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部分官方叙事极力将这部电影包装成“中国代表全球南方发声”“击碎好莱坞叙事”的代表
《欢迎来龙餐馆》在面对伊拉克观众和面对中国观众时，所造成的观感是完全不同的。这部电影对前者更多表现出一种新殖民主义的默许，而对后者，则更多是一种犬儒主义的灌输。这部电影作为剧情片无疑说了一个相当不错的人道主义故事，但如果一定要冠以某种“中式反战”的政治溢美，或冠以某种“中国看世界”的解决方案，我想，值得讨论的地方还有很多。
文| 徐福记
01
《欢迎来龙餐馆》讲了一个什么故事？
近日，电影《欢迎来龙餐馆》（Once Upon a Time in the Middle East，下文简称“龙餐馆”）在全球各大院线上映，在中国内地市场乃至全球范围内都引发了相当广泛的讨论，截止文章写作时，该电影的全球票房已经突破16.4亿元人民币。比较特别的是，与此前《战狼2》、《红海行动》等强调维和力量与撤侨行动彰显中国国家形象的题材不同，《龙餐馆》将视角聚焦于民间与日常生活，通过塑造一位在战火中经营餐馆的普通中国人，试图展现一种貌似跨越阵营和意识形态的温情叙事，以小见大式地塑造中国的国际形象。
从类型片的角度看，《龙餐馆》采纳的是一套经典的反战人道主义剧情片的框架。好莱坞传统殖民叙事往往将第三世界描绘为落后、愚昧且充满内乱的客体，必须等待文明的西方英雄降临以完成物理救赎与道德启蒙。与传统的该西方类型片不同的是，在本部电影中，“华人市民/父亲”的形象替代了“白人救世主”。影片以 2003 年伊拉克战争前后的中东为背景，讲述了中国厨师徐福与同伴在战火中经营中餐馆的经历。与战火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后厨与餐馆被赋予了“世外桃源”式的庇护所属性，无论是身心受创、思念故土的美国占领军士兵，还是流离失所、食不果腹的当地孤儿，似乎都可以在这一方“桃源”里暂时放下敌对立场，“坐下来好好吃一顿热饭”。主角徐福被塑造为恪守朴素中国传统处世哲学的“中庸”式人物，他不爱谈宏大政治，恪守本分，正义感来源于朴素的同情。
然而，正是这一看似纯良温和的叙事，在影像的建构中则显示出严重的矛盾。首先，在本片中，虽然没有了西方白人救世主的刻画，并且华人主角极力回避了宏大的政治话语，但殖民主义的语法却仍然被原封不动地生产出来：当地伊拉克人被极度扁平化为两种极端形态，要么是缺乏自主生存能力、完全被动等待施舍的“受难者”（以孤儿形象为例），要么是不可理喻、动辄裹挟儿童制造自杀式袭击的“恐怖分子”。而中国餐厅则在物质上成为当地人的“粮仓”，中国厨师则在伦理上充当了解放伊拉克儿童、传授文明的导师（精神“父亲”形象）。
不合理还体现在对美军士兵和伊拉克当地官员形象的塑造上。正如海外社交媒体上的阿拉伯人表示，官员扎伊德（Zayd）性格转变十分突兀：
“餐馆合伙人这个角色……他是怎么从一个眼睁睁看着妻子和女儿死在面前的受害者，转变成一个在战争中利用儿童的恐怖分子的？（这到底是什么意思？？？？）”。
多名阿拉伯世界INS网友表达类似观点（所有阿拉伯语图源均来自up主“虚衿”）
而另一方面，美军在圣诞节中表现出人性温度、对规则的尊重（最终放走了主角，而不像“恐怖组织”无原则抓人）。甚至在这一视角下，美军士兵的心理创伤（“想家了”），与遭受系统性毁灭的国家和民族的创伤被放置在了相同的道德天平上。镜头一方面刻画了美军普通士兵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与人性温度，另一方面却将当地被占领群体的苦难降格为一种自食其果式的“混乱内耗”，甚至我想对于部分观众而言，直观的观感可能是美军是更文明的一方。影片对冲突双方“各打五十大板”，却始终未能呈现对战争原因的深层次剖析。
一方面，这种留白的确是一种对现实悲剧无奈的承认：即市民的人道主义在战争面前是有限度的；但另一方面，电影又似乎向观众传达了一种暧昧的想法：即这种限度本身已然是一种成熟的价值观和解决方案，一切讨论可以点到为止了。
02
“进可攻退可守”：国家主义的犬儒主义策略
在这种对伊拉克人的扁平二元形象塑造的和“各打五十大板”式的调和主义背后，实际上是一种高度的犬儒主义。而这种犬儒主义在现实中的表现，则是国家主义者一种进可攻退可守的灵活立场表达。但在展开之间，我们仍然需要对“恐怖主义”这一概念简单介绍一下。
左翼历来对“恐怖主义”一词的使用保持着高度怀疑。因为，“恐怖主义”并非一个单纯的描述性词汇，而是一种高度政治化的命名权力。每当人们使用“恐怖主义”一词的时候，都会无意识地直接跳过一个更为核心的问题：“谁有权力来决定谁是恐怖主义？”为什么一枚从战斗机上落下、同样造成平民死亡的炸弹，首先被理解为战争？而另一枚则是“恐怖主义”？在这里，我们并非要否定恐怖主义存在的客观现实，而是要强调一点：帝国主义正是通过垄断“合法暴力”的定义，将一切源自被压迫者的反抗行为改写为“野蛮恐怖”，从而掩盖非法占领本身的系统性罪恶。英国作家约翰·伯格在他的书中如此写道：
今天，至关重要的问题是：是什么让世界产生恐怖分子，更为极端地，是什么让人成为自杀式殉道者？造就恐怖分子的首先是一种绝望的形式…
生活在第一世界里的人是很难想象这种绝望的。不是因为他们更为富裕（富裕自有富裕的绝望），而是因为他们不断地被各种事情分心，转移注意力。我所提及的绝望，降临在那些受困于环境而无暇他顾的人身上。比如，数十年生活在难民营里的人。
这种绝望由什么组成？是你的生命和你亲近的人的生命毫无价值的感受。并且是在数重不同的层面上被感受到的，以至于它已成了全部。也就是说，它就像在极权主义之下那样，是不得上诉的。
——约翰·伯格《致生者的信》
当不同类型的暴力被放置在“人道主义”这一天平上等量齐观时，历史的因果逻辑就被完全忽略和掩盖了，这种轻便的“和平主义”就沦为了起源性暴力的帮凶。然而令人惊讶的是，《龙餐馆》作为一部非西方拍摄的电影，却在潜意识层面全盘复现了帝国主义的霸权叙事结构。
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影像进程中，被侵略的伊拉克人在面临非法占领时所具有的正当主权诉求及其政治主体性被抽空殆尽，从而被无限扁平化为“孤儿”与“暴徒”的二元形象。所有非美军的本土武装力量都被打包处理为非理性的“军阀”和极端势力，甚至只是存在于ISIS的形象被移花接木式地套用在了伊拉克人的头上（注：伊拉克战争早期[2004-2006年]鲜有影片中的那种儿童炸弹式袭击[电影拍摄的也恰恰是这一时期]，而恰恰是随着2007年美军增兵，并把大量萨达姆复兴党相关逊尼派排除出政府之后，原逊尼派士兵和军官失业，伊拉克才很快从“国家被打败”变成了“国家秩序崩溃”。此举也打破了逊尼派和什叶派在中东的战略平衡，作为ISIS前身的基地组织伊拉克分支由此才兴起，并开始系统性地训练电影中那种儿童式炸弹袭击）。事实上，在伊拉克战争早期，诉诸恐怖暴力的极端宗教武装才是少数。把反美抵抗组织扁平化处理为恐怖组织，这种处理方式在叙事结果上无疑契合了西方自由派精英在推行“反恐战争”时的宣传话术。近年来，这套话术则被套用在巴勒斯坦反抗组织头上，从而论证以色列种族屠杀的“文明”与“正义性”，甚至这一论调在内地支持以色列的自由派那里也一直占据不小的声量。
在海外社交平台上，中东本土观众敏锐而尖锐地将矛头对准了该故事最为缺乏的历史现实感和准确度。不可否认，《龙餐馆》是一个商业叙事上极为成功和精彩的故事，然而许多阿拉伯地区（包括伊拉克）的观众仍然指出，“故事好看有啥用，脱离现实不说，口音也不对劲（指用埃及口音替代伊拉克口音），最气人的是，他们把伊拉克人拍成恐怖分子，反倒让美国大兵在那儿卖惨”。另有网民直言拍摄视角中的不对等，“不，杀害了一百万伊拉克人、在监狱中折磨数千人的美国占领者却被描绘成受害者，而伊拉克人却成了罪犯，而不是受害者。这部电影将罪犯与受害者的身份互换了。”
事实上，电影在面对伊拉克观众和面对中国观众时，所造成的观感是完全不同的。这部电影对前者更多表现出一种新殖民主义的默许，而对后者，则更多是一种犬儒主义的灌输。影片的“犬儒主义”体现在其给出的表面上的药方仅仅是“好好吃饭，过好小日子”。这种叙事在中文互联网上常被“日子人”包装为超越政治的“中国式东方智慧”。但这种小市民与小农式的犬儒哲学，已经在逻辑上预设了宏大叙事与政治抗争皆是徒劳的并且会带来毁灭，甚至这一逻辑推到极端，只要殖民者提供一碗热饭，被殖民者就应当感恩并放弃正义。郭松民在其文章中也指出了这点，当中国价值观中“解放全人类”的革命豪情退场，同时又拒绝了西方的普适价值体系之后，最终能够向世界呈现的，便只剩下这种浑浑噩噩、胆小怕事、没有是非观念的庸俗哲学。
这种进可“反帝先锋”、退可“中庸之道”的犬儒主义恰恰契合了部分国家主义者的心理机制。在讨论国内劳动者地位、社会保障与分配矛盾时，他们迅速将矛盾外引，通过指责“西方更坏、更乱”来消解对内部公平正义的追问；而在审视国际帝国主义战争与殖民霸权时，他们又立刻切换为超然物外的“中立裁判”，大搞“各打五十大板”，将侵略者与被侵略者通通降格为不具备小农实用理性的混乱制造者。他们不断切换自己所在的位置，从每一个位置中领取道德收益。这种精神分裂式的立场，反映了部分国家主义者在潜意识中对自身角色的代入——他们既渴望分享现代帝国主义体系带来的全球治理特权与超然地位，又试图在道德上维持一种“未曾直接沾血”的无辜感以及由此带来的话语权。
03
双重标准：有谁真的在关心真实性吗？
在当下关于该电影的影评中，不少影评者从“不同电影的创作目的、叙事机制和观众期待本就不同”为商业电影历史真实性的缺乏开脱。然而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对“真实性”的双标式实用主义取舍，从来就是贯穿在主流影片及其评论之中的。
从电影制作的层面来看，本片虽希望影射 2003 年伊拉克战争，却在台词与字幕中刻意隐去具体国名；荒诞的是，片中角色大多操着生硬的埃及方言，主要演员也多选用埃及人。许多伊拉克观众在观影反馈中无奈地表示，尽管故事试图营造悲剧氛围，但一听到错乱的口音与虚假的场景就立刻出戏。
当一些评论试图从真实性的角度对《龙餐馆》提出质疑时，许多评论立刻诉诸于：“这只是一部商业故事片，不必苛求纪实真实”的辩护逻辑之上。幽默的是，在美国好莱坞试图拍摄华人为主题背景的电影时，国家主义者可不是这么说的。
豆瓣高赞影评《针对<欢迎来龙餐馆>的几种常见误区》就从这一视角谈论真实性问题
在2021年漫威超级英雄电影《尚气与十环传奇》上映期间，国内舆论场掀起了对影片“辱华”、“刻板印象”、“文化挪用”的铺天盖地的审判。国内舆论展现了对“真实性”的极高要求，任何拍摄不够真实的地方，都会被认为是辱华的一部分。对《尚气》的指控，从布景陈旧落后， 到服化道充满了西方人对中国的想象，甚至是主演刘思慕眼睛小都被认为是辱华元素的一部分（丝毫不管刘思慕本人是一个父母都是中国人并且出生在哈尔滨的华人）。我毫不否认《尚气》的确是某种东方主义视角下的产物，但也需注意到，比起中国语境，《尚气》更加侧重的是在美华裔的讨论。但即便如此，国家主义者的审判也依旧没有减弱。然而当“东方主义”（注：指掌握话语权的主体凭借自身优越感与刻板想象，居高临下地建构、表述并挪用“他者”文化）的审视主体从美国人变为中国人自己时，“真实性要求”突然变成了一种不必强求的苛责。在此，“艺术虚构”与“类型化表达”被选择性地构筑为掩盖文化挪用与萨义德所说的“东方主义式”偏见的免死金牌。
不仅如此，在面对来自伊拉克社会的质疑声时，许多国家主义者毫不掩饰地表现出一种他们曾经最激烈反对的白人/帝国主义式的傲慢：“中国人大发慈悲地宣传反战拍摄你们的电影，而你们却不知感恩？”“电影是拍给中国人看的，而不是拍给伊拉克人看的。”这种表态完全意味着国家主义者对好莱坞模式的极度认同：好莱坞能拍中国，中国为什么不能拍伊拉克？换句话说，他们本质上是在表达：既然全球帝国中心拥有表述别人的权力，那么我们成为大国以后也应该获得同样的权力；一部背景设定在伊拉克的电影中，伊拉克人怎么想是最为无关紧要的。这与部分官方叙事中极力将这部电影包装成“中国代表全球南方发声”“击碎好莱坞叙事”的宣传努力完全背道而驰。
这种对待真实性的双重标准恰恰可以体现出国家主义者的本质：当从强势者的视角审视弱势者时，自身便自动扮演起西方殖民者与帝国主义者的角色，居高临下地随意拼贴与消费历史，将他者的苦难降格为展现自身道德优越感的工具；而当面对处于霸权位置的西方时，立刻退回到敏感的受害者防御机制中，对一切外部凝视保持高度的敌意与戒备。
04
反帝还是生意？国家主义的暧昧定位
《龙餐馆》中的种种矛盾和谬误，其问题并不单纯在于主创团队的制作水准或商业目标，而在于它反映了当代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结构中所处的一种过渡态位置，这一位置精准地在商业市场中迎合了消费者的潜意识。
曾经，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革命历史中，中国对第三世界的认知是建立在反帝、反殖民压迫的南南合作与革命的国际主义阵线之上的。然而，随着深度融入全球资本主义市场与参与现代国际分工体系，中国的经济体量与国际角色逐渐发生了转变。中国不仅成长为全球主要经济体与资本输出国，其在海外的大量投资、商业活动与公民安全，在客观上越来越依赖于一个稳定、可预测的国际秩序进行庇护。正如影片直接点出的，龙餐厅的主厨徐福只是一位想在海外捞一笔钱的“普通中国人”。甚至，电影有意无意地表现出了这一点（无论我们以怎样的视角去评价）：徐福之所以可以在“巴哈塔”（也就是现实中的巴格达）获得更多的商业机会，本身就建立在美军入侵伊拉克后所形成的战争经济的基础之上。而这部电影大概率参考的现实原型，即刘磊和帅学军，也正是在同样的战争背景下，才前往伊拉克寻求商业机会（考虑到原型故事中的二人帮助的其实是中国人而非当地难民，这一姿态就更加“置身事外”了[原型故事可参考up主“迷影至下Filmlast”的考证]）。
这种经济基础的变迁，导致当代内地大众文化在审视第三世界时，悄然放弃了曾经的阶级斗争与民族解放视角，转而全盘接纳了由全球资本主导的“发展主义”与“秩序维护”话语。在这一新的图景中，任何打破现状的暴力抵抗都被视为破坏经商环境与和平发展的负面因素，这正是电影将一切本土武装力量扁平化为“恐怖分子”的深层社会潜意识。在这里，国家主义者的暧昧再一次展露无遗。在批判帝国主义时，国家主义者会巧妙地使用前三十年毛时期的反帝话语和社会主义话语，用第三世界的主体性来标榜自己；但一旦面临第三世界左翼反帝话语的质疑时，国家主义者又迅速忘记自己曾经可能是一个反帝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了，迅速表示：“我们只是商人，做生意而已”并且开始指责第三世界的左翼“给脸不要脸，不懂中国的中庸之道”，或是指责“本质是你们（第三国家）太弱打不赢以色列/美国”。从这一点看，国家主义者的多重立场甚至还不如那些始终支持以美的自由主义者真诚。
这一指控现虽已被卢拉政府撤销，但近期此类事件的频繁发生（如柬埔寨工人抗议华人主管体罚、美国华人企业违反劳动法被FBI突袭等）依然反映了中国身份角色的转变
事实上，某种前30年的反帝话语的惯性，并非仅仅在国内的国家主义者中得到使用，同时也被许多西方世界的左翼所继承，用以期待东方大国的国际立场。但正如前文所说，经济基础的绝对变迁使得西方左派某种延续历史惯性的期待往往变为一厢情愿。较为有代表性的是2025年11月安理会通过的2803号决议，这一结果在西方左翼中引起轩然大波，在此笔者就不过多赘述。
在文章的最后，让我们回到电影本身。笔者完全无意于否认《龙餐馆》作为剧情片的高质量，不如说，更多的是对其国家主义受众的批评。国家主义者如果最终仍然只能够以某种中庸之道与“好好吃饭”的日常来界定自身的政治立场的话，那最好从一开始，就不要用某种高大全的社会主义反帝话语来粉饰自身。“虚伪的爱与和平”曾是国家主义者批判西方左派无能虚伪的主流语料，但不知道国家主义者自身能不能意识到，某种各打五十大板的中庸和犬儒之道可能比他们口中的“白左”们虚伪更多。《龙餐馆》作为剧情片无疑说了一个相当不错的人道主义故事，但如果一定要冠以某种“中式反战”的政治溢美，或冠以某种“中国看世界”的解决方案，我想，值得讨论的地方还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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