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本文原载《世界报外交版》英文版2026年9月号。作者是白俄罗斯批评家、作家，长期关注人工智能与数字治理问题。
文章指出，AI不只抢饭碗、分蛋糕，更关键的是，我们每个人在一次次“提示词反抗”中积累出来的经验、技巧和办法，到底是被资本圈走、变成别人的财产，还是能被保存下来，变成大家都能拥有的集体能力。
莫罗佐夫认为，左翼过去主要盯着分配问题，很少问“人们能变成什么”。资本把沉积在AI里的能力圈成私产、向上积累；AI社会主义则要把这些能力通过公共机构返还社会，让遇到同样麻烦的人，不必从零开始。
文章转自“实验主义治理”公众号。感谢各方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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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与左翼
文｜叶夫根尼·莫罗佐夫（Evgeny Morozov）
2024 年 7 月，在英格兰兰开夏郡小镇奥姆斯柯克（Ormskirk），一家英国停车执法公司Parkingeye向37岁的厨师洛伦·科尔（Loren Cole）开出60英镑罚单。科尔借助ChatGPT提出异议，最终在法庭上击败了这家公司，并要求其支付自己的时间成本——最终连本带息拿走了462英镑。
兰开夏曾是马克思笔下的棉花之乡；正是在这里，工人第一次把自己的技艺“沉积”进机器，随后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它作为异己力量返回自身。两个世纪之后，一个人工智能模型——一台在人类积累的全部知识上训练出来的机器——帮助一个人从另一种琐碎权力手中夺回了自己生活的一小块。
1945年英国兰开夏郡棉纺厂的工人正在操作纺织机器
科尔是影子大军中的一员：与缺席房东斗争的租户、对抗官僚机构的移民、挑战保险公司的医疗患者。这当然不是革命政治。但若全然嗤之以鼻，也是一种错误。
许多左翼人士已经下了判决：AI意味着全球范围的剽窃、气候灾难和投机泡沫——必须抵制、暂停并将其社会化。他们看不到的是，AI也是左翼迄今获得的最大机会。
威胁显而易见：AI提供了一种无摩擦的合成能动性，用一句“今天还能为您做些什么？”安抚一切革命冲动。但如果左翼把AI的吸引力斥为虚假意识，那无异于提前写下自己的讣告。倘若压迫可以一次一条提示词地加以挑战，人们为什么还要理会左翼？
可惜，“ChatGPT 同志”也是个告密者。科尔战胜Parkingeye的案件，几乎肯定成了AI模型的养料：就像旧兰开夏的方式一样，是一种沉积。模型继承了科尔的机巧并将其复利化。可他的邻居什么也继承不到；他们那些“提示词反抗”必须从零开始。
新的社会主义问题是：沉积在生成式AI中的知识，能否被转化为集体能力，而不是消失在专有金库里？
社会主义一向把自己呈现为资本主义最敏锐的阐释者，极其认真地对待资产阶级关于自由的承诺。19世纪的社会主义者看到，资本主义正在紧锁的门后准备一场宴会。他们认为自己的任务是拆门，而不是抵制宴会。进门之后，则要揭露资本主义无法像它宣称的那样供应足够多的餐食。这一路径建立在一个后来被遗忘的重要前提上：你必须用今天菜单上的缺口去质询资本主义，而不是拿你想象中的未来菜单去质询。
今天的左翼仍紧抓着旧承诺——自由、博爱、正义——但资本主义当前的菜单以另一道菜为中心：行动、制造与学习的能力。旧的新教契约许诺“现在服从机器，日后换来自由”AI则许诺“通过机器立刻获得自由”，自此刻便开始。
左翼之所以忽视这个机会，是因为它对劳动的理解太狭隘。它执着于岗位、工资、去技能化与议价能力，把AI主要视为老一套劳资争议的又一集。然而它自身的传统中包含一个更宽泛的劳动概念：除了为资本家工作之外，劳动也指作为创造能力的人类活动，沉积进工具、词语、规则与文化之中。
通往解放的道路由此分作两条。一条问“谁得到什么”——分配的政治（distribution politics）；另一条问“人们得以成为什么”——继承的政治（inheritance politics）。前者试图在工资、工时与谈判等熟悉地形上把劳动从资本中解放出来；后者则要通过增强我们行动的能力（尤其是通过物、通过技术）把人类活动从价值律的专断中解放出来。之所以叫继承，是因为沉积下来的力量会比沉积者活得更久：它们像遗产一样积累，而政治决定了遗嘱上写了谁的名字。
一个世纪以来，左翼优先处理分配问题，把《共产党宣言》中“每个人的自由发展”降格为次要角色。AI则是它以扭曲形式回归：那个关于增强人类能力的旧梦，如今由资本大规模、按资本的条件交付。
出乎意料的是，AI正在复活古老的马克思主义问题。一旦我们的力量被寄存进物之中，它们会变成什么？又必须由谁来组织、并把它们带回家？
《共产党宣言》1848年德文第1版封面
追随黑格尔，马克思把这段旅程的外向半程命名为“对象化”。劳动就是把自己外化：人的能力体现于物，而人也通过自己所造之物造就自身。这些能力可以通过成为工具、知识和文化而获得物质自主性；也可能导致形式自主性，使制造者被迫把它们当作异己力量来面对。差别在于可称为“返程”的东西：把同一种能力带回到其制造者身边的关系。
它们从不安分。进入物中的东西会返回社会生活。问题在于，在资本之下，它以退化形式返回。在市场上，人的能力作为商品返回；在生产中，它们作为必须执行的命令返回。于是，在泰勒制之下，秒表从工人身上抽取出默会知识，再以操作规程的形式返还给他们。
AI是这一故事的新变体。AI返还的不是商品或指令，而是能力本身：建议、语言、策略、判断、主动性。然而，在资本之下，这些额外能力生而畸形：被圈作财产，与作者、语境和义务相分离，再由机器所有者租还给生产者。
可是，这笔存款还能以别的方式返还给创造者吗？马克思帮不上太多忙。他对去程的解剖——活生生的活动如何被泵入物件与机器——无可挑剔，但他没有思考返程。
他的继承者接过了这个问题。苏联活动论者如维果茨基与列昂节夫把“占有”当作发展的引擎：每个孩子都继承先辈留在工具和词语中的力量。德国批判心理学走得更远：对克劳斯·霍尔茨坎普而言，学习的终极奖赏是Handlungsfähigkeit——扩展了的行动能力。在巴西，保罗·弗莱雷谈到从农民生活中收获一种“生成性”词汇，并将其作为政治工具返还给他们。
遗憾的是，他们都没有能力把返还机制锚定在政治经济学之中。
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1921年9月19日－1997年5月2日）
这才是左翼真正的任务——而迄今为止它一直在拒绝。左翼政党和运动更热衷于给未来划区，而不是认领未来；他们要的仍是老一套：税收、监管和暂停AI。他们始终忽略关键问题：沉积在这些系统中的力量，是作为集体的、持久的、可修订的能力返还给其制造者，还是向上积累、被平台俘获？
看看围绕“AI 红利”的提案吧，其中最大胆的是伯尼·桑德斯的方案：设立一个持有大型AI公司股权的主权财富基金。这都很好，但公民与机器之间的关系将原封未动。洛伦·科尔也许会变得更富有，但他仍然只在独自作战。
第二次解放——建立在继承之上，如今却被埋在文化、教育甚至福利之下——存留在几处沉积物中，有的很浅，有的几乎触不可及。要找到它，我们必须研究三个来源：战后瑞典、都灵工厂，以及一部未被翻译的巴西手稿。每处都提供了其他来源所缺的东西：瑞典提供了形成一个阶级的制度；都灵提供了撬开工人“不知道自己知道”之知的方法；巴西则提供了把沉积与返还连成回环的理论。
20世纪90年代，一个老社会主义问题曾短暂再次出现，随后又消失。历史学家珍妮·安德森解释说，在那些令人作呕的关于“知识经济”的辩论中，瑞典和英国“第三条道路”的支持者使用了两幅相互竞争的图像：在图书馆——瑞典的首选隐喻——知识是一种越分享越增长的民主善；在作坊——新工党的图像——知识则是储存在个人手中并在市场上出售的商品。
然而在竞争背后，安德森发现了趋同。在实践中，两党都悄悄放弃了社会民主主义社会化资本的创始抱负。相反，它们掌握了“把社会资本化”这门反向艺术：好奇心、创造力、信任乃至文化本身，都被重新归档为人力资本。图书馆很快不过成了作坊的附属建筑。
这两个隐喻比继承它们的政党更古老，也并非一开始就是对手。在工人运动还拥有可委托的国家之前，它自建文化机器：学习小组、工人图书馆、人民之家——减去市场那一套的人力资本。
这种文化在瑞典尤其兴盛，而瑞典语本身也提供了一个颇具意味的区分：以实践和职业能力为导向的教育称为utbildning，而bildning则指向人的自我塑造与精神成长。几个世纪以来，后者一直主要是贵族阶层的特权。后来，民众教育运动冲破了这一壁垒，高举folkbildning——“民众自我教育”——的旗帜。
瑞典工人教育协会学习小组
它绝不仅仅是一个冠以宏大名义的读书会。它教会工人理解并辨识社会中的结构性权力，使他们有能力质疑乃至改变这些权力结构。整个教育体系由参与者自己组织和运作，并在一种平等主义的理念下，将图书馆式的知识学习与作坊式的实践劳动置于同一空间之中。
然而渐渐地，运动放弃了这一使命，将其外包给国家。几十年后，瑞典社会民主党才意识到错误，并在1990年宣言中承认：不断扩张的国家已经“挤出”了旧有的原则……训练曾经是一种权力杠杆，如今不过是一项公共服务。慢慢地，“人们可能成为什么”这个问题从议程上消失了。
如果说瑞典的民众教育教会一个阶级解码权力，那么都灵则教会它就在自由与必然猛烈相撞之处破译伤害。这个传统更真实的激进主义埋得更深，这意味着要钻入描述20世纪60年代都灵工厂状况的晦涩意大利期刊。
1964年，意大利都灵菲亚特米拉菲奥里工厂的汽车装配线
伊瓦尔·奥多内曾是一名游击队员，也是伊塔洛·卡尔维诺第一部小说中一个人物的原型。他是菲亚特的一名厂医。工人常带着一个阴郁的要求来找他：“告诉我怎样病得更快，好让我逃离这个有毒的地方。”工会只是在给痛苦定价；依赖公司医生的他们，围绕有条件的“有害津贴”讨价还价。奥多内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方法。在工人帮助下，他编目了工厂里一切可能损害健康或造成伤害的东西：烟雾、粉尘、机器……
然而最难提取的情报，是工人断然否认自己拥有的知识。当被询问时，他们只会复述公司规程，遗漏那些真正让他们撑过一个班次的、没有成文的动作。奥多内的办法是istruzione al sosia（对“替身”的教导）。他告诉他们：想象明天必须有另一个人来做你的工作。你需要教给他什么，才能让他在岗位上做得天衣无缝、没人发现调换？
在这个前提下，工人们说出了任何手册都不曾包含的技巧、时机和不成文规则。当请第一名工人评价这个练习时，他说自己没有学到新东西，除了也许——他知道自己知道一些此前不知道自己知道的东西。而他对工作的理解已经改变……
这一切最终被浓缩进一本薄薄的小册子《工作环境》（L’ambiente di lavoro）。原本产生于某一家工厂的地方性知识，由此被提炼为一种可以广泛应用的方法。斗争也取得了实际成果：职业健康风险首先被写入劳动合同，随后又进入相关立法，并最终推动了1978年意大利国民医疗服务体系的建立。原本被视为个人遭遇的疾病与痛苦，开始成为可以共同确认的事实；而这些共同确认的事实，又进一步转化为法律。在那段短暂而充满活力的时期，工人的工作台与知识生产的档案室仿佛被置于了同一个空间之中。
1962年，意大利都灵菲亚特米拉菲奥里工厂外的罢工工人
别处却并非如此。实践中，图书馆和作坊从不是知识的单纯隐喻；它们召唤的是两种解放形态，只是分处不同屋顶。分配管理作坊，那里劳动与必然讨价还价；继承掌管图书馆，那里人们为自由而接受训练。至少直到所有人——包括左翼——都屈从于知识经济的塞壬之歌。正如安德森的历史所示，这似乎提供了一个调和必然与自由的机会。但受益者是谁？
瑞典的变化更为渐进。到了20世纪90年代，社会民主党一面继续赞美bildning所代表的自我塑造与公共教养，一面却逐渐掏空了这一概念的内涵，把它同“就业能力”（employability）和能够在市场上兑现的技能混为一谈。在英国，新工党的做法则更为直接：它最终拆掉了“图书馆”，只留下“作坊”。对于一个越来越把知识视为商品、把人理解为“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的政党而言，这种结果并不令人意外。
到了硅谷，这场“拆除”却以“重新整合”的面貌出现。它的奠基性文本《全球概览》（Whole Earth Catalog）把自己呈现为一座收藏着各种工具与实践知识的“图书馆”；而亚马逊这个后来覆盖全球的巨大“作坊”，最初也不过是一家网上书店。苹果公司的起点——乔布斯在帕洛阿尔托的那间车库——同样兼具“图书馆”与“作坊”的意味。在这里，工作被赞美为一种自我创造：人在现实的约束和必然性之中，也能够发现自由。然而，民众教育运动曾经由下而上争取而来的东西，如今却被“车库”由上而下地吸纳了。到了今天，借助人工智能，这种自我塑造似乎终于向所有人开放——当然，前提是你愿意支付一笔小小的费用。
与此同时，那些承接了教育和训练职能的制度机构却在不断自我侵蚀。福利国家原本旨在帮助人们摆脱阶级出身的束缚，获得充分发展的机会；可在逐渐退化之后，它却变成了一座令人窒息的资格认证迷宫。经历了四十年“审计文化”的扩张之后，人工智能登场了，并轻而易举地把自己塑造成这一困局的救星。不知从何时起，角色竟发生了倒置：资本主义反而成了社会主义最敏锐的解释者和批评者，并开始向后者无力解决的问题兜售一套私有化的解决方案。
《全球概览》杂志封面
于是就有了我们当前的悖论。一个据称激进的左翼，激烈捍卫那些几十年前就已失去灵魂的官僚机构空壳。而那些所谓右翼保守派，却在勾勒由大语言模型驱动的光辉乌托邦。左翼该不该放下顽固，开始阐明自己的AI乌托邦？
过去40年的拆除运动自有教训：自由与必然、工作与游戏、技术与文化，是同一活动（即人之为人）的两极，即使尚不能同时体验，也应被放在一起思考。AI 之后的社会主义必须重新会合它用一个世纪分离的东西，否则帕洛阿尔托车库将以有利于资本的方式完成这件事。
回想马克思缺失的那一页：被沉积的能力如何回家的返程。返程基本上是一个回路——存款流向何处、什么回来、回到谁手里——而回路正是控制论、AI的祖先——的主场。
控制论很容易被去政治化，因为它的反馈回路不在乎自己操纵的是导弹还是恒温器。但有一位思想家选择反其道而行。巴西哲学家阿尔瓦罗·维埃拉·平托与奥多内一样受过医学训练，却偏爱存在主义，甚至依赖理论。最难得的是，左翼中很少有人懂控制论，而他懂。保罗·弗莱雷称平托为自己的……并不奇怪。
弗莱雷的名声部分来自他对教育“银行模式”的攻击——知识被存进被动学生。平托关心的是相反方向：不是被强加给人的存款，而是从人身上被抽走却从不返还的存款。1964 年政变把平托推向流亡；他获准回到巴西的条件是保持沉默。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尽管写于1970年代，他那部1,410页的《技术概念》直到很晚才浮出水面。
从海德格尔到埃吕尔再到芒福德，正典中的人都爱同关于技术的总体化定义调情；平托则认为，机器同智力和劳动本身一样，早在成为物之前就是社会的。
这一洞见使他审视retorno do efeito（效果的返回）——控制论称之为反馈——的政治含义。真正的返回回路运行在机器的输出与其生产者之间：人，即“一切调节者的最高调节者”，由人决定机器被保留、修改还是销毁，以及为了什么目的。凡是一个回路看似在系统内部闭合、给机器罩上自主性甚至自我修正的光环时，总有人悄悄截断了它的最后一环。
这类操纵从来都不是无害的：它们把使用者降格为一台服务于外部目的的机器的单纯操作员。结果往往是，工人把愤怒指向技术本身，而真正塑造和支配这套技术的力量却隐身其后……
补救办法是占有：把被截断的弧重新嫁接回去，站到它的终点，重新成为调节者，而不是一个中继站。因此每个反馈回路都是一张伪装起来的政治图，提出若干问题。返回朝哪个方向行进？谁在终点收取？谁只是充当别人电路的供给者？
让我们回到兰开夏停车场：洛伦·科尔得到一个答案，Parkingeye吃一场败仗，平台则多识别出一个正在学习战斗的用户。然而马克思的返程并没有走得更远，只到一个人手中那462英镑。返回的方向是向上的，而Parkingeye的下一个受害者几乎……
AI社会主义首先要做的，是扭转这种流动方向：AI资本主义提供的是一次次具有治疗意味的私人对话，而AI社会主义要建立的，则是能够不断积累的集体知识库。事实上，会话经济从一开始就是一种“离散经济”：每一个独自解决问题的人，都与隔壁窗口里正在为同一个问题苦苦摸索的人彼此隔绝。过去，纠察线还能让共同的不满显现出来；如今，提示框却把它们分散成无数孤立的个人遭遇。每一个被关闭的浏览器窗口，都意味着一份未能固化为持久形式的剩余文化随之消失。
资本主义的这套循环并非完全封闭，它只是收缩成了一道戒备森严的关口——价值过滤器。一百个科尔式的尝试中，或许只有一个能够通过，其余九十九个都会失败；而即便成功通过，幸存下来的东西也已被改变了形态：进入这道关口时，它可能只是一项技巧，出来时却已经成了一套商业模式。价值规律只肯为能够商品化的东西签发通行证。在平托的巴西Anula Multa应用已经开始替用户对交通罚款提出申诉，并从中收取相当于罚款金额30%的费用。
资本主义以红利的形式返还价值，社会主义的“返还”则应当把能力重新交还给人。那些在一次次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知识和力量，应当通过能够扩展人们行动能力的公共机构重新回到社会之中。学校、工会、图书馆、租户协会和移民服务中心，都可以成为这种集体知识的沉积点：人们使用AI的经验在那里得到汇集、概括、版本化保存，再重新提供给所有人。有效的提示词不再随着浏览器标签页的关闭而消失；一次成功的申诉不再只是一个供人阅读的“人物故事”；应对官僚体系的有效办法，则会逐渐沉淀为人人可以调用的公共常识。
目标是缩短两条路径。一条从个体伤害通向结构性废除。另一条把私人巧思连接到共同继承。我们把任何负责捕捉成员在斗争中习得之物、并将其作为增强能力返还给所有人的身体，称为存款机构。存款机构始于登记簿：共同记忆，成员学到的东西在这里被录入、修正和……
这种机构之于无薪的发明性活动，正如工会之于带薪劳动。工会的天才从不在收集不满，而在编纂不满：下一个工人继承的是一份合同，而不必从零开始。想象一个租户协会，它的模型从成员赢得过的每一次上诉中学习，于是第1000位租户站在999次的……起点上。
描绘这样的原型，显然比理解为何如此多原型失败要容易。奥多内的小册子传遍世界，销量可观。遗憾的是，它未能点燃一场……
在意大利，回路被向上委托给国家：1978 年的改革吸收了运动的工具，也驱散了它的力量。到 1994 年，奥多内已说不清他那一代人的胜利是否仍然……
奥多内后来又把这项工作带到了法国。在马赛以西的炼油工业带，两家互助诊所的家庭医生建立了一套由他远程指导的系统。每当某位患者的疾病被追溯到其工作环境，相关案例就会被录入一个不断积累的集体记忆库。很快，已有九名全科医生加入奥多内的合作网络；他们提交的职业病申报数量，竟与当地其他所有全科医生——包括企业医生和专科医生——的申报总量相当。自2007年起，这套记忆系统开始向公众开放：地图上的一个个红点标示着本可避免的疾病，旁边还设有一个“共同风险面板”（communal risk panel），其设计灵感来自智利某项目的控制室……
然而，尽管取得了明显成效，这项计划最终还是夭折了。奥多内的资助方无视评审专家继续支持项目的建议，直接终止了经费。奥多内把这种处境称为一种“悖论式指令”：机构要求你去做它们自己不愿做的事情，却又会在你因此暴露出它们的失职时惩罚你。更关键的是，那张地图也没有真正被它原本试图赋能的工会、互助组织和受害者团体所使用。真正缺少的从来不是登记疾病与风险的数据库；始终未能形成的，是能够接受这些知识并据此采取行动的主体——也就是那些本应回应这些风险的组织和制度。
问题出在哪里，一目了然：在都灵，那些代表工人经验的“替身”围坐在一张桌旁彼此传授知识；在马赛，那张风险地图所覆盖的也不过是一条炼油工业带。这样的知识遗产很难传递给那些没有亲身参与其中的人。而这正是 AI 真正改变的条件之一：过去只能返还给某一个具体个体的知识和能力，如今可以传递给所有处境相似的人。用平托所说的“占有”来理解，这种能力的占有终于有可能从手工作坊式的、局部的实践扩展到全球尺度。
图书馆与作坊之间的墙不会重建，车库已经确保了这一点。问题是谁来管理这场融合。左翼当前的提案既然集中在AI红利和AI财富基金上，就只会重启社会化资本的姿态；机器会面不改色地吸收这种姿态：资本向来乐于出售，只要财产原则得到保留。前所未有的举动是“把社会去资本化”：把用户发明的变通、胜诉的信件、千辛万苦得来的知识，从资产栏中彻底取出，作为集体能力返还——不是任何人的财产，而是所有人的……
电路的存款半程已经以全球规模运行：被截断、被计量、穿过价值过滤器。返程半程从未建成；我们不能指望软银、卡塔尔主权基金或萨姆·奥尔特曼来建造。再说，我们也不需要他们的许可：non delega（不要委托），都灵口号如是说。存款机构可以在任何 AI 模型上建立，从……开始。
眼下，这个时代仍属于它的创造者。世界上的洛伦·科尔们，联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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