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面作战的鲁迅：反抗精英与批判底层
精英群体创造的人文学术体系，主要具有三个功能。
第一，精英人物探讨精英人物之间应该如何相处，如何维系政治的平等、财富与权力分配的公平、社会的繁荣和彼此的幸福，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汉代人整理的周代“宪法”《礼记》，还有孔夫子的伦理思想，都体现了这样的功能。第二，精英人物探讨对底层群体作出什么评价、提出什么要求、征收多少赋税、施加什么刑法。在这四项功能中，后二项一般是由社会控制集团的最核心机构决定的，王宫、总统府、议院等等就是这样的核心机构。前二项通常是由精英群体中的笔杆子完成的，鲁迅的一系列涉及底层人形象和境遇的小说，以及进行国民性批判时涉及底层群体的诸多杂文，就体现了这样的功能。第三，精英人物对人类生命的自由意义、对“存在”的神秘性和宇宙大生命的奥秘进行哲学研究和神学思考，《庄子》、佛教的《金刚经》和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即体现了这种作用。这些精神成果有时候也能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被底层群体接受和消费，但是总的来说，这主要是上流社会即精英群体享用和消费的东西。
从以上所列人文学术的三大功能中，我们不难看出，底层人群在这个文化体系中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他们永远是“被描述”者、“被要求”者、“被征收”（财产赋税）者、“被征调”（劳役、兵役等）者、“被刑罚”者、“被处置”者。至于如何“被”描述、“被”要求、“被”征收财产赋税、“被”征调劳役兵役、“被”刑罚、“被”处置，他们自己没有发言权，没有表达意愿的渠道和机会，因为这些都由王公大臣们聚在皇宫大殿里议决，由屈原、亚里士多德、培根、杰弗逊等等大宗师拟成条文，颁行天下。正是基于这样的社会结构的现实，韩愈有充分的依据总结说：“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原道》）韩愈的言论跟亚里士多德的言论如出一辙。中国农民虽然并没有被精英阶级明确描述为工具和财产，但是一个“诛”字表明他们的境遇比古希腊时代的奴隶也好不到哪里去。
一个社会内部不同群体的关系既然如此判然有别，由精英群体掌握的文化权力必定会对那个无力掌握文化权力的群体进行否定性的描述和评价。所以，在中国历史文献中，“愚民愚妇”是一个使用频率比较高的词语，这是上流社会人士对底层人的基本用词。
即使是那些在感情上对底层群体十分同情的贤达之士，只要一谈到底层群体，“愚昧”往往是首选词。比如，真心实意为底层群体谋利益，终生都在从事平民教育的晏阳初先生，他对农村和农民的基本描述是“愚、穷、弱、私”，其中愚字名列第一。著名的胡适博士在诊断中国的病症时，提出了“五鬼乱中华”的重要学说，在“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鬼中，“愚昧”当然不是用来描述他自己的，而是用来描述那个生产“粟米麻丝以事其上”的底层群体的。
在晏阳初和胡适等精英人士的描述中，大众的“愚昧”始终是、永远是中国近代以来政治腐败、国力衰弱、军事溃败的主要原因甚至是根本原因。在这个判断中，精英群体显然把谋国无智、治国无方、护国无力的责任统统转嫁给了底层群体，底层群体不但永远是精英群体的供养者，必要的时候必须充当精英群体的替罪羊。
描述了这样的背景之后，终于到了可以讨论鲁迅的时候了。
我把鲁迅安置在一个庞大的人文学术体系的背景下来讨论，并不是说鲁迅在精英群体中有什么特殊的身份或者特殊的社会关系，只是想指出鲁迅作为一个文化人所拥有的基本特征。
这个特征分两层说。第一层，鲁迅获得生存资料的方式是官俸、政府补贴、版税，他不是靠体力或者武力而是靠他的知识谋生的；第二层，他作为一个靠知识谋生的人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以自古以来的精英群体所建立的这个庞大的知识体系作为基本资源和依托。这个庞大的知识体系的主要部分被命名为人文学术，这个人文学术体系及其诸般特征，成为鲁迅无可摆脱的背景。
我们必须指出的是，鲁迅是对于人文学术的精英性质具有洞穿力和批判意识的极少数学者之一。他时时警惕着社会控制集团的政治权力转化为文化权力和意识形态权力，对弱势群体构成隐性威压。就此而言，鲁迅一直是精英意识形态的敌人。鲁迅在五四时期写过不少文化批评文字，对于体现中国历代精英群体意识形态的传统文化进行猛烈的抨击。定居上海之后，他的晚年毫不放松对于精英群体及其意识形态的批评。很显然，鲁迅为自己竟然只能属于精英群体而沮丧万分，并且十分渴望跟精英群体划清界限。他经常强调自己“无所属”（“在中国活动的现有两种主义者，外表都很新的，但我研究他们的精神，还是旧货，所以我现在无所属，但希望他们自己觉悟，自动的改良而已。”《两地书·八》），其中包含着他对精英群体和某种权力框架的拒绝。
鲁迅为什么对于精英意识形态具有如此强烈和持久的批评冲动？汪晖对此有精当之论述：
他的文化批评的核心，在于揭示隐藏在人们习以为常的普遍信念和道德背后的历史关系－－这是一种从未与支配与被支配、统治与被统治的社会模式相脱离的历史关系。对于鲁迅来说，无论文化或者传统如何高妙，有史以来还没有出现过摆脱了上述支配关系的文化或传统；相反，文化和传统是将统治关系合法化的依据。如果我们熟知他早年的文化观点，我们也会发现他的这种独特视野同样贯注于他对欧洲现代历史的观察之中：科学的发展、民主制度的实践同样可能导致“物”对人、人（众人）对人的专制。（《文化偏至论》）他所关注的是统治方式的形成和再生过程。
因此，支配鲁迅的文化态度的，是历史中的人物、思想、学派与（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传统的、外来的）权势的关系如何，他们对待权势的态度怎样，他们在特定的支配关系中的位置如何，而不是如他的同时代人习惯的那样作简单的中西对比式的取舍。中西对比式的描述为中国的社会变革提供了文化依据，并为自己的文化构筑了历史同一性，但这种历史同一性不仅掩盖了具体的历史关系，而且也重构了（如果不是虚构）文化关系。鲁迅从来没有把“权势”抽象化，他也从来没有把传统或文化抽象化。在由传统和文化这样的范畴构筑起来的历史图景中，鲁迅不断追问的是：传统或文化的帷幕后面遮盖着什么？在鲁迅看来，现代社会不断地产生新的形式的压迫和不平等，从而帮忙与帮闲的形式也更加多样－－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无不如此，而现代文人们也一如他们的先辈不断地创造出遮盖这种历史关系的“文化图景”或知识体系。（汪晖《反抗绝望》23-24，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出版）
尽管鲁迅对于人文学术体系中所隐含的权力因素抱有世所罕见的敏感和警惕，但是，他作为一个文化人，作为一个仰仗人文学术体系的养育而获得话语权力和话语方式的人，他的言说也只有带着“权力”的原罪才能产生并展开。底层群体呼吸于空气之中，精英群体却呼吸于人文学术体系之中。精英群体的血肉之中因此饱含着精神权力的因子。
就像《狂人日记》中猛烈抨击吃人文化的狂人也吃过妹妹的人肉一样，鲁迅只要一开口，整个人文学术体系就作为一种精神权力自觉地站在他的身后，作为他的护法使者和后盾。当他对上流社会即精英群体展开批评时，他所攻击的对象实际上就是他身后的这个护法使者和后盾，于是我们可以看到鲁迅与他自己的权力来源相对抗的悲壮身姿。然而那搏战的力量极其渺小，情景似乎不无荒谬。因为他只是孤家寡人，无法获得身外力量的支持。
可是，当他对底层群体展开批评时，他的思想和言说立时拥有万钧之力，因为此时他实际上是那个庞大的精英意识形态的代言人。就像狂人无以摆脱吃人的原罪一样，鲁迅也无以摆脱作为一个文化人的原罪。
鲁迅是精英群体之中极为少见的两面作战的异数。一方面他对精英群体及其意识形态的权力结构，奋力揭示之、反抗之，另一方面，他又借助精英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力，将精英群体和底层群体所共有的人性弱点，诸如麻木、贪婪、愚昧、残酷等等，作为专属于底层群体的弱点，予以激愤的描述和猛烈的批判。
在鲁迅小说所描述的形象体系中，精英群体的人物分化为夏瑜、狂人、子君、涓生、魏连殳、吕纬甫和鲁四老爷、赵太爷、假洋鬼子等判然有别的不同类型，由鲁四老爷、赵太爷、假洋鬼子组成的后一种类型，显然也像华老栓、华小栓、七斤、九斤老太太、闰土、阿Q、吴妈、祥林嫂、豆腐西施、阿金（《阿金》）等等底层人一样，被作者归入“愚昧”的行列，但是，鲁四老爷、赵太爷、假洋鬼子这些愚昧的精英只是信手拈来的角色，不是鲁迅所要表现的重点。鲁迅小说的重点一直是仔细考察愚昧底层群体的精神状况。他给后代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人物，也恰是这些底层人形象。
鲁迅为什么如此重视对于底层群体状况的考察，这一点我们留到后边再谈。我们先强调一下他的考察结果。众所周知，鲁迅对于底层群体的精神状况极为不满。他一直在努力揭示这个群体的精神缺陷。因此他对底层群体的评价也是很负面的。除了《社戏》中的孩子和那个极不起眼的六一公公表现了一点人情之常的可爱，其他作品中的底层人，几乎都是极尽夸张的愚昧、麻木、自私、丑陋。要读者喜欢上这样的人，实在很难，连同情他们也不容易做到。作者原是要表达他的失望和批判而写作的，读者果然也很自然地跟着作者产生了压抑感，失望感，并常常涌起批判的冲动。
鲁迅对于底层群体的形象展示，正好呼应了胡适、晏阳初对于底层群体的定性分析。他们与那个时代的整个精英群体一起，共同完成了对于底层群体的卑贱性建构、否定性描述和批判性评价。
不勾勒出以上的历史背景，我们就无法理解，鲁迅对于他笔下的底层群体何以如此夸张和尖刻。鲁迅对于底层群体的态度，比起历史上孔子、韩愈等等圣贤之徒来，可能格外复杂一些。他在批判底层群体的同时，常常为底层社会说几句贴己话，实际上是多么难能可贵。
但这种内在的品德并不能消解他观察底层群体时同样内在的歧视性视角。他对底层群体的绝大多数特点都以一种神经质式的大惊小怪予以负面的解读。他最终无法逃脱他那个士大夫阶层对于底层群体的偏见，往往将社会黑暗的责任归咎于一无所有的底层群体，他在诅咒专制政府的罪恶时，甚至将此归咎于被统治的国民。（“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华盖集·通讯》，《鲁迅全集》三卷2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这样的思路虽然十分乖谬，却又非常自然。他的背后矗立着一个庞大的精英意识形态，这种精英意识形态对于底层群体不遗余力地进行着卑贱性建构、否定性描述和批判性评价。国家贫弱决不是因为精英群体穷奢极欲，而是因为底层群体纳税不诚。政局动荡决不是因为精英群体争抢天下，而是因为暴民作乱。这种对底层群体极尽卑贱性建构、否定性描述和批判性评价，并且将一切人间罪恶转嫁于底层群体的习惯性思维，在五四时代达到了最为登峰造极的程度，而且具有了一些新的内容和特色，我将五四时代精英群体的这种倾向，命名为“五四精英意识形态”。
这篇文章先来研究鲁迅对于底层群体的卑贱性建构、否定性描述和批判性评价，然后再来研究五四精英意识形态的主要特征。
精英群体对于底层群体的卑贱性建构、否定性描述和批判性评价，大多数情况下能够得到底层群体的认可和接受。比如一个农民见到一位前来采风的学者，他多半会谦逊地说：“我们是粗人，没文化。”这个“没文化”的描述，就是“愚昧”的延伸。因为底层人背不出四书五经，也没读过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既不知道维新运动，也不知道文艺复兴，所有上流社会的礼乐他都不曾见识，而他自己的生存经验和日常习俗又无法进入知识分子的法眼，无法形成文本进入历史传承的渠道以及教育体系，所以，他们只能相信知识分子对他们“没文化”的描述是真实准确的。这显示了精英群体对于底层群体的精神奴役十分成功。
鲁迅随笔对底层群体的批判性评价
鲁迅批判国民性的文字分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随笔（习惯上被称作杂文），这种议论性文字记录的是他对中国国民性问题很理性、很深刻的思考，这种思考跟那个时代所提供的各种材料和信息密切相关，所以是非常具有现实感的。另一种是小说，用形象和意象说话的，表现的是他内心深处对国民劣根性的理解模式、情感态度，这种理解模式和情感态度跟千万年来人类精英群体对于底层群体的理解、评价、期待、好恶等等密切相关，因而具有深远的历史积淀。
我将鲁迅展开国民性批判的议论性文字分作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中国国民性进行整体的批判，第二部分是对中国的精英群体进行批判，第三部分是对中国底层群体进行批判。
国民性批判的历史背景是，中国在外族入侵中遭遇长久的失败而无法自我振拔，亡国灭种的威胁日复一日地压迫着精英群体的神经中枢，所以鲁迅和他那一代精英人物最注重研究和诊断与“外族”对应的“中华民族”的整体文化特征和精神特征。鲁迅进行国民性批判文字中，这方面留下的成就最多，写得也最认真。其中有不少文章堪称上品。比如《灯下漫笔》、《春末闲谈》、《看镜有感》、《略论中国人的脸》、《说“面子”》、《随感录三十八》、《忽然想到》等等。
鲁迅作为一个非常具有责任感的人，他对自己所来自的那个阶级批评得也比较多。如果按照鲁迅将国民分作阔人和窄人的两分法，他的社会地位显然不在窄人那一边。即使他强调自己在感情和精神上无所属，实际上他却是属于士大夫群体的，那当然只能是阔人群体。
历来士大夫群体可以再区分为两类，一类是拥有社会控制力的少数人群体，它往往是由政治、军事、文化三方面的强人结成的联盟，这是权贵群体。另一类是作为这个群体的后备资源和外围组织而存在的文人群体，大约相当于鲁迅所说的“知识阶级”。这些人一面马不停蹄地给权贵群体帮忙和帮闲，一面又常常意识到底层群体的艰难困苦和积怨宿仇。当他受到权贵群体礼遇的时候，他迅速忘却了底层人的艰难困苦。当他不被权贵群体理睬的时候，他常常不忘“哀民生之多艰”，有时候甚至想煽动并操纵底层群体的积怨宿仇闹个天翻地覆。鲁迅对权贵群体和精英群体的描述和批评，多于对底层人的描述和批评。其中较为出色的文章有：《魏晋风度与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隐士》、《老调子已经唱完》、《论睁了眼看》、《记念刘和珍君》、《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关于知识阶级》等。
鲁迅随笔显示，他对于底层群体的态度相当复杂。他是一个目光锐利的思想家，他知道近代以来中国的一切失败，能够让底层人负责的部分极少极少。所以，他有时候禁不住为底层人的奴性开脱责任，强调那是暴政所致，并且对底层人十分同情。这样的文章有《倒提》、《踢》、《谈金圣叹》、《女人未必多说谎》、《大众并不如读书人所想像的愚蠢（门外文谈之十一）》、《我要骗人》等。有时候甚至还将若干希望寄托在底层人身上，如《一件小事》等。
然而，鲁迅对于底层人的失望、苛责、不屑，也常常流露在随笔作品中。比如《我谈“堕民”》、《迎神和咬人》、《“揩油”》、《阿金》等等。所谓“堕民”，本系被精英集团剥夺得一无所有的贱民，他们只能从事贱业，遇到本来也是贱民的普通人家举办婚庆大事时，他们有义务上门帮忙，可见他们是贱民中的贱民。按照古传的游戏规则，每家堕民所服务的东家比较固定，又因为服务过后有一定的赏钱，于是这种服务成了一种临时性的就业机会。既是就业机会，对于这些赤贫者来说就颇为宝贵，于是固定的东家和就业机会代代相传。
每一家堕民所走的主人家是有一定的，不能随便走；婆婆死了，就使儿媳妇去，传给后代，恰如遗产的一般；必须非常贫穷，将走动的权利卖给了别人，这才和旧主人断绝了关系。假使你无端叫她不要来了，那就是等于给与她重大的侮辱。我还记得民国革命之后，我的母亲曾对一个堕民的女人说，“以后我们都一样了，你们可以不要来了。”不料她却勃然变色，愤愤的回答道：“你说的是什么话？……我们是千年万代，要走下去的！” 就是为了一点点犒赏，不但安于做奴才，而且还要做更广泛的奴才，还得出钱去买做奴才的权利，这是堕民以外的自由人所万想不到的罢。（鲁迅《准风月谈·我谈“堕民”》，《鲁迅全集》五卷21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国家”（其实是权贵集团）在规定各个群体不同的权利和义务的时候，实际上也规定了各个群体不同的收入和获得收入的不同方式。堕民作为拥有资源最少的贱民，那点赏钱对于他们来说肯定十分难得，堪可依赖。再说，那些固定服务的东家也成了他们重要的社会资源，此外他们肯定没有机缘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因此，给东家服务由当初的义务演变成了一种权利。
就此而言，一种社会结构所安排的“奴隶”身份，它本身构成一种特定的权利。他们如果主动放弃这种可怜的权利，那么他们就会突然失去这个固有的收入和社会资源。他们当然不愿意。
鲁迅是精英群体中极少见的具有奴隶感的人，终生都在痛苦咀嚼着奴隶的屈辱。可是他的屈辱毕竟局限于尊严方面，在生存资料的获得方式上，他纯粹是精英式的（官俸、政府补贴、版税等）。对于“堕民”以及华老栓、华小栓、七斤、九斤老太太、闰土、阿Q、吴妈、祥林嫂们获得生存资料的艰难，体会不深，有时恐怕难免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意味。
我们试着设想一下，古代雅典有一个心地善良的名叫亚里士多善的人文学者，他反对亚里士多德对奴隶阶级的歧视，主张解放奴隶，天天鼓动奴隶反抗和逃跑。有一天那些奴隶果然逃跑了，并宣称自己已经获得了解放。可是奴隶身份、地位以及他们的权利义务都是得到国家制度肯定的，如果国家制度并没有为这些解放的奴隶提供新的法律地位、新的就业渠道、新的获得生存资料的方式，那么，用不着军队前来镇压，经过三天的饥寒之后，这些解放了的奴隶最为现实的选择就是回到原来的奴隶主家里继续干活。这时候，不受惩罚、不受拒绝地回到奴隶主家里，乃是他们最为现实的权利。
那个名叫亚里士多善的人文学者，因为奴隶们返回原籍继续干活而“怒其不争”，从此发奋著书，大肆批判雅典奴隶的奴性，并因此判定这些雅典奴隶的奴性就是雅典城邦共和国的国民性。他的著作名叫《雅典奴隶劣根性批判》，处处跟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唱对台戏。
假如真有这么一位人文学者，我们只能说他的良心很难得。至于他的著作和学说，跟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一样，只能是一本对于精英群体即奴隶主阶级有利的、有用的著作。亚里士多善的本意当然是激发奴隶奋起反抗，争得平等与自由，但是实际效果可能与此相反。
他在批判奴隶时所表现出的蔑视和憎恨，正好证明他虽然在感情上是奴隶主阶级的叛徒，但终究是奴隶主阶级意识形态的体现者。他对奴隶阶级的卑贱性建构、否定性描述和批判性评价，恰与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殊途同归。因为亚里士多善比亚里士多德更为详尽地证明了奴隶们浑身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长满了奴性，那么也就同时证明了奴隶主不辞辛劳地奴役他们也就是为他们造福。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反反复复言说的正是这个意思。
亚里士多善《雅典奴隶劣根性批判》与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共同完成了这个结论的论证，那么，他们俩都会被精英群体奉为人文祖师、文化泰斗。
回到《我谈“堕民”》这篇文章。如果我们认为堕民们维护制度给他们安排的“权利”就是奴性的表现，那么同时也就证明了，精英群体对他们的奴役恰是成全他们、造福他们。而这后一个结论恰是“国家”所喜欢说的话，是历代精英群体反复言说的金玉良言。
根据一次演讲整理出来的随笔作品《未有天才之前》，已经表现出一些颇为危险的信息。鲁迅他们对中国的现实一天比一天绝望，唯一的希望是有一些伟大的天才人物横空出世（胡适说大约需要一万名），挽狂澜于既倒。可是鲁迅期望了半辈子也不见一个天才到来，于是他有点支持不住了，他不得不开始寻找天才无法出现的原因。经过半辈子的思考和寻找，他终于找到了这个原因，那就是大众不愿意做培植天才的泥土。这是一种典型的失意士大夫怨天尤人的心理。这种心理于一九二四年一月十七日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讲演时得到最明确的表达（即《未有天才之前》）。
这种心理在中国精英群体中具有十分悠久的历史传统，他们总是把自己的使命定位在教化众生，背后的意思当然是众生过于愚昧、冥顽，不懂伺候精英、服膺王道，那是这个世界的黑暗部分和破坏因素。只有通过知识阶级的努力，将这些黑暗因素和破坏因素消灭、化解、转化，这个世界才会光明和幸福。精英群体历来喜欢突出自己的这种使命和功绩，以此作为自己获得崇高社会地位和上等俸禄的理由。精英群体这种通过教化众生而获得崇高地位的“精英意识”在五四启蒙运动中得到了最大的膨胀，最畸形的繁荣，堪称登峰造极。
中国社会近代以来变革缓慢举步维艰，其原因本来非常简单，那就是以满族皇室和汉族官僚为代表的权贵集团不愿意对自己的特权和利益进行哪怕很小幅度的调整，所以拒绝一切社会变革和利益重组。关于这个问题，余英时在纪念戊戌变法一百周年的时候，有一段总结：
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很多。依我个人的看法，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则是国家利益和王朝利益之间的冲突。1898年旧历三月，康有为在北京召开保国会，声势极为浩大，引起守旧派的强烈反对。据梁启超说，当时最有力的反对口号便是御史文悌所上长折中“保国会之宗旨在保中国不保大清”这句话。可见在守旧派眼中，变法即使有利于中国也将不利于清王朝的统治。这是戊戌变法失败的总关键。
但清王朝是满洲人建立的，因此国家与王朝之间的利害冲突最后终于集中在满汉之间的冲突上面。戊戌变法的一个最直接的后果便是满族统治集团忽然警觉到：无论变法会给中国带来多大的好处，都不能为此而付出满族丧失政权的巨大代价。梁启超有一段生动的记述：
当皇上云改革也，满洲大臣及内务府诸人多跪请于西后，乞其禁止皇上。西后笑而不言。有涕泣固请者，西后笑且骂曰：汝管此闲事何为乎？岂我之见事犹不及汝耶？……盖彼之计划早已定，故不动声色也。
从此处着眼，我们便不难看出，围绕着戊戌变法的激烈政争决不可单纯地理解为改革与守旧之争。最重要是当时满族统治集团本能地感觉到，决不能为了变法让政权流散于被统治的汉人之手。开国会、立宪法则必然导致满人不再能控制政权，他们享受了两百多年的特权和既得利益便将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陈独秀、鲁迅、胡适等等五四精英，作为近代以来国家民族危机的见证人，却撇开这些政治常识，将国家利益与皇室利益的斗争、民族拯救者与既得利益集团的斗争，统统解释为革新与保守的斗争，并进而将保守的原因归结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腐朽没落，将保守的群众基础归结为变革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底层人群的过于愚昧与麻木，这完全是颠倒乾坤的错误认识。
他们以这个颠倒乾坤的错误认识为基础，发起一场针对愚昧国民的启蒙运动，使得有史以来所有的过错和罪孽都由弱者承担的“精英意识形态”膨胀到了最严重的程度。精英群体永远是崇高而又正确的，他们是创造并播撒光明的，底层群体永远是愚昧、卑贱而又罪孽深重的，他们是抵制光明并顽固坚守黑暗的。这种精英与底层的紧张和对峙，激发起一代一代圣贤之徒广施“教化”和“启蒙”的伟大激情。
有人说，一个国家的精英群体不成熟的时候，就成天责备底层群体如何愚昧、如何软弱、如何守旧。五四精英群体将中国变革的障碍归结为传统文化的腐朽和国民的保守，表现了他们政治上的无知。以这种无知来实施“教化”和“启蒙”，难免导致乖谬的结局。
当鲁迅下笔批评底层群体的各种恶德恶习时，这个主观上认为自己“无所属”的精神界战士，客观上不得不暂时属于他的“精英群体”。
幸好鲁迅是一个艺术家，他对那些溢出精英意识形态之外的感性材料具有强烈的感受力，并怀有正确解读的善根。他很看重自己避难期间曾经住在外婆的村子里与农民朝夕相处的经历，这种切实的接触使得他对中国社会最为弱势的农民群体具有一些超越意识形态的、很经验、很感性的了解和同情。这种了解和同情对他不自觉地接受的精英意识形态形成了某种质疑和抵制的力量。有了这种质疑和抵制的力量，他的内心就难于被精英意识形态完全占满。他的意识深处就会永远保持一个角落，对强大的文化传统所赋予他的精英意识形态保持一定程度的疏离和反思，有时候甚至会跳出这个精英意识形态框架，用另一副完全不同的眼光和情感态度来审视底层、理解底层。当他笔下流露出对于那些残害弱者的强势人物的愤怒和谴责的时候，他分明将自己拽到了精英群体之外，那一瞬间他显然是自觉地站在底层人群一边的。这正是他与其他精英人物的区别所在。
总之，鲁迅是对于精英群体和精英意识形态自觉地表示了最多的愤怒与批判的精英人物，是对底层群体自觉地表示了最多的同情和哀怜的知识分子。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显然得到了他的经历、学养、良知、智慧、理性的支持，正是这些因素将他造就成了一个具有强烈时代特色的思想家，一个跟精英群体和底层群体均具有深切血肉联系的、对精英群体和底层群体均保持审视之慧眼与态度的、具有强大批判力量的精英中的精英。
归根结底，鲁迅只能是他所蔑视的精英群体中的一个精英分子，只能是他所批判的知识阶级中的一个知识分子，只能是他所抵制的精英意识形态的某一方式的承载者和体现者。
他虽然大多数时候都在回避这样的身份定位，企图逃脱精英意识形态对他的追捕和制约，但是，历史的逻辑早就给每一个人定下了他的宿命，每个人都只能在历史的宿命中遭遇惨败，鲁迅也无可例外。
鲁迅小说对底层群体的否定性描述
那么，鲁迅是怎样在历史的宿命面前遭遇惨败的呢？这正是下面要讨论的问题。
我先表白我的观点，然后再做论证。
我认为，正是鲁迅这个一辈子都在猛烈批判精英意识形态、一辈子都在极力摆脱精英意识形态的追捕与制约的精英分子，用他的文学创作，最完整、最彻底地表现了五四时期精英意识形态的全部内涵。其他人物比如胡适，不能用文学意象和形象、而只能用言论来表达精英意识形态，而言论所表达的内涵往往很单一。只有惯于运用形象和意象表情达意的虚构文学作品，才具有最为丰富的表现力，具有不断阐释、不断领悟的无限可能性。鲁迅在这方面颇有优长之处，所以他的文字对于精英意识形态的表现就更为全面。我将会结合《风波》、《故乡》、《祝福》、《阿正传》等小说作品，来论证我的这个观点。
鲁迅毕竟是一个跟“精英意识形态”搏战一生的高人，他对于精英群体用“愚民愚妇”来描述底层群体一直很有抵触，所以他经常用反讽的语气使用“愚民”这一类词语，用以表达他对精英群体的疏离和对于底层群体的同情。但是，当他必须严肃地表达他对于底层群体的认识和评价时，“愚”字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他的首选，就像它曾经成为孔子、韩愈、晏阳初、胡适们的首选词一样。
我们都知道，鲁迅是为了配合陈独秀胡适的思想启蒙运动才提笔写小说的，在出版他的第一部小说集《呐喊》的时候，他以一篇凝重沉痛的自序介绍他的写作意图。他从青年时代起就希望通过文学创作来改造“愚弱”的国民，当他决意按照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化倾向展开他的创作的时候，展现底层社会的“愚弱”，成为他的切入点，从而也就成为了《呐喊》的第一主题和主要内容。
试看《药》中的华老栓和华小栓，那是多么愚昧的生灵。他们为了治病，竟然敢于食用他们的救命恩人夏瑜的鲜血，这当然等于参与了对于夏瑜的屠杀。革命家夏瑜的改革事业和革命理想，丝毫感动不了这些愚昧的行尸走肉，他们内心没有民族、国家以及公众，只有一己之私。华小栓参与屠杀夏瑜，是为了挽救自己的生命，华老栓参与屠杀，是为了延续自己家族的香火——这显然是一种愚昧透顶的宗教需求。
同样愚昧迷信的还有祥林嫂。祥林嫂从来不知道怎样摆脱自己的深重苦难，反倒因为迷信阴曹地府的惩罚而花钱捐门槛，从而将自己陷入更加深重的苦难。在表现人物性格的愚昧、麻木、迷信上，鲁迅的小说没有那篇能够超过《祝福》。
不止于此，《祝福》还为祥林嫂营造了一个跟她同样麻木的生存环境，当她神经质地无休止地唠叨“我真傻，我单知道春天才有狼”的时候，所有的他者都成为看客甚至戏弄者。一方在无休止地倾诉，一方在无休止地戏弄。正是这样的意象不断给读者一种启示：底层社会的黑暗和残忍乃是无边无际的。
闰土也是一个被创作者定格在愚昧深渊中的小说人物。唯有在这篇小说中，鲁迅对于这个愚昧的人物的性格形成过程进行了简单的勾勒，强调了闰土少年时期那份天真自然的可爱形象，显然是社会现实的威压、催迫将他改造成这么一副愚昧、麻木、无力自保自救的模样。
然而读者往往不会注意造就闰土的环境，而是不由自主地将闰土的最后形象定格在自己的心中。在闰土从老爷家自取几样不值钱的用具时，选择物中包括了一副香炉和烛台，这是用于跟神灵沟通的法器。这个细节日后受到鲁迅作品阐释者的高度注意。在作者鲁迅看来，这当然是闰土迷信的证明，而迷信，正是他愚昧而又卑怯的原因之一。
在鲁迅笔下，闰土、华老栓和祥林嫂们的宗教需求，以及阿Q心中来自礼教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信念，都只能以邪教视之。热衷于社会变革和思想革命的鲁迅，从来没有理解过、尊重过底层群体的宗教信仰及其宗教权利。他的这种心态也是精英意识形态的表现之一。
精英意识形态从来不会尊重底层群体的宗教信仰及其宗教权利，因为那一切正是精英群体急于“教化”、“启蒙”并最终“消灭”的对象。底层群体及其文化从来没有自足的存在价值，在一部分精英人群眼里，他们只是生产“粟米麻丝”的劳动工具，在另一部分精英人群眼里，他们只是等待“教化”与“启蒙”的对象，他们的存在是用来标示知识阶级（圣贤之徒）的使命和功勋的。鲁迅、胡适、陈独秀在自己的文字中反复强调着知识阶级的这种使命，并且，他们确实因此而创造了得到历史崇高评价的伟大功勋。
在为了配合五四思想启蒙运动而创作的小说作品中，鲁迅用如此具有感染力的笔触，表达了他对于底层群体的认识和理解，将他们的愚昧、麻木、奴性、残忍永远镌刻在中国文学史的形象体系中，为精英群体理解底层社会建构了一个具有现代人文特征的解读模式，为丰富和强化精英意识形态提供了无可替代的材料，为精英群体保持对于底层群体的蔑视、压制、教化、启蒙心态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理由。
最近十余年来，笔者在首善之区的各种场合，经常听见文化人和普通市民在谈及农民和底层群体时，总是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底层人的黑暗、底层人的残忍、农民式的贪婪……等等等等。这样的言谈已经成为中国精英群体的基本言说模式，构成精英意识形态中功能最为强大的模块。这种精英群体的脱口秀，其深远的历史渊源当然是好言“愚民愚妇”的古老传统，而其切近的直接来源，则是五四运动所建构的具有现代特征的精英意识形态，鲁迅的小说作品在建构这种精英意识形态的思想运动和历史进程中，起到了提纲挈领、画龙点睛的作用。
《阿Q正传》是鲁迅篇幅最大的小说，所展现的生活场景和社会背景也最为丰富。赤贫者阿Q身上蕴含着创作者鲁迅最为丰富的感情信息和思想信息。这是一部油滑与严肃并存的作品。
鲁迅从来不是一个油滑的人，当他展现自己的生命意志的时候，那种严肃、真挚、沉雄堪称举世无双，微型诗剧《过客》甚至整本《野草》即属此例。《阿Q正传》的嬉戏腔调与油滑风格颇有点从天而降的意味。对于阿Q这个一贫如洗、一无所赖的底层劳动者及其群体的居高临下的审视冲动和彻骨的蔑视态度，与某一程度的同情相混合，造成极度的荒谬感，由此才可能形成如此突兀的嬉戏腔调与油滑风格。我曾经很认同《阿Q正传》的风格，可是现在，当我捧起这部小说时，辛酸得不敢阅读，我就像《墓碣文》中的主人公一样只想逃开，“不敢反顾”，生怕看见阿Q的眼睛。
鲁迅显然没有这种恐惧，他不会在阿Q的注视中心生愧疚和寒凉。他所怕的是夏瑜（《药》）、狂人（《狂人日记》）、过客（《过客》）、绥惠略夫（阿尔志跋绥夫《工人绥惠略夫》，鲁迅译为中文）等等这些执着于探索和改革的精英人物的眼睛。无论这些改革者在困难面前是激越（夏瑜）、是发疯（狂人）、是沉勇（过客），还是走向反面疯狂地破坏和毁灭（绥惠略夫），鲁迅都深爱这些人物，因为只有这些人才是精英，这里才有鲁迅真正的精神认同和群体认同。
在《药》中，愚昧的底层人是革命家夏瑜急于拯救的对象，这是志在改革的精英人物为自己的行为寻找正当性依据的惯常思路，至于其本意是不是真的在于拯救愚昧的底层人，大有研究追问的余地。在《狂人日记》中，愚昧的底层人是狂人劝说和启蒙的对象，这是志在教化的精英人物给自己安排的崇高地位。在《过客》中，愚昧的底层人是精英人物遗弃的对象，为什么？因为庸众不能理解精英人物之人文理想和精神追求的伟大价值，他只有孤独地奋勇前行。在鲁迅所翻译的俄国小说《工人绥惠略夫》中，意在拯救苍生的绥惠略夫因为愿望受到阻挠，转而仇恨苍生并且急于毁灭苍生。这四部作品体现了精英人物的四重境界，每个人物身上都闪烁着鲁迅的影子。
对于阿Q，作者一直以极为冷峻的眼光审视着他，尽管在鲁迅笔下所出现过的人物之中，他的境遇最为悲凉。他本是一个勤劳而且能干的劳动者，“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鲁迅《呐喊·阿Q正传》，《鲁迅全集》一卷49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没有什么事能够难倒他。
然而他再怎么卖命劳动依然是一无所有。他没有自己的住所（只能住在土谷祠里），没有自己的土地，也没有稳定的职业，人到中年也无力娶妻生子、成家立业，靠给人打短工饥一顿饱一顿地度日。他甚至没有自己的姓氏，因为阔人赵太爷不允许他姓赵。
对于这样一位被压迫与被侮辱的穷人的悲惨境遇，鲁迅在漫长的写作过程中甚至没有表现出一点出自本能的义愤与同情。他对阿Q的命运和需求一点也不关心，当这个孤苦伶仃的受难者希望拥有妻子孩子时，鲁迅对此连人情之常的理解也没有，而是生拉硬拽地将此与所谓“封建礼教”的“孝道”联系起来，并予以嘲弄。
他仅仅关心如何利用阿Q这个形象来表现他作为一个精英思想家对于底层群体的深刻审视和冷峻批判。阿Q终于像亚里士多德笔下的奴隶一样，成了写作者鲁迅的工具。鲁迅只对作为工具的阿Q感兴趣，对他本身缺乏起码的人文关怀。
有一个插曲颇值得我们思考。《阿Q正传》是鲁迅影响最大的文学作品，读者自然见仁见智，谁都很自然地用自己的眼光来阐释之、发挥之。1930年，北京陆军军医学校教师王乔南，将《阿Q正传》改编为电影文学剧本《女人与面包》。单从题名上看，王乔南显然具有左翼作家的关怀角度，想展现阿Q生存上的困难和绝境。对于赤贫者阿Q来说，本来不失为一种阐释角度。但是鲁迅对这种阐释角度完全否定。他两次给王乔南回信，劝他不要改编，后来王乔南寄来改编好的剧本，鲁迅也不想看，马上原稿奉还。
鲁迅的第一封回信说：“我的意见，以为《阿Q正传》，实无改编剧本的要素，因为一上演台，将只剩了滑稽，而我之作此篇，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其中情景，恐中国此刻的「明星」是无法表现的。况且诚如那位影剧导演者所言，此时编制剧本，须偏重女角，我的作品，也不足以值这些观众为之一顾，还是让它死去吧。”（鲁迅《书信·301013》，《鲁迅全集》十二卷2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页）
第二封回信说：“前次因为承蒙下问，所以略陈自己的意见。此外别无要保护阿Q，或一定不许先生编制印行的意思，先生既然要做，请任便就是了。至于表演摄制权，那是西洋──尤其是美国──作家所看作宝贝的东西，我还没有欧化到这步天地。它化为《女人与面包》以后，就算与我无干了。电影我是不懂得其中的奥妙的。寄来的大稿，恐未曾留有底稿，故仍奉还。” （鲁迅《书信·301013》，《鲁迅全集》十二卷2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页）这里所云“就算与我无干”虽然另有语境，但是他不认可王乔南的改编角度和阐释角度是很明显的。
一个作家在写作中当然有权利“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也有权利对别人的阐释角度不予理睬。本文要追问的是，在鲁迅的创作意图中，《阿Q正传》究竟以什么为目的呢？
《阿Q正传》以滑稽的外衣为诱饵，诱导读者去了解阿Q内心真实的想法。赤贫者阿Q能有什么想法呢，不过是想有个女人（只想“一个”，最大的幻想不过是能够挑一个中意的），想有一个或若干个后代，此外最大的非分之想就是有张用来睡觉的宁式床。阿Q有没有别的不轨之思？他想过让全国人民都给他缴纳保护费没有？他想过在每个风光盖世的地方建一座别墅没有？没有。
一个赤贫者如此低调的愿望，如此底线的需求，激起了当代最伟大思想家的最深广最严肃的忧虑。忧虑什么？忧虑赤贫者太自私了。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在如此伟大的变革时代，阿Q一点也不关心民族国家的命运，只想着利用社会变革的机会，满足自私的愿望。这样的穷人，不启蒙行吗？这样的国民，不批判行吗？
可是，革命不就是为了调整一个社会不合理的利益格局，从而重新安排一个相对合理的新的利益格局吗？在革命之前不合理的利益格局中被剥夺得一无所有的人，在革命之后相对合理的利益格局中得到一些新的权利和机会，不是天经地义的吗？而且，在一个大的社会变动之中，哪一个群体、哪一个个人不是为了谋求或者捍卫自己的利益而参与其中的呢？
我看不出阿Q错在哪里，但是鲁迅说阿Q错了。他用滑稽的、戏弄的笔调描述阿Q的社会特征：愚、穷、弱，他用严肃的、冷峻的笔调描述阿Q的精神特征：私。他对于底层人的诊断，与晏阳初、胡适对于底层人的诊断，堪称基本一致。晏阳初所谓“愚、穷、弱、私”，在鲁迅的小说中得到了全面的展现。胡适所云“五鬼乱中华”的五鬼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其中“贫穷、疾病、愚昧”是独属于底层人的，造成“扰乱”除了军阀就是土匪，也有一半是底层人，只有“贪污”一鬼是上流社会的人闹出来的，可是能够揪出来的贪污犯，肯定也是底层人出身的（权贵贪污根本就不叫贪污，不可能被揪出来）。
可见，中国社会的纷乱、国家的溃败，原因都在底层人，责任都在底层人。由于底层人太愚昧，产生不出天才来，使得国家无人收拾；由于底层人太贫穷，拖了国家的后腿，无法抵制殖民掠夺；由于底层人太虚弱，生产不出更多的财富，导致国家贫穷；由于底层人太自私，只知道争抢女人和面包，影响了国家的文明水平；由于底层人太扰乱，宁式床早给他们抢走了，弄得国家的炮火只能对着他们打，对于殖民者和入侵者，只能不断送银子。即使是社会控制集团贪得无厌的掠夺、草菅人命的屠杀，责任也在底层群体。
为什么？鲁迅说：“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也不会有好议员的；现在常有人骂议员，说他们收贿，无特操，趋炎附势，自私自利，但大多数的国民，岂非正是如此的么？这类的议员，其实确是国民的代表。”（鲁迅《华盖集·通讯》，《鲁迅全集》三卷21-2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这话虽然从精英和底层的互动关系来说未尝没有一点道理，但是从追究责任和寻求改造方案而言，将矛头对着被统治、被压制的底层国民，不能不说是颠倒乾坤之论。
按照五四精英群体的说法，三千年变局，两百年国耻，以及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的全面崩溃，都是那该死的阿Q闹的。
要想民族兴旺，国家发达，社会繁荣，人民幸福，必须好好控制和管理千千万万个阿Q。由谁来控制和管理，当然是由胡适所呼唤的大约一万个“天才人物”构成的“社会重心”，也就是精英群体。要想利用三千年变局实现真正伟大的变革，必须克服阿Q的愚穷弱私，让他们做出贡献。先是当兵的必须做到“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后来的要求变更为“群众不拿一针一线”。他们必须像工蚁那样永无止境地劳动和贡献。贡献给谁？“精英意识形态”中的说法是贡献给国家，给民族。国家是谁？国家就是精英群体。
底层群体创造了巨大财富而自己又“不拿一针一线”，尽数贡献给国家，还不能让精英群体满意。精英群体有一个重要的愿望，那就是要求这个愚昧的底层群体能够理解、配合他们建设伟大的现代化国家的伟大理想，如何才能实现这个愿望呢？
于是，“思想启蒙”。
于是，“国民性批判”。
于是，“狠斗私心一闪念”。
如何挽狂澜于既倒、引导中国进入康庄大道？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退潮之后的1925年依然坚持说：“现在的办法，首先还得用那几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经说过的‘思想革命’。还是这一句话，虽然未免可悲，但我以为除此没有别的法。……我希望于《猛进》的，也终于还是‘思想革命’。” （鲁迅《华盖集·通讯》，《鲁迅全集》三卷2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
在思想革命的诸般内容中，“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也就是“要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鲁迅《两地书·八》，《鲁迅全集》十一卷3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
如果国民性的坏根不予改变，会有什么后果呢？那就诞生不了天才，那就会扼杀精英。
鲁迅一生反复讨论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小说《工人绥惠略夫》的主人公绥惠略夫的不幸遭遇。1925年3月18日，在给他最喜欢的女学生许广平写信时，批评绥惠略夫是“个人无政府主义者”的同时，对他寄予了无限同情。“这一类人物的运命，在现在——也许虽在将来——是要救群众，而反被群众所迫害，终至于成了单身，愤激之余，一转而仇视一切，无论对谁都开枪，自己也归于毁灭。”（鲁迅《两地书·四》，《鲁迅全集》十一卷2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
鲁迅相信绥惠略夫、狂人、夏瑜等等都是意在“救群众”，反被群众所害。他对笔下的精英人物常常如此信任，乐于寄予希望。即使希望落空，也还会加以同情和礼赞。而对于处于卑贱地位的“群众”和底层群体，在鲁迅、胡适的笔下，常常是祸根所在，是黑暗的渊薮。不加以启蒙，不经过思想革命的洗礼，他们永远理解不了精英人物，永远只会吃精英人物的鲜血。
这就是五四精英意识形态的基本倾向。
胡适是五四精英意识形态的理论表述者。
鲁迅是五四精英意识形态的形象展现者。
毛泽东是五四精英意识形态的政治实践者。
把鲁迅对于阿Q的要求落实到现实中，就是让“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的阿Q，将刚割好的麦，刚舂好的米，亲自撑着船全部送到精英群体指定的国库中，然后回到土谷祠中活活饿死。如果那麦和米都给阿Q吃了，岂不纵容了他的愚穷弱私？如果由阿Q享用那些麦和米，这与思想启蒙和国民性批判的文化理想是不相容的。也与精英群体垄断国家权力、控制社会资源的欲望相冲突。正因为这样，鲁迅对于别人关注阿Q的吃饭权利、性权利、婚姻权利，给予完全的否定，并且不屑一顾。
无论是鲁迅建构的精英意识形态，还是毛泽东的政治观念与决策，都十分注意遏制底层人的物质欲望，甚至站在道德高度否定他们的利益诉求。
毛泽东执掌政权之后，极力按照精英意识形态的目标，建设一个工业化强国。可是资金短缺，钢材短缺，一切战略物资都短缺，怎么办？他们只有动员底层群体作出最彻底的牺牲，哄骗农民连口粮也不能保留，尽数交给国家出口换外汇，以便推进工业化建设。迄今为止，国人一直不能理解，农民出身的毛泽东何以不知道一亩地能打多少粮食，何以相信亩产十万斤的邪说？他们不知道，只有制造一个非正常高产的社会氛围，才能趁势将农民的粮食悉数掠尽。比起列宁的手下持枪到村里抢粮，此法成本要低得多。底层群体付出了三千万尸骨的代价，熬过了半个世纪的风霜，竟然还没法看穿精英群体玩弄的这么一场把戏。难怪精英群体认定他们“愚昧”。
毛泽东成为鲁迅的知音有多方面的原因，对阿Q们必须严格要求当是原因之一种。所区别者，毛泽东所作乃是一种政治家的自觉的谋略，鲁迅所写，只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精英意识的本能流露，他此时很可能是不自觉的。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