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1世纪以来的二十多年，中国外交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发展，特别是随着国内社会转型（资本化现代化）深度发展，国际上科技革命产业革命深入发展，由后冷战时期发展到新大国争霸（新帝国主义争霸）时期而发生了较大变化，实现了外交发展的一定性转折，制定了参与国际竞争（全球化或争霸）的自立门户的重要形式等，外交上取得了一定成效，也面临着较大风险。中国特色外交的性质和发展态势更加明显。
关键词：国内社会转型 新帝国主义争霸 外交转折 国际争霸自立门户形式 中国特色外交性质
新世纪二十多年来的中国外交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发展发生了较大变化，下面以中共十八大为界，分两个阶段而概述。
新世纪初期（至2012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适应所处国际环境条件和国内经济政治文化发展变化而继续坚持和平外交方针，但又实现了一定的转折性发展。[1] [2]新世纪以来，在国际上，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广泛发展，全球的资本主义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格局的“一超”和多极化趋势增强，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等，后冷战时期逐步向新大国争霸时期（国际秩序之争重要时期）过渡。如“金砖国家”“南方国家”逐步崛起，2008年“俄格战争”发生，俄国明里抵制和反击西方的“北约”东扩，中国逐步成为“世界工厂”，开始了新产业升级（中国第二次产业革命）运动，特别是起源于西方美国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成为国际形势和资本全球化发展转变的重要节点，它是西方（北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势力削弱的一个标志，东方（南方）国家势力发展由此获得进一步增强。2009年美国开启“重返亚太”（后转为“亚太再平衡”）战略，对中国发展构成较大外部挑战和竞争。从国内方面看，2001年“上海合作组织”成立是中国获得参与国际争霸资格的一个重要标志。在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包括其国内波及）的全球应对过程中，中国实现了其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外交的积极主动和转折。如在有中国参与的“G20”里为应对国际经济危机等问题处理中中国发挥了主动与重要作用，取得了一定成果。2008年12月中国政府派出军舰赴亚丁湾、索马里海域护航，持剑维护中国海外利益，也是中国外交转折的一个重要标志。经济上“走出去”（对外投资）不断扩大。中共十八大报告也明示：“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任大国作用，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维护我国海外合法权益”。[3] [4] [5]当然，这些还只是中国参与国际争霸的起步。
总体而言，新世纪初期还处在后冷战时期，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二流）大国，外交重心偏向国内。在十二大后的前十余年中，中国外交在大国外交，周边外交，发展中国家外交，多边外交，以及政党外交，民间外交等全方位、多层次、多领域外交中作出了新开掘，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包括非传统安全事务）并在其中发挥主动与重要作用，积极建设和平与和谐世界。[6]其具体表现如：第一，大国外交和周边外交方面，中美之间，中美战略（高层）对话、中美战略和经济对话自2005首轮开始延续多年，并实现了两国国家元首多次互访，两国关系是既合作又斗争（如2009年“无暇号”事件发生）。中俄之间，两国在2008年签署《关于中俄国界线东段补充叙述议定书》及其附件，解决了遗留的边界问题，建设成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中日之间，在日本，冷战结束的90年代中后期就开始了国家政治（外交和防卫等）自立（解禁）探索，在新世纪又酝酿国家战略转换，2007年着手建立日本版亚太联合机制（如《日澳安全保障联合宣言》签署）与以共同价值观为基础的日本版印太安全对话机制（日首相访印时）。2008年中国国家主席访日，并签署《中日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2009年起（以《积极和平主义与日美同盟的应有状态》报告为征兆）日本“积极和平主义”战略（经济、军事并重）正式开始走向成型中，并主张建构国际新秩序，日本逐渐成为亚太地缘安全格局的“次轴心”（仅次于美国），中日之间形成了弱和平的竞争关系（如2010年钓鱼岛海域“撞船事件”和2012年日本非法“国有化”钓鱼岛事件导致两国间冷和平）。[7] [8] [9]中欧之间，建立了领导人年度会晤机制，建立起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周边外交上，虽然出现与周边邻国的不同类关系，如存在的可对立性邻国关系、制衡调适性邻国关系（俄国、印度）、可投机性邻国关系、合作性邻国关系等，但中国都积极扩大和深化着双方的互利友好关系与和平。如签署《南海各方行为宣言》（2002）及其进一步落实方针（2011）。[10]第二，发展中国家外交和多边外交方面，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创建合作机制化组织，实现外交关系转型：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如成立中国—非洲合作论坛、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全面建成等。多边关系方面，走向建设性多边外交，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亚欧首脑会议、东亚合作系列峰会、世界经济合作论坛年会等组织中积极开展多边活动。积极参加全球治理，从2003年起，共举行六轮“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积极参与“朝核问题”解决。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等。截止2010年底，中国参加了100多个政府间国际组织，签署了300多个国际公约。[11] [12]第三，政党外交和民间外交也积极活跃。如中共与世界上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600多个政党及政治组织建立起形式多样的联系，发挥着政党外交作用。2001年成立的“博鳌亚洲论坛”（民间外交组织），走出亚洲，其规模和影响不断扩大。[13] [14]
中共十八大（2012年）以来，特色中国外交适应国内外形势发展特别是随着国内社会转型（资本化现代化）深度发展，国际上科技革命产业革命深入发展，由后冷战时期进入到新大国争霸时期——以2022年俄乌战争（内含俄罗斯与大部分北约欧盟国家的间接战争）为分水岭的新帝国主义争霸时期而出现了较大调整，也面临着较大风险（至21世纪中后期国内外形势又可能出现一场大变局）。[15] [16] [17]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从此，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成为2012年至今特色中国外交的旗号。如2015年习近平出席第 70届联合国大会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新伙伴 同心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讲话。在向西方面，2013年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2015年发布政府机关文件《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由此，中国制定了参与国际竞争（全球化或争霸）的自立门户的重要形式（比较缓和形式）。这与2014年乌克兰危机中俄罗斯霸回克里米亚几乎是同时发生。十多年来“一带一路”建设取得了较明显成效（主要体现在与非发达国家关系方面）。如2017年第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中国举行，目前中国已同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在经贸、能源、基础设施等重点领域又建立30多个专项合作机制。中国倡议设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等金融机构为数百个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18] [19]在向东方面，积极参与和推动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国际合作发展，打破IPEF（印太经济框架）和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等对中国的“脱钩断链”，争取东亚（亚太）国际经济合作发展主导权，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地位，警惕美日特别是日本的东亚动向（及其安全非“北约”式集团化特点）。[20] [21] [22] [23]
概而言之，2012年以来，随着中国实力增强（如海军世界第二，其远海防御能力快进入全球第一梯队），中国基本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外交布局，发展新型国际关系，推进“一带一路”等国际合作和全球治理，追求建设开放包容（东方“和合”精神）的和平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力图民族复兴和人类进步。[24] [25]具体表现在：首先，总体稳定与国际大国和周边邻国外交关系，坚守国家利益，认同客观存在的竞争又尽可能不激化矛盾。中美之间，随着美国于2017年底推行“印太战略”，并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特别是2018年后的中美贸易战（及科技、教育、金融战）发生等，中美之间竞争全面展开和加强，但中国通过协商谈判等尽可能化解争端。相对于俄美关系现状而言，中美关系还相对缓和。[26] [27]但台湾问题成为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地雷性问题又是可能的。中俄之间，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断跃上新台阶，两国发挥地理毗邻和经济经济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中日之间，在日本，自第二届安倍内阁起“积极和平主义”成为日本国家战略（经济、军事等并重）。2022年日本“新时代现实主义”外交又代替“积极和平主义”外交（此时“新型军国主义”开启，以其2022 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确立“对敌基地攻击”或“反击能21力”而正式放弃“专守防卫”政策为标志）。2026年高市早苗政府“新型军国主义”发展已经赤裸表现。由此，日本又成为中国乃至印太外交的一大焦点甚至是头牌对手。中国则本着处理周边外交关系的“亲诚惠容”等理念处理中日外交关系，长远目标应促使日本回归亚洲。[28] [29] [30] [31] 中欧之间，共同打造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提升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全球影响力，推动领导人互访。中印之间，两国领导人共同推动双边关系重回稳定发展轨道。同时，中国已同周边17国达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识（至2025年3月），中国通过参与和共同主导在周边构建了一系列新的国际合作机制，如上海合作组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国-东盟自贸区、“10＋3”（东盟与中日韩）合作机制等，逐步形成经济协同、安全共治、文明互鉴的系统性应对策略。[32]其次，积极发展与发展中国家外交和多边外交。坚持双边和多边途径发展与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采取更具针对性的合作方案，加强“南南合作”，中国—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论坛等建设，依托77 国集团、不结盟运动等机制，在多边平台上推动发展中国家发展。维护以联合国和世贸组织为依托的多边治理体系，推动改革和创新多边合作机制，坚持多边协商解决地区热点问题，推动多国发展。[33] [34] 再次，积极扩大政党外交和民间外交等。如2017 年首届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在北京召开，由此形成了中共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机制。又如2012年以来,民间外交的网络化发展趋势明显,体现出从单向到多边、从人文关怀到服务治理的全方位转变。[35] [36]总之，中国外交正积极有为（军事上还处在参与国际竞争或争霸初期），已与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大力推行主场外交（东道国外交），如通过中国举办2013年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2014年ＡＰＥＣ会议、2016年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和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等，[37]以促动中国发展和全球治理。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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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周承友，作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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