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2026年8月16日,双佰论坛在京举办"金融资本帝国主义体系下的社会主义战略——对'一球两制'新格局的思考"研讨会。本文系资深金融专家吴时空研究员在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稿。
作者突破传统二分法,将金融划分为银行、资本市场、财政税收三种形态,分别对应债权资本、股权资本、公共资本;并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之外,提出应确立资本政策作为第三类宏观调控工具。作者还阐释了"国家驾驭资本"与"党管金融"的理论逻辑:金融的本质是生产关系,金融承担创造与分配生产资料的功能,党代表人民掌控金融体系,是保障我国社会主义性质的关键。
针对国内资本市场的现实痛点,作者提出设立平准基金、壮大"国家队"力量,依托北交所、新三板探索资本市场"双轨制"改革,建设服务实体经济的社会主义资本市场,实现对资本主义金融制度的超越。

一、个人研究历程
我的学术研究始于西方经济学,随后转向新制度经济学,进而发现其理论根源在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由此开始专注于后者。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领导干部要"学点政治经济学";2016年全国两会再次提及这一提法,使政治经济学重新进入中央话语体系。
此后,总书记又提出研究"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要求。我系统研读了相关文献,发现既有研究对"中国特色"的解读,或侧重"社会主义",或侧重"中国特色",我认为都不够准确。我提出,"中国特色"本质上是一个文化概念,而非单纯的地理或国家概念。因此,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应当实现"第二个结合",即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
在这一指引下,我撰写了《文化政治经济学:一个新的理论框架》一文(收录于我的著作末篇)。此外,书中首篇《全球化的攻守转换:中国时代的来临》写于2017年1月,源于聆听习近平总书记在达沃斯论坛讲话后的思考。
二、全球化的三个阶段
全球化绝非单纯的经济现象,其演进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全球化通过殖民化推进资本全球化。
第二阶段,二战后各殖民地相继独立,部分国家实现了政权对资本的控制。以美国为首的国际金融资本为控制这些国家,便要求其"民主化"。民主化之后,资本得以控制权力,进而控制整个国家——手段包括发动舆论攻势、扶持代理人上台、进行利益交换;若此路不通,则直接以战争形式推翻原有政权,扶植听命的傀儡政权。
第三阶段,全球化应由中国主导。当前西方转向贸易保护主义,中国则继续推进全球化。中国主导全球化的口号应为"发展中国,普惠全球",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必须借助金融资本手段。西方金融资本确实存在诸多弊端,但金融资本本身并非原罪,关键在于如何运用。
三、金融的本质
通过理论研究,我提出:金融的本质是生产关系。这一论断打通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金融学之间的壁垒,为构建社会主义金融理论奠定了基础。
此前我们学习的金融理论几乎全部源于西方资本主义实践,我国缺乏自己的社会主义金融理论。马克思虽已认识到金融的重要作用,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分析了金融资本主义,但均未系统回答"社会主义金融应当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金融的建设,必须从金融的本质——即生产关系——出发。由此,金融理应成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核心问题。
四、国家必须驾驭资本
资本常被描述为"中性"之物,具有两面性,需要设置"红绿灯"。但我认为,这种表述并无实质意义——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资本如水,关键在于如何驾驭和利用,而不是被其驾驭。
必须将"金融"与"资本"区分开来:金融资本仍是资本,而非金融本身。我给出的金融定义是:金融是创造、分配和控制资本的一种机制。资本并非无中生有,而是可以被创造的。传统资本通过利润积累而成,现代金融资本则经由金融体系创造。金融能够把分散、零碎的货币集中起来,转化为可增殖的资本。货币如同分散的个体,资本则如同有组织的军队,能够创造剩余价值;金融体系正是将货币"组织"为资本的中介。
五、金融的三种形态与三种资本
现有理论通常将金融分为两种形式:银行体系(间接融资)与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我认为还应包括第三种形态:财政税收体系。国家将税收集中起来形成大额资金,用于三峡大坝、京沪高铁等重大项目,这同样是一种金融方式。
三种金融形态对应三种资本形态:
银行体系产生债权资本;
资本市场产生股权资本;
财政税收体系产生公共资本。
三种资本形态各有其功能定位。工业化大生产时期,产品供不应求,依靠债权资本借贷扩大生产即可应对;但在创新驱动阶段,如芯片、生物制药等领域,必须依靠能够共担风险的股权资本。
当前我国存在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公共资本竟主要以债权方式筹措——地方政府大量发行地方债,而非依托税收体系。债权资本需要还本付息,这使我国从非债务型政府转变为债务型政府,且融资成本高昂。
六、三种宏观调控手段
既然金融有三种形态,宏观调控手段也应有三种:
对应银行体系的是货币政策(货币发行总量、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等);对应财政税收体系的是财政政策(税收调整、财政支出方向等);对应资本市场的,应当是资本政策。
资本政策在我国长期未被明确提出,但实际上已被迫开始使用,只是缺乏理论支撑。西方经济学只有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没有资本政策的概念。然而,美国实际上运用资本政策极为娴熟,只是其掌控在华尔街手中,而非国家手中。
我国资本市场长期发展不起来的重要原因,在于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认为国家不应干预市场,国有资本不应进入股市、不应从事股权投资。这种思维导致资本市场长期不振。一旦转变思维,认识到国家同样可以也应当运用资本这一工具,资本市场就能发展起来。
七、"党管金融"的理论依据
金融的本质既然是生产关系,便为"党管金融"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生产关系的核心是生产资料所有制,而生产资料由金融体系分配。金融体系不仅分配存量生产资料,也分配新增的生产资料——只要金融把钱贷给谁、让谁上市,就等于赋予了其购买生产资料的权利。因此,金融体系的运转,实质上是社会制度的自我生产与自我循环。
我国国有经济虽不占主体地位(民营经济贡献了"56789"),但国家事实上控制了金融体系。由于金融体系能够创造资本,控制金融体系就等于控制了生产资料的配置权,从而保证了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党代表人民掌控金融体系,成为"总资本家",这与西方金融资本掌握在私人手中有着根本区别。
八、社会主义金融体系的构建
社会主义要超越资本主义,根本在于金融的超越。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必须体现在金融制度上。就生产力本身而言,各国相差并不大;生产力能否充分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金融体系是否发达。美国的生产力曾因其金融体系发达而领先,但其金融体系如今已过度膨胀。我国同样需要发展金融体系,但必须由国家掌控,并服务于实体经济。
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我国金融体系坚持公有制,因而能够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要求。因此,核心任务是建立一个服务实体经济的金融体系。
针对实体经济"脱实向虚"的问题,以及我国股市长期在3000点附近徘徊的现象,解决之道在于国家力量进入资本市场,具体包括:
设立平准基金,促进资本市场稳健发展,保护中小投资者;推动"国家队"进入资本市场,改变目前主要依赖形同"地方军阀"的公募基金的格局;改革资本市场,发展新三板、北交所,构建社会主义资本市场。
我国现有的沪深A股市场,本质上仍然问题很大,其制度逻辑与我们建设的目标不相匹配;且其体量庞大、"大而不能倒",难以根本改革。因此,应当另起炉灶,通过"双轨制"发展新三板和北交所,待其成熟后,再反过来带动主板改革。
以上便是我关于金融资本与社会主义金融理论的基本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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