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不准补课、不准单休的政策一出来，家长群炸了。
信访办的电话被打爆，网络上的留言一条比一条激烈："剥夺孩子受教育的权利""你们凭什么替我家孩子做主""减负减负，越减越负"。这些家长举着"为了孩子"的旗帜，冲到了政策执行的最前线，把教育部门推到了火堆上烤。
但在我们讨论这些家长的对错之前，必须先搞清楚一个前提——他们冲撞的那个政策，到底是什么来头，到底对不对。
“双减”是什么？它是新中国自毛主席时代以来，最大规模、最系统、最彻底的一次纠正教育异化的集体性行动。
这不是一句空洞的赞美。翻开新中国教育史，我们搞过扫盲、搞过教育普及、搞过恢复高考、搞过素质教育改革——但从来没有哪一次行动，像“双减”这样同时对准学校办学行为、校外培训资本、家庭过度焦虑三个靶子同时开火。这是一个系统工程，是党中央对几十年来应试教育沉疴的一次总清算。
回顾“双减”出台之前那些年，我们国家对于应试教育的反思够多了。各类媒体上充斥着亲西方的自由派意林文章，把国外的"快乐教育"吹得天花乱坠。他们笔下，西方的孩子下午两点放学、没有作业、没有考试、在草地上追逐嬉戏——仿佛那就是人类教育的终极理想。仿佛只要照搬那一套，中国孩子就立刻获得了幸福。
但那是骗人的。
西方的快乐教育，从来就不是为劳动人民的孩子准备的。它掩盖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在资本主义社会，精英阶层的孩子依然在拼命学习，只是他们学的是领导力、批判性思维、艺术修养和社交网络；而被"快乐教育"放养的孩子，早早被淘汰出竞争序列，快乐地成为了流水线上的螺丝钉。这套把戏，不过是阶级再生产的一层温情的面纱。如果我们照搬那条路，就会把一个十四亿人口的大国，拱手交给资本的筛选逻辑。
所以，西方那套快乐教育，跟我们的国情不相符合。
我们国家需要的是自己的教育理念。不是对西方模式的简单模仿，不是对旧式应试教育的全盘否定，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指导下，走出一条"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路。“双减”就是这条路上一块醒目的里程碑。
它高就高在：它不是单纯地"减课时"，而是从整体上调整教育的方向——让教育从"军备竞赛"的轨道，切换到"人的全面发展"的轨道。它背后是一整套新时代教育思想的逻辑：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三位一体，立德树人是根本任务，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是最终目标。
更了不起的是，党中央洞见了一个绝大多数人没有看透的真相——教育问题本质上是经济问题。
那些被家长信访吓得腿软的基层部门，以为“双减”只是一项教育系统的内部工作，做好了课堂管理、管住了培训机构就算完成任务。他们没有理解“双减”的全貌——党中央在推“双减”的同时，同步部署的是就业优先战略、收入分配改革、职业教育发展、社会保障完善。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意思再清楚不过：减负和教育改革、经济发展是共生关系，必须用经济手段解决经济焦虑，必须把教育和就业、收入、保障一起抓。两者要同步进行，要两个同时搞。
这是高瞻远瞩的战略判断。
但可惜的是，我们很多地方的政府部门没有理解这个问题。他们以为“双减”就是管管学校、查查补习班，减完了就完事了。于是当家长冲进信访办、拍着桌子喊"我要补课"的时候，他们就慌了，他们软了。他们不知道自己手里握着党中央给予的尚方宝剑，不知道国家的全盘战略已经在后方支撑着他们，不知道这些家长的焦虑恰恰是“双减”后半程要解决的对象。他们只知道自己被骂了，就缩回去了。
这一幕，就是我们在后面要反复分析的——一个小阶级，如何用“爱”的话语和“人民”的旗号，肢解国家意志。
这一幕我们太熟悉了。每一条减负政策出来，都有这样一波反弹。禁补课——信访。禁排名——信访。禁单休——还是信访。政府机关在汹涌的“民意”面前，一次次软下来，一次次妥协，一次次把刚立起来的规矩又悄悄撤回去。
但我们得问一句：这真的是“民意”吗？或者说，这真的是我们该听的“民意”吗？
教育只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它没有任何主体性。所有套在它身上的焦虑，本质上都不是冲它来的——那是经济焦虑找不到出口，钻进了教育这个壳里，改了名字重新登场。
一、“人民”不是谁嗓门大谁就能代表的
先廓清一个问题：什么叫“人民”？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说得清楚——“人民”不是一锅乱炖的个体总和，它是有历史规定性的政治概念。列宁在《国家与革命》里继续讲：人民的根本利益不等于每一个群众当下的一切诉求。群众里有落后的、不觉悟的成分，党有责任去教育、引导、改造他们，而不是谁嗓门大就跟谁走。
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里讲得更直接：“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
看清楚没有？“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和“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毛泽东是把这两件事对立起来讲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于人民利益的；共产党人必须随时准备修正错误，因为任何错误都是不符合于人民利益的”。
把“人民”理解为所有个体诉求的机械相加，那是庸俗的民主主义。把“人民”理解为历史规律的承载者，才是马克思主义。
那些冲进信访办、指着教育部门鼻子骂的家长，他们代表的是“人民”吗？他们代表的是自己家的孩子、自己家的焦虑、自己家的生存恐惧。把这份私欲贴上“人民”的标签，是对人民性最大的亵渎。
二、教育焦虑的本质：经济焦虑钻进教育的壳里
这些家长不是天生的"反减负斗士"。他们的焦虑从哪儿来？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里解剖过"异化劳动"：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他创造了一个庞大的物的世界，自己却被扔进了无价值、无尊严的深渊。当人们在经济生活中找不到主体性、抓不住安全感的时候，他们就必须找一个出口来安放恐惧。
教育就是那个最大的出口。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早已点明："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人在职场上被资本挤压，在收入分配中被边缘化，在社会保障的缝隙里提心吊胆——这些恐惧，总要有个地方去。于是，它们像水流一样，全部倾泻到了孩子身上。
教育不再是为了人的全面发展，而是变成了一张"高价入场券"的兑换券。分数=好大学=好工作=活下去，这根链条每一个环节都绷得紧紧的，断了哪一环都是万丈深渊。
而“鸡娃”的操作，就是赤裸裸的"人对人的压迫"。家长把孩子当作“下金蛋的鸡”——喂最贵的饲料、熬最长的夜、拔最高的毛，榨干一切，只求多产一枚蛋。
《共产党宣言》里那句刺眼的话，今天读来依然扎心：“资产阶级撕下了罩在家庭关系上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投入多少补习费，产出多少分——这个算式和资本家的利润表，有什么区别？
三、“无私”背后的异化：家长已经成了焦虑的容器
这里我们需要做一个重要的理论辨析。
如果有人认为，当代的“鸡娃”家长就是过去那种“把孩子当附属物”“养儿防老”的旧式家长，那就把问题看浅了。恰恰相反——今天的绝大多数家长，已经从观念上彻底告别了那种旧的剥削思维。他们不再说“孩子是我的私有财产”，不再说“我养你你就得回报我”。他们现在的话语是这样的：
“我什么都不图，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孩子自己好。”
“我累死累活无所谓，只要孩子将来有出息。”
“孩子以后不赡养我、是白眼狼，我也认了。”
这些话，你听得见、摸得着，字字句句都是真实的。你无法指责他们自私，因为他们确实在自我牺牲。他们省吃俭用把每一分钱砸进补习班，放弃了自己的生活和梦想，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倾倒给孩子。他们嘴里没有一句“我要你回报”，只有一句“我是为了你好”。
这种“无私”的话语，比旧式的"养儿防老"更难对付。
为什么？因为旧式的剥削——把孩子当作养老工具——我们可以用"人的解放"去批判它，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孩子不是你的私有财产"。但当家长说"我什么都不图，我只图孩子自己好"的时候，你的批判失去了靶子。你不能说他是自私的，因为他在消耗自己；你也不能说他是压迫的，因为他把自己放在了孩子之下。
但问题恰恰在这里。
这种“无私”本身，就是一种更深刻的异化。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有一个论断，用在今天依然锋利："工人越是通过自己的劳动占有外部世界、感性自然界，他就越是在两个方面失去生活资料"。工人生产得越多，他能够消费的越少；他创造的价值越多，他自己越没有价值。这就是异化劳动最残酷的悖论——你越是拼命付出，你越是贬值。
今天的家长，正在经历同样的异化。
他们将全部的生命意义、存在价值、人生希望，都灌注到了孩子身上。他们不再为自己而活，而是为孩子而活；他们不再有自己的梦想，而是把梦想寄托在孩子的分数里；他们的喜怒哀乐、尊严和挫败，全部绑定在孩子的成绩单上。他们以为自己在奉献，实际上是在把自己的全部存在感异化到了另一个生命体上。
这和马克思描述的工人异化何其相似——工人把自己的生命投入产品，产品却脱离他、支配他。家长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孩子，孩子却被"成功"这个单一目标所吞噬。家长在自我耗竭中越陷越深，他们在孩子身上投入的每一分钱、每一分钟，都在反向塑造他们的焦虑——投入越多，越怕失败；越怕失败，投入越多。这个正反馈循环，就是“鸡娃”的动力学。
于是，一个更隐蔽的压迫结构就形成了。
家长嘴上说着"我不图回报"，但他们的行为逻辑清晰地指向一个目标——"你必须成功"。这个"成功"的定义不是由孩子决定的，而是由劳动力市场决定的：考上好大学、找到好工作、获得高收入。孩子的兴趣、天赋、情感、自由，全部被这个单一目标碾压。家长从"养老的剥削者"变成了"焦虑的容器"——他们把整个社会的经济压力吸收到自己身上，再以一种"无私的爱"的形式，全量输送给孩子。
这难道不是更高级的压迫吗？
旧式的压迫，至少孩子知道自己是被压迫的——他可以反抗、可以逃离。而今天的压迫，披着“爱”和“无私”的外衣，孩子连反抗的理由都找不到。家长说"我为你付出了一切"，孩子说"我从来没有要求你这样"。这种对话每天都在中国家庭的餐桌上上演。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早已指出，在私有制条件下，家庭内部的“爱”从来不是纯粹的，它总是被经济关系所渗透、所扭曲。今天的“鸡娃”家庭，正是这种渗透和扭曲最集中、最激烈的场所。家长以为自己是在“爱”，但他们爱的是一个被经济焦虑塑形的幻象——那个"考上好大学就幸福了"的孩子，而不是眼前这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情绪的人。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区分："人民性"不等于迁就每一个家长，不等于被那种"无私的爱"的话语绑架。当家长走进信访办、拍着桌子喊"我要孩子补课"的时候，他不是在捍卫爱——他是在把自身的异化转嫁到社会政策上，是在把一个"经济焦虑容器"的功能，强加给整个教育系统。
教育系统不是用来承接家长异化焦虑的。教育系统的功能是育人——培养完整的、自由的、能够担当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人。
我们不是要指责家长"自私"。他们恰恰是太“无私”了——无私到把自己全部交了出去，无私到丧失了自己作为一个独立生命的主体性。但恰恰是这种丧失了主体性的“无私”，让他们成为了整个异化链条中最不知疲倦的传动轴。他们的面孔是友善的，他们的话语是感人的，他们的行为是劳苦的——但正是这种友善、感人、劳苦，构成了减负政策最顽固的阻力。
这就是今天我们面对的那个"卡夫丁大峡谷"：你没法恨他们，因为他们真的很苦；你也没法顺着他们，因为顺着他们就等于把孩子们推回火坑。
而这个"峡谷"穿越的唯一方式，就是我们后面将要论述的——经济问题必须用经济手段解决。他们的焦虑不来自教育，来自生存。你不能只在课堂上减负，你必须让他们在生存中感受到安全感。
四、“鸡娃”模式培养的不是社会主义的人，而是资本主义的零件
前面我们论证了家长如何被经济焦虑异化、如何以“无私”之名行压迫之实。现在必须回答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即使家长是出于“爱”，即使他们的焦虑是真实的，为什么顺着这条路走，就培养不出社会主义接班人？
答案很简单——家长所信奉的那套教育模式，恰恰是资本主义最喜欢的教育模式。
不妨先看看这套模式在生产什么样的人：
流水线上的人。 刷题、考试、排名、淘汰——这套机制的本质是把人标准化。它不在乎这个孩子有什么天赋、什么兴趣、什么情感，它只在乎一个指标：分数。标准化的输入、标准化的加工、标准化的检测，然后按照分数分等、贴标、输出。这跟工厂流水线有什么区别？资本主义需要的就是这种标准化劳动力——能够服从指令、能够重复操作、不会问"为什么"只会问"怎么做"。你把孩子往衡水模式里送三年，出来的是什么？是一个被驯化了的、丧失了提问能力的、只知道按指令行动的"合格产品"。
竞争焦虑内化的人。 “鸡娃”教育的核心逻辑不是"求知"，而是"打败别人"。排名、比较、一分干掉一千人——这套话语每天都在塑造孩子的世界观：世界是一个零和博弈的战场，你的成功建立在别人的失败之上。这种人格结构，恰恰是资本主义最渴望的——一个永远焦虑、永远不满足、永远在追逐"下一块面包"的消费者和劳动力。他不会团结，不会合作，不会思考集体利益，因为他从小就被训练成"只关心自己排第几"。
丧失政治判断力的人。 这套教育模式把所有复杂的问题都简化成了一个操作——刷题。世界被切割成"考点"和"非考点"，人生被切割成"有用的知识"和"无用的知识"。一个从这套系统里走出来的人，面对真实世界时的反应是什么？是茫然。因为真实世界没有标准答案，真实世界需要的是对复杂形势的判断力、对历史规律的理解力、对政治方向的把握力——而这些，刷题刷不出来。
当这套模式批量生产出"标准化、焦虑化、非政治化"的劳动力时，请问——谁最高兴？
资本家最高兴。
资本家不需要工人有独立思考能力，他只需要工人能干活、能服从、能焦虑地保持"奋斗"状态。资本家不需要工人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他只需要工人相信"只要你足够努力就能成功"——这样工人就永远不会质疑制度本身，只会怪自己不够努力。资本家不需要工人团结起来争取共同利益，他只需要每个工人都活在"我要超过别人"的焦虑里——这样工人阶级就永远是一盘散沙。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揭示的真相是：资本主义生产不仅生产商品、生产剩余价值，它还生产"为资本主义服务的人本身"。教育作为上层建筑，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天然地承担着再生产阶级关系的功能——它通过"机会平等"的神话，让人相信失败是自己的问题，从而掩盖了制度本身的非正义性。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资本主义体制下培养出来的人，难道还有可能是社会主义的人吗？有可能，但是很少。因为这套教育模式的全部设计逻辑，就不是为了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而是为了培养资本主义的"合格零件"。
那么，社会主义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
全国教育大会上讲得很清楚：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个表述里每一个字都是有分量的——"德"在第一位，意味着政治方向是第一位的；"建设者"意味着要有创新能力、实践能力，而不只是刷题能力；"接班人"意味着要有政治担当、历史责任感，要能够接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
这样的人，刷题刷不出来。这样的人，需要的是能够独立思考、敢于质疑、善于合作、有政治觉悟、有历史视野的完整的人。而“鸡娃”教育正在消灭这些品质。
更隐蔽、更危险的是——这套“鸡娃”教育模式的存在，正在为资本主义攫取我国的教育体制创造绝佳环境。
想想看：当家长以“爱”的名义要求恢复补课、追捧衡水模式，他们实际上在做什么？他们在主动配合资本主义的人才再生产逻辑，把中国的下一代往标准件、焦虑体、非政治化的人格方向上塑造。他们以为自己在"为孩子好"，但他们是在把孩子的灵魂卖给资本。
教育主权是国家主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谁掌握了教育，谁就掌握了未来。如果我们在这套教育模式面前妥协了、退让了、迁就了，那我们就等于在教育这个阵地上缴了械。我们不培养社会主义的人，资本就会替我们培养资本主义的人——而到那时，再想夺回阵地，就千难万难了。
所以我们说，不能迁就家长——不是因为我们不关心孩子的福祉，恰恰是因为我们站在全体人民长远利益的高度、站在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看清楚了：顺着“鸡娃”的路子走，就是在掏空社会主义的未来。
五、可怕的是：家长已经形成了一个“小阶级”
这里我们要特别指出一个现象——家长群体已经形成了一个事实上的“小阶级”。
这个小阶级的面目，从来不是凶神恶煞的。他们总是以最友善、最无害的面目出现：慈爱的父母，为了孩子的未来，含辛茹苦，奔走呼号。他们的话语天然占据道德高地——“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孩子”“我只是想要孩子有个好前程”“你们凭什么拦着我为孩子付出”。
这套话术的杀伤力有多大？它让我们的政府机关麻痹了。
想想看：禁止补课的政策一出台，家长马上信访。“你居然敢不尊重人民的意志！”“你居然敢剥夺我家孩子的受教育权！”“你太可怕了！”——信访办的人一听“人民”两个字，腿就软了，心想"是不是我们真的做错了"？
然后呢？政策开始松动。双休变单休。单休变全天。举报电话形同虚设。违规补课的学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政策在纸面上写着"严禁"，在执行中变成"建议"。短短一两个月，所有减负的努力，在家长的"亲情绑架"面前土崩瓦解。
这就是“小阶级”的可怕之处。他们不需要挥舞拳头，只需要举着"为了孩子"的牌子走进信访办，政府的防线就自毁崩塌。他们嘴里喊着"尊重民意"，但每一个党员干部心里都清楚——这根本不是民意，这是私欲披上了道德的外衣，正在绑架公共决策。
正是因为这个“小阶级”的存在，国家主义的政策才总是执行不下去。减负喊了这么多年，越减越负。双休推行了这么多次，越推越反弹。每一次政策都死在了"家长信访"这个环节上。
我们必须要认识到：过去我们以为主要矛盾在学校、在培训机构。现在学校管住了、机构打掉了，但减负还是没有彻底落地。为什么？因为真正的阻力已经转移了——从外部市场，转移到了家庭内部，转移到了那些以爱之名行压迫之实的家长身上。
六、主要矛盾已经转移：从机构到家庭内部
毛泽东在《矛盾论》里教我们怎么分析问题："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捉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过去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是学校应试导向和校外培训资本的野蛮扩张。所以“双减”对准了这两个靶子打。打得很准，也很有效。学校不敢明目张胆补课了，培训机构关了一大批。
但旧矛盾解决了，新矛盾就浮上来了。
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是代表国家长远利益的社会主义教育方针，与部分家长被经济焦虑深度塑造的短视教育诉求之间的矛盾。是国家要让教育回归育人本质，而家长要把教育按在"军备竞赛"的轨道上不放。是政策在往左走，家长在拼命往右拽。
不抓住这个主要矛盾，我们的教育政策就永远在"出政策—被抵制—妥协—再出政策—再被抵制"的死循环里打转。
但注意——指出家长是主要矛盾的一方，不等于我们就把锅全甩给家长。家长的错误认识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经济焦虑的必然产物。你让一个在工厂里每天干12个小时、月薪五千、随时可能被优化的父亲，怎么心平气和地说"孩子快乐就好"？他做不到。生存恐惧压倒了一切。
所以，批判家长是必要的，但仅仅批判家长，远远不够。
七、“双减”的人民性：国家在做对的事情
那就回到一个问题：国家为什么要推“双减”？为什么明知道会遭遇家长反弹，还是要推？
2024年全国教育大会把道理讲透了：“教育是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之基”，要“紧紧围绕立德树人这个根本任务”，要“正确处理支撑国家战略和满足民生需求、知识学习和全面发展、培养人才和满足社会需要、规范有序和激发活力、扎根中国大地和借鉴国际经验等重大关系”。要“持续巩固'双减'成果”。
2025年《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明确提出“全面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
“人民属性”是什么？是让亿万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地成长，是让教育回归“人的全面发展”的轨道，是为国家培养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建设者和接班人——这不是满足每一个家长眼前的加分需求，而是站在全体人民长远利益的高度作出的战略决断。
国家推“双减”，就是看穿了——教育不能沦为经济焦虑的泄洪道，孩子不能沦为经济结构的牺牲品。那些反对“双减”的家长，表面上在"捍卫孩子的未来"，实质上是在捍卫把"孩子当工具"的权利。国家恰恰是在把孩子从工具化的深渊里往外拉。
但话又说回来——“双减”减的是孩子的课业负担，减不掉家长肩上的生存压力。只要"考不上好大学就找不到好工作"这根链条还绷着，家长的焦虑就不会真正消失。
八、教育问题的根子在教育之外：经济基础必须动
历史唯物主义有一个最基本的判断：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教育属于上层建筑，它的问题归根结底要从经济基础里找根源。
列宁说："要想消灭阶级，就必须消灭阶级存在的经济基础。"同样，要想消灭教育焦虑，就必须铲除产生教育焦虑的经济根源。
我们不能只对着家长喊"你们错了"，还要回答：孩子不补课了，然后呢？出路在哪里？普通家庭的安全感从哪里来？
经济问题就得用经济手段去解决。 教育政策能管住学校、管住培训机构，但管不住劳动力市场的歧视、管不住收入分配的差距、管不住社会保障的不充分。管不住的东西，恰恰是焦虑的真正来源。
减负减的是课表上的课时，减不掉社会分流的恐惧。只要"一考定终身"的经济逻辑不变，“鸡娃”就是理性的选择——哪怕所有人都知道这是错的，但在生存面前，没有人敢停下来。
九、“双减”的下半场：末端配套必须跟上
“双减”的边际效应正在递减。如果只做减法不做加法，只堵不疏，家长的反弹只会一次比一次猛烈。
下一阶段的重点，不是继续加码"减"的力度，而是系统性地去解决"减完之后怎么办"。
第一，推进学历歧视治理。 公务员招录、事业单位招聘、国有企业用人，带头破除"唯名校""唯学历"。劳动力市场平等了，教育才能松口气。
第二，打通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上升通道。 让职业院校的孩子同样有体面收入、有尊严生活、有上升空间。这需要真金白银地投入，需要制度性地保障。
第三，深化收入分配改革。 缩小行业之间、岗位之间的收入鸿沟。当送外卖和坐办公室的收入差距不再悬殊时，"考不上大学就完了"的恐慌才会消散。
第四，完善社会福利保障。 教育、医疗、养老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是消除不安全感的根本之策。当每个人都能不费吹灰之力地获得基本生存保障时，家长就不需要把孩子当成"下金蛋的鸡"。
第五，拓宽成才通道和终身学习体系。 人的发展不局限于"18岁高考一条路"，而是贯穿一生、多元选择。
“双减”只是上半场，解决经济根子是下半场。上半场是必要的，但它本身解决不了全部问题。如果下半场打不好，上半场的成果也会被吞噬。
十、两手都要硬：思想改造+制度保障
毛泽东在《实践论》里讲："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人类的生产活动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决定其他一切活动的东西。"家长的认识错误来自他们的生存实践。要改造认识，就要改造实践——改变他们所处的经济环境。
所以必须两手都要硬：
思想上——列宁在《怎么办？》里早就提醒过：群众的自发运动天然有被资产阶级思想体系支配的危险，"正确的阶级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主流媒体必须系统性地讲清楚"为什么不能迁就鸡娃思维"，把涣散的个体家长引导到党的教育方针上来。
制度上——就业公平、收入分配、社会保障，这些配套改革一个都不能少。从根子上铲除焦虑产生的土壤。
中国共产党是先锋队，必须在这两条战线上同时发力——既做思想上的引领者，也做制度上的建设者。
十一、让教育回归教育，让人回归人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揭示了一个冷酷的事实：家庭是私有制的产物，家庭内部的压迫有着深刻的经济根源。“鸡娃”现象，正是这种异化在今天的生动写照——家庭不再是爱的港湾，变成了"人力资本再生产车间"。
今天我们在做的每一件事——坚持“双减”、禁止补课、拒绝迁就——都是在把一个被绑架的教育夺回来，把一个被工具化的孩子夺回来，把一个被异化的家庭夺回来。
恩格斯描绘的未来社会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孩子有权不被当作工具，有权作为一个完整的"人"被对待。
减负不是目的，解放才是。
让孩子不再是一只“下金蛋的鸡”，让家长不再是一个焦虑的“饲养员”——这需要我们在课堂上减负，更需要在社会上填坑。前者是态度，后者是能力。
衡量一项教育政策对不对，标准只有一条——是否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否有利于培养可靠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而这个“可靠”首先意味着：他是一个完整的人，而不是一只下过蛋就被扔掉的鸡。
【文/林虹宇，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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