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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开展对《武训传》的批判后，毛主席在1951年10月23日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发言，指出“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是值得庆贺的新气象”，由此，文艺界开始了整风。
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2011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
【毛泽东赞扬文化教育界知识分子的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他在全国政协一届三次会议的讲话中指出：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行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一，是值得庆贺的新气象。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全国文联决定在文艺界进行一次整风学习。从1951年11月下旬到1952年夏，各地结合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周年，全面展开文艺界的整风学习，初步澄清文艺工作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明确了文艺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1952年1月，全国政协决定成立学习委员会，负责组织和领导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工商宗教界人士开展学习运动，结合全国正在开展“三反”运动的形势，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以求纠正违反国家利益、人民利益的错误思想和行为。1952年六七月间，科技界也开展了学习运动。这样，由教育界开始的以改造思想为主要内容的学习运动，逐渐扩展到整个知识界，发展为全国规模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1952年这次文艺界整风针对胡风的错误文艺思想也开展了批判。
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
【一九五二年文艺界开展整风，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评是一项重要内容。从九月到十二月，由周扬主持，先后召开四次文艺界的座谈会，批评胡风文艺思想】
随着1955年批判胡适唯心主义思想批判接近尾声，1955年2月，全国文艺界又大规模开展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初期定位为思想批判、文艺思想斗争。1955年5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第一批《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材料》，舆论定性发生质变，从文艺思想问题变为政治反革命问题。此后连续公布多批材料，被定性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最后被判刑入狱。
改革开放后，胡风被完全平反，各种文章、书籍铺天盖地为胡风叫屈，称之为“冤案”。
事实到底是什么呢？
这是三十年代两条文艺路线斗争的继续。
胡风，原名张光人，1902年生于湖北省蕲春县，他在中学时代，接受了革命思想，曾积极参加五卅学生运动。1929年，胡风到日本东京留学并加入了日本共产党和日本普罗科学研究所的艺术学研究会，参加了左翼组织活动。1933年，他回国到上海，曾一度担任“左”联宣传部长和书记。
▲ 胡风（1982年）图片来源：《胡风传》（梅志著）
胡风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进步文学活动，在文艺创作理论方面同其他作家存在着分歧，早在1930年代的“两个口号”之争之前时就开始了。
按照时间线，根据《胡风反革命理论活动的过去与现在》整理，胡风的错误如下：
1935年，发表《什么是典型和类型》，反对九一八后为政治服务的文艺作品，斥其为“标语口号”。
1938年8月，发表《论持久抗战中的文化运动》，反对作家上前线和写作战题材。
10月，反对郭沫若关于抗战中文化工作要普及化、通俗化的主张，将其斥为“愚民政策”、“公式主义”。
1939年-1940年，发表《今天，我们底中心问题是甚么？》，认为不能外在强制给作品预设政治框架，艺术真实性是根基，政治倾向性应当有机内化在形象之中。归根结底是文艺不能服从政治。
极大抬高创作主体“主观战斗意志”的地位，是胡风“主观战斗精神”文艺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现实生活是第一性的，是文艺唯一源泉；人的主观思想、情感、认识，来源于社会实践，是第二性的。胡风的“主观战斗意志”承认生活是源泉，但把作家的主观战斗精神放在第一位、视为创作活动的枢纽、是决定性的因素。归根结底是唯心主义。这是胡风文艺理论的基石。
1940年冬，发表《论民族形式问题》，过度否定民间文艺价值，相对忽视民族文艺遗产的继承，片面强调外来现实主义方法与现实生活。
1944年，发表《文艺工作底发展及其努力方向》、《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过度抬高创作主体“主观战斗精神、自我扩张”，在创作认识论上带有浓厚主观主义倾向；对作家思想改造路径理解片面，弱化深入工农群众斗争作为改造根本道路；观察人民群众时偏重“精神奴役创伤”，未能充分突出人民作为革命主体的内在革命性；警惕理论教条主义的同时，相对轻视自觉掌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对作家的引领作用。
这两篇文章在文艺与政治、现实主义内涵（比如歌颂光明还是揭露黑暗）、创作方法一系列问题上，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无产阶级文艺主线存在严重理论分歧。
比如在现实主义内涵：
在创作方法上的分歧：思想改造，《讲话》：根本途径是深入工农群众斗争实践，改造立足点。胡风：改造依靠作家内在精神自我搏斗，轻视下乡深入群众的先决意义。
世界观与创作，《讲话》：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指导创作，帮助认清历史规律。胡风：警惕理论公式束缚创作，低估自觉学习先进世界观的作用。
创作过程，《讲话》：收集现实素材，客观提炼典型形象。胡风：主体“自我扩张”、主动拥抱现实，放大作家主观能动地位。
题材、民族形式，《讲话》：重视工农斗争重大题材，批判继承民间、民族文艺传统。胡风：反对题材等级论；低估民间文艺价值，不认同依靠旧形式创造民族形式。
总之，胡风的文艺理论与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存在严重而深刻的分歧。
1945年后，胡风主编《希望》，联系路翎、阿垅、贾植芳等一批青年作家，在重庆、成都、上海、北平等地联络同人、发表论辩文章，后被称为七月派作家群。
胡风一派存在明显宗派主义倾向，门户之见较重，对不同理论观点缺少包容；对持不同见解的进步作家的尖锐批评充满贬斥性文字；对圈子内青年作家大力扶持、高度肯定，严重不利于革命文艺队伍团结。
比如1945年12月，胡风抓着国民党一个警察刊物提出要建立“警察文学”的口号的机会，在《逆流的日子》中讽刺党的文艺政策也是一种“警察文学”，拿国民党“警察文学”类比国统区共产党领导的文艺界中存在的一些教条主义。
1948年，出版《为了明天》和《论现实主义的路》，强调群众斗争的自发性，弱化党如何动员群众、教育群众、凝聚群众。提出“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这里没有强调工农群众的斗争，就如之前所讲的，人民包括工农兵与小资产阶级，胡风说“哪里有生活，哪里就有斗争”，实际上就是不分主次，没有工农兵优先，没有辩证法的观点。胡风特别强调劳动人民“精神奴役的创伤”，将笔墨重心放在消极精神状态上，也就是揭露劳动人民，这些显然都是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对立的。
新中国成立前，胡风与文艺界其他作家有过3次大的争论。
根据东方直心老师《毛泽东大传》：
【第1次是在1936年夏，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周扬等人提出“国防文学”作为文艺界联合战线的口号；而鲁迅、沈雁冰、冯雪峰、胡风等人则主张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那时，鲁迅正在病中，胡风就用自己的名字写了《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首次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
第2次在1940年前后，延安和重庆的文化思想界开展了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热烈讨论。民族形式问题，是毛泽东在1938年《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报告中首先提出来的。在延安，没有发生严重地分歧和论争。而在重庆文化界思想界的讨论中，向林冰等人提出了民间形式是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的观点，而葛一虹等人否认旧文艺形式还有可取的东西。郭沫若等人也发表自己的意见。胡风却独树一帜，既不同意向、葛的观点，也不同意与向、葛不同意见的观点。他既肯定“旧形式”的作用，又强调外来文艺形式的意义。胡风处于“孤军”地位，他的观点受到批评。
第3次是在1945年及其以后，1945年重庆文艺界的某些领导根据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认为当前主要是反对“非政治倾向”，而胡风认为主要反对倾向是“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要求作家奋发“主观战斗精神”。重庆进步文艺界召开了几次座谈会对胡风的文艺思想进行了比较深刻的批评。但胡风没有接受这些批评，而且感到十分反感。1948年，在香港的党内文艺工作者邵荃麟、林默涵、胡绳发表文章，批评了胡风等人主张的“主观精神”、“战斗精神”、“人格力量”脱离了社会实践和阶级关系。胡风发表文章，批判“主观公式主义”和“客观主义”，从实际出发，历史地、正面地论述了文艺创作的现实主义原则。1949年7月2日，第1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沈雁冰作了《在反动派压迫下斗争和发展的革命文艺》的报告，不指名地批评了胡风的文艺思想。胡风对此极为不满。】
有人说，你这是翻旧账，这都是解放前的事，都是老黄历了。
不是的。
胡风的文艺思想，是一贯的，即使在被打成反革命坐牢期间，他也从未改变，在他的自传中非常清楚地体现了。
认识错误，并不是路线错误，但是长时间的不纠正认识错误，就是路线错误了。
新中国成立后，胡风依然坚持自己的文艺思想，没有任何改变。
1949年，胡风到北京参加第一次文代会。会上胡风发言坚持唯心主义的自身现实主义理论。
1951年，《论现实主义的路》再版，持续宣传唯心主义的“主观战斗精神”理论。
即使这样，中国共产党仍然将胡风看成是共产党人的进步的朋友。
1996年6月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胡风自传》：
【冯雪峰同志有一次说到：周总理审阅代表名单（文代会——井冈山观心注）的时候，是把我的名字划在“左”一类的，劝我放心。】
【十二、胡乔木同志和我谈话：一、说我对于党底事业是做过真诚强烈地追求的；二、说我对世界对历史的看法和共产党不同，而且这还不是“庸众”底意见；三、他劝我，脱离了共产党就是脱离了群众，应该和整个共产党做朋友，应该多看看共产党里面的坏人……。他的话给了很大的鼓励，也使我感到出乎意外的迷惑。多看看共产党里面的坏人这意思我懂，以为是应该正视党内思想斗争以至邪正斗争的意思，但我对世界对历史的看法虽然只限于从一个小角度出发，在涉及到了的具体问题上可能有错误，但怎么会和党不同呢？而且，我大半生追随了党底事业，怎么还会有一个把党和我两个人平列起来的“和整个共产党做朋友”的问题呢？但由于他的坦白的态度，我当时把心里的话告诉了他：我耽心文艺上会出现一个灰色时期。】
从胡风的自传中可以看到，胡乔木认为胡风是中国共产党的朋友，但也指出胡风“对世界对历史的看法和共产党不同，而且这还不是“庸众”底意见”，并劝告胡风“脱离了共产党就是脱离了群众，应该和整个共产党做朋友，应该多看看共产党里面的坏人”。
当然了，胡风所担心“文艺上会出现一个灰色时期”确实不是多余的，比如文艺黑线确实存在，比如胡风最担心的宗派主义——周扬为首的把持文艺界的“黑线”山头，确实存在。实际上，胡风自己本人也是文艺黑线的一部分，也是宗派主义的一部分。
根据李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
【进北平之前，在石家庄，胡风见到过去重庆时期领导并支持过他的周恩来。周恩来嘱咐胡风，到北平后和周扬、丁玲研究一下组织新文协的问题。然而，就在胡风抵达北平的前一天，将旧文协从上海迁至北平的决定已经做出，胡风对此毫不知晓。到北平后，也没有任何人和他谈过处理旧文协和组织新文协的问题。而过去十年间，胡风一直在文协负责实际领导工作。】
根据胡风夫人梅志写的《胡风传》：
【一次，在由茅盾主持、周扬不在场的文代会筹备会上，宣布了要出版文协机关刊物《文艺报》，编辑为胡风、茅盾和严辰。胡风的名字在茅盾的前面，他（胡风——井冈山观心注）立即提出担任不了这工作，拒绝了。过后，严辰还为登记手续事找过他两次，他都拒绝了。他心想，自己的文艺观点和工作能力根本不能适应这新的开创时代，怎么能主持这样一个领导性的理论刊物呢？】
【从进解放区以来听到的种种情况看，自己更不能按所想的来写了。奇怪的是，把他的名字放在茅盾的前面，这会是周扬决定的？决定前周扬既没通知他，事后又不来找他，几次托周扬的助手沙可夫向周扬转告说，自己做这个工作不合适，周扬也不予理睬。根据“左联”时的经验，做起来肯定不会得到周扬的支持，反而会成为“整”自己的因由。这一想，就更不能接受了。】
从这段记述看，胡风与周扬都有着严重的宗派主义，胡风更是坚持自己的文艺路线，丝毫不妥协。
▲ 1934年胡风雨夫人梅志，图片来源《胡风传》（梅志著）
梅志写的《胡风传》：
【文代会的筹备工作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胡风对此不感兴趣，很少参加筹委会的会议。】
《胡风自传》：
【虽然我对上海文代会的工作是不满意的，虽然决定之前夏衍同志和冯雪峰同志事先提都没有向我提一句，但我还是想把派给我的上海文联“工人文艺委员会”的工作好好做起来。】
即使这样，中国共产党对胡风是非常重视的，一直将他当成共产党的朋友、进步人士，第一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文代会——井冈山观心注）筹委会，胡风当选筹委。此外，周恩来总理还亲自关照胡风。
梅志写的《胡风传》：
【几天后，在一次会上，总理见到胡风，很高兴地问他，看来你要忙起来了。他茫然不知所云，后来方知是指的《文艺报》的事。看来，这事是总理的意思。茅盾这次做得很周到，几番前来劝说他不要辞去这工作，后来又将《文艺报》第一期稿子拿给他看。这时的胡风已经沉浸于创作新人物的印象里，实在害怕一旦被宗派和人事关系所纠缠就不能脱身写作了，所以还是坚辞了。再见到周扬时，周居然一句也没有提到这个问题。】
《胡风自传》：
【在这种心情下面见了周总理。由于顾忌，政协时候的热情减弱了，英模大会来北京后的信心也动摇了，既没有无保留地谈自己，也没有无保留地谈文艺上的实践情况，等于没有珍视这一个机会。但周总理对于整个工作的深切的关心，他所提示的同志们都说我“不合作”，和劝我应该诚恳地说服别人，使我深深地反复考虑了那实际意义。因而向胡乔木同志要求再见面，那是想确定工作并初步的谈一谈问题，挽回上次我在态度上所犯的错误。】
张晓风著、人民出版社2015年1月出版的《胡风传》：
【胡风感到周恩来对文艺界的情况很了解，对自己还是信任的，他安心了。冯白鲁在《心声回荡——和胡风同志几次相见的回忆》中有这样一段记述：“一次，见到周恩来总理，谈起胡风，我把文艺界有的同志对胡风的批评我认为是不公正的，向总理作了反映。……总理片刻沉思，没有正面回答我的话，但明确地说：‘胡风，是我们党的重要统战对象，应该团结他。……’”可见，周恩来是将胡风作为重要统战对象来对待的。】
即使是有着宗派主义周扬也要让胡风担任重要职务。张晓风著、人民出版社2015年1月出版的《胡风传》：
【胡风老友曹靖华的儿子曹彭龄在《伏牛山的儿子——曹靖华传》一书中提到了一事：“解放初，周扬征求他有关筹建文化部的建议时，他曾说，‘成立文化部，不能忘记胡风，至少，文艺处处长得让他担任，因为他在行，有能力，有才干’。没想到周扬的回答却是，‘我们考虑不只让胡风当个文艺处处长，可以给他更高的职务，但前提是他必须检讨……’”】
但胡风依然坚持自己的文艺路线。
《胡风自传》：
【总结这一段经过。我进解放区抱的是单纯的创作热情，以为在这火热的革命时期，作家不会束缚在文艺圈子里面，以为教育作家鼓励作家的是全国沸腾的斗争和党底道德力量，所以预定了我自己在相当的时间内完全投入生活和创作，而且以为一定会得到条件，受到鼓励。后来，我接触到了一些客观情况，意外地发现了:党底原则和党底精神被各种庸俗的理解所掩蔽，因而在实践情况上包含着各种的不满和苦闷，我觉得这是脱离了现实主义道路的结果;在这个基础之上，五四传统和鲁迅实质是被否定了，我觉得这又是否定了现实主义的原则的结果。在这样的情况下面，我又看出了文艺上的具体领导对我是基本不信任的，甚至抱有敌意，对工作甚至连表面的支持都不给我，因而产生了强烈的顾虑情绪，对工作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但当时军】
从胡风的这段总结中可以看到，胡风没有任何一点想要改造自己思想的想法，还是坚定地坚持自己的文艺路线。
正因为胡风特别坚持自己的文艺路线，与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有着巨大分歧，在1950年的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文代会期间就对胡风的文艺思想提出过批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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