科生“膨胀”的新思路是大力推行“以工带文”的新就业模式，通过强化工科教育，培养出更多合格工科生来满足工业企业用人需求。
从性别角度讲，学工科以男生为主，学文科以女生为主，通过对紧缺工科专业(如造船)的“工科男”的扩招有助于以“以工带文”的新就业模式来为“文科女”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所以扩招也要有性别意识，与其过度扩招毕业即失业的“文科女”(其中不少人因此成为“大龄剩女”)，倒不如扩招紧缺工科专业的“工科男”，以缓解“文科女”就业压力，也有助于减少“大龄剩女”。
但“以工带文”就业模式的实现存在一个严重障碍，浮躁心理严重的城市考生特别是独生子女丧失了对造船等传统工科专业兴趣，他们只对大有“钱途”、能迅速出名得利的“分蛋糕”性质热门文科（如金融、播音主持）感兴趣。所以强化工科教育只能寄希望于“不挑食”与踏实肯干的农村寒门学子，这就需要釆用笔者在（可参考笔者2023年6月9日红歌会“以免费工科生来破解农村学子上学与就业难题）一文中主张，以“免费工科生”来吸引全国优秀考生特别是农村寒门学子勇跃报考相对冷门却是国家急需的造船等工科专业，这才有助于靠寒门学子的“做蛋糕”来缓解失业文科生“膨胀”现象。
如果不少工业行业的“工程师荒”、 “工科生荒”能得到缓解，有了充足技术人才支撑，可以相信我国工业企业在技术创新、产品研发、提高质量、降低消耗上将做得更好，企业将因此发展得更快更好，相应企业需要招聘更多的大学生，其中也包括一些文科大学生。此外工科生一旦就业就可通过增加其衣、食、住、行等消费与服务开支为其它人创造间接就业机会，而技术门槛较低的服务业更适合文科生，这就是以“以工带文”的新就业模式来为服务业领域文科生创造间接就业机会。
从发生于2011年“阿拉伯之春”到延续至今的埃及经济困境，充分证明了10月1日红歌会(转载昆仑策)“周忠：农业工业是根本，三产是补充”一文的观点的正确性，即农业工业才是实体经济核心与重中之重，作为补充性质的三产(服务业)绝不能喧宾夺主。但事到如今，一些地方政府仍无视“农业工业是根本，三产是补充”，而是反其道而行之，企图以三产(服务业)来带动经济发展，而埃及则是这方面的国外负面典型，我们也应吸取教训，绝不能重蹈埃及覆辙与被漏洞百出的西方经济学所忽悠。
笔者所主张的“以工带文”新就业模式的实质，就是以工业及农业带动三产(服务业)的发展并为文科生创造大量就业机会，而埃及在萨达特与穆巴拉克总统时期反其道行之，企图绕过费时耗力的工业化阶段，企图以旅游业为代表的三产(服务业)来拉动本国经济的发展，结果不仅不能给本国过剩文科生创造足够就业岗位，反而弄出一个“阿拉伯之春”，曾经显赫一时的穆巴拉克总统也因此而被迫下台。赛西总统上台后，开始从中吸取教训，积极推进埃及工业化进程。
据埃及官方媒体《消息报》报道，2019年11月，埃及政府提出的“埃及制造2030”，埃及政府决定2020年是埃及的工业发展年，并计划从2020年到2030年的十年间，要使埃及成为世界主要大国中的工业强国。埃及国家规划院研究员希柏·贾迈勒表示，此次埃及政府提出的“埃及制造2030”发展目标同“中国制造2025”有很大的相似之处，埃及应该向中国“取经”，借助“一带一路”倡议使中国先进企业把技术和经验带到埃及，助推埃及实现工业复兴。
但发展工业，工科人才培养要先行，但爱空谈的埃及人并不爱读工科与当工程师，这成了埃及工业化一大障碍。但转机来了，自“一带一路”倡议后，埃及政府积极响应，且埃及政府比较守信，两国政府签订的有关“一带一路”合作协议基本上能落实，中资企业投资埃及积极性较高，大量中国工程师涌入埃及传帮带埃及工程师与技术工人，中资企业及中国工程师成为推动埃及工业化的主力军。埃及大学生均以到中资企业就业为荣，中资企业也为缓解埃及大学生就业难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典型的互利共赢模式。埃及人虽说没看过红歌会10月1日“周忠：农业工业是根本，三产是补充”一文，但埃及这些年实际就是按此文观点来发碾本国经济，埃及领导人“知错就改”对中国盲目发展三产的地方政府也是一种启示与借鉴！
(作者电子信箱：[email protected] )
【文/刘云，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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