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刘翔与上海市体育局的“斗争”本质上我倒觉得没什么特别值得关注的，因为这并不是一起过往许多新闻里我们常见的“一方正义、一方邪恶”的可以分出一个是非曲直乃至黑白分明的舆论案。
这世界上不是所有的矛盾都可以去简单的断案划分为“正邪之争”的。
有太多的争议往往不在于对立双方自身的底色或属性，而是由于制度设计的时代滞后、分配方案的结构落伍以及宏观文化环境的巨变导致的“要素不适”，进而共同促成复杂局面，很难用“谁对谁错”“谁善谁恶”去快意定性。
根据十分具有我国举国体制“计划经济”特色的“5122”商代分配政策——体制内运动员、教练员以个人名义承接商业代言、商业活动的收入，扣除税费后原则上按“50% 归运动员本人、15% 归主管教练及保障团队（含主教练、体能、康复等有功人员）、15% 归全国性单项体育协会（纳入项目发展基金，用于青训、赛事等）、20% 归地方输送单位（即省队、地市体育局等培养单位，反哺基层训练）”的比例进行资金配比——刘翔过去二十年“给予”包括上海市体育局在内的各级别相关部门的商代配额，肯定是巨量的。
这是刘翔一方面自觉腰杆子硬、另一方面又感到某种委屈的原因之一。
“吃空饷”的帽子往刘翔头上甩，严格来说是不恰当的。
但是需要看到，刘翔不是“个体户”，他的成功亦是典型的背靠国家财政与行政资源的“天赋兑现”。
根据国家体育总局田径运动管理中心原主任罗超毅于2004年9月的公开披露，到雅典奥运夺冠之前，倾注在刘翔身上的“投资”已达三百万规模。
包括训练津贴、伙食费用、110米栏专项科研经费、出国参赛交通食宿费用、场地器材改造费用，等等等等。
再看上海市作为地方，对刘翔的“投资”同样不菲。
90年代上海区县少体校田径三线运动员年人均培养经费约3000—5000元；市体校二线运动员年人均约8000—12000元，五年累计人均直接投入约4—6万元。
到1998年，孙海平正式接手执教，刘翔被列为上海市田径重点苗子，开始享受专项保障。
四年累计专项投入，粗略估算35—40万元——
运动员工资津贴：每月1000—2000元，四年合计约八万元；
专项伙食营养：每天30—40元标准，四年合计约五万元；
国内赛事与集训：每年全国比赛+冬训，差旅、报名费等每年约两万元，四年合计八万元；
专项器材与康复：定制跨栏器材、运动康复保障，每年约两万元，四年合计八万元；
教练与保障团队分摊：孙海平教练及辅助人员人力成本分摊，四年约十万元。
上海市近十年对刘翔的培养总投入不会低于四十万元。
若计入体校基建、梯队建设等公共成本分摊，全口径不会低于五十万元。
这就是国家对于刘翔的前期“投资”。
甚至，用商业思维的“投资”概念都是非常不恰当的。
因为，如果这些投入打了水漂，国家也不会向运动员“讨要赔偿”——政府与运动员之间是不存在什么“对赌协议”的。
因而，究其内理，一个成功的刘翔在2004年之后带来的巨额回报其实质，可以视为对千千万万个国家“投资失败”的“失败刘翔”们的某种“补偿”。
正是在这种带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举国体制培养模式之下，无数个失败的、天赋未能兑现的、中途因伤憾别职业生涯的、大赛发挥失误失常的数不胜数的运动员们，共同在海量的国家财政的助推下，以“广撒网、拼概率”一般的顶层战略，托举出了自1984年许海峰之后迄今的三百多块奥运金牌以及两百多位光鲜靓丽的奥运冠军，成功将新中国树立为体育大国。
这是行政层面在刘翔面前同样自觉腰杆子硬、另一方面又对刘翔的某种委屈并不认可的原因之一。
过去多年，诸如姚明借助NBA球员工会帮助自己维护商代、李娜完全意义上的“单飞”、宁泽涛与游管中心公开撕破脸、全红婵依旧恪守分配规则的种种争议等一系列体坛巨星和主管部门之间的利益纠葛，都在反映着旧时代游戏规则的“不适配”。
事实上，2019年底，由国家体育总局原局长苟仲文亲自推动，已明确废止体政字〔2001〕46号、体政字〔2006〕78号等十三份规范性文件，理论上“5122”分配方案是应当被扫进历史垃圾桶的。
但实际执行中，绝大多数奥运重点夺金项目、也是培养商业价值高企的“民族英雄”式体育巨星的项目如跳水、田径、乒乓球、体操等，仍在实践中沿用“5122”的传统比例框架，或是仅做出各自情况不等的修订。
所以，如前文所述，这一出舆论争端很难去粗暴的框定“谁正谁邪”，它更多是一场由历史的惯性而造成的新时代环境下的“分配别扭”。
刘翔很“不幸”的一个点在于，他确实遇上了一场大改革：
这，也就是刘翔公开在社媒发牢骚的“十年了，突然现在要‘安置’我”、“十年物是人非”的根本性缘由。
但话又说回来了，作为旁观者我个人确实忍不住吐槽一句：刘翔这是不是有点太不察史了……
政治这个东西，政策这个玩意，五年一小变，十年一大变，二十年一巨变，这本就是历史的常态和必然。
没有哪一套规则流程是可以亘古不变持续下去的。
只有“变”，才是唯一不变的。
恰如彼时彼刻，十余年前刘翔刚刚退役时，一个身处经济上行期、特别是体育产业蓬勃兴起阶段的商业价值爆棚的体坛巨星，如其所言，当年的他对于编制“坑位”似乎是并不在乎的……
然而此时此刻，要么顶着风吹日晒辛辛苦苦老老实实带娃训练培养下一代，要么彻底挥别一切体制内行政title——放在过去简直是不可想象的要求（尤其是对于刘翔这种取得史诗级别成就的功勋英雄人物），置于当下，却就是板上钉钉、不容置喙的新规则……
2026年43岁的刘翔对于体制内位置的想法，与2015年32岁的自己，内心判断想必已是云泥之别。
改革来了，时代变了，想法也就多了……
1
开篇有述，就我个人视角，刘翔与上海体育局的“斗争”本身我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值得关注的。
我相信很快就会得到妥善解决，更高层级一定会出面安抚好利益双方握手言和。
本次闹剧，真正引得我注目的一个我觉得十分有趣的点是：富如刘翔，强如刘翔，声望磅礴如刘翔，在今时今日竟然也会为了一个编制——甚至理论上都不算是公务编制的一个团委职务，而大费脑筋，以致于在公众面前大闹一场……
不妨代入一下刘翔的心理。
从区县少体校到上海市体工队，再到国家田径队，刘翔的成长轨迹完全沿着举国体制的三级训练台阶前进。
他的教练由组织分配，他的训练由组织安排，他的比赛由组织报名，他的伤病由组织治疗。
生活、学习、训练、比赛，一切都在组织的规划之中。
可以说，截止目前，刘翔的整个人生都是组织塑造的：他的跑步天赋是体校老师发现的，他的跨栏技术是孙海平教练打磨的，他的奥运冠军是国家集中资源培养出来的——他的荣誉、他的名气、他的商业价值，全都建立在“国家培养的运动员”这个身份之上。
恰似他的微博倾诉，他根本就不懂啥叫做“买断”……
社会学家埃利亚斯在研究体育运动员的时候曾提出过“组织人”的概念：
运动员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体育组织的一部分，他的自我认同与组织认同高度重合。
对刘翔而言，“我是国家田径队的刘翔”“我是上海体育局培养的运动员”就是他最核心的身份认同。
而编制，就是这种身份的法律凭证。
手握编制，他就还是“组织的人”，人生根基也就还在；一旦没有编制，就等于和培养了自己半辈子的组织切断了关系。
如此身份的断裂感，以及带来的“身份丧失焦虑”，或许外人难以体会。
从10岁到31岁退役，刘翔一直以“体制人”这个身份活着，这个身份定义了他是谁，定义了他的价值，定义了他的社会关系。
退役之后，运动员的身份结束了，但他的编制还在。
编制就像一根脐带，连接着刘翔和过去的人生，连接着他和组织的关系——只要编制尚存，他就还是“那个刘翔”，还是体制内的功勋人物；如若编制和头衔一夜之间丢失，就等于彻底剪断了这根脐带，他就真的变成了一个“退役运动员”，一个普通的社会名人。
如是行政身份的丧失，实际比失去金钱更让他难受。
金钱只是身外之物，但身份则是「自我」的一部分。
失去编制的皇袍护身，就像失去了一部分自己。
所以刘翔会公开“求助”（看似求助，实则阴阳），会纠结不已，会夜不能寐……
早已是耐克终身代言人、每年各类商代接到手软的他，当然不是贪上海市那点工资——他只是舍不得那个伴随了自己半辈子的“组织的人”的归属感和象征感。
这是本次刘翔闹剧不经意之间表露出的某种“社会文化”，也是在我看来远比事件本身的利益争斗更有趣的地方。
不由一览，刘翔这样的情况绝非个例。
短道速滑奥运冠军王濛，曾多次在公开场合调侃“录得不顺心就让单位发公函把我召回”，语气里的底气，正来自她黑龙江省体育局的正式编制；
乒乓球奥运冠军王皓，退役后放弃了更高薪的俱乐部邀约，选择进入北京市先农坛体校当一名在编教练；
跳水奥运冠军郭晶晶，退役多年依然保留河北省体育局的事业编制……
对这些早已财富自由的运动员而言，编制根本不是谋生的生存手段，而是维系身份高位的政治锚点与利益坐标。
如果说刘翔、王濛这些作为出身于举国体制的运动员、作为本就是“体制人”的运动员，他们谋求“维持现状”以捍卫体制身份多少还带有一丝可以意会和理解的空间——那么，刘翔之外的各行各业，从娱乐圈的明星到体育界的“民间运动员”，再至各路资本家，无不对于“体制内身份”心向往之，实在是一番千年盛景了。
2
路风在《单位：一种特殊的社会组织形式》中有过一个深刻指出：
单位制的本质，是国家通过单位实现对社会成员的全面组织与控制。单位不仅是生产组织，更是政治组织、社会组织与福利组织。编制则是这种组织关系的制度化体现，它将个体的身份、权利、保障与国家牢牢绑定。
须明晰：任何一种广泛的社会心态，其根源必深植于历史文化的土壤之中，“编制情结”亦然。
对于以编制为表象据点的「权力体系」近乎于某种宗教信仰般的追逐，并非现代社会的凭空产物，而是数千年中国社会结构与文化心理的延续和变体。
它宛如一件无形的“皇袍”，其象征意义的形成，或许要源于“士农工商”的社会烙印、“学而优则仕”的价值导向以及“民不与官斗”的权力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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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社会结构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便是“士农工商”的四民等级秩序。
在这一结构中，“士”，即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来的知识分子和官员阶层，被置于社会金字塔的绝对顶端，他们不仅掌握着政治权力，更垄断了社会的话语权和文化合法性。
“农”为国本，地位次之；“工”为百业，再次之。
至于“商”，尽管可能拥有巨额财富，却长期处于社会阶层的末端，甚至被贴上“末等”“贱业”“唯利是图”的反动标签。
此等深刻的等级观念，塑造了一种独特的价值判断体系：政治权力（或与权力相关的身份）的含金量、实际运作能力和社会层级抬升感，远远强于经济资本。
运用巨富的商人，在强大的国家权力面前往往不仅缺乏保障，甚至本就带有“原罪”，乃至天然的阶级地位低位。
如孙立平曾认为的：
理解中国社会的一个关键，在于理解资源的分配方式。
因此，对于资本家阶层而言，将经济资本转化为政治身份不仅是“光宗耀祖”的荣誉需求，更是寻求庇护、保障财富安全的生存策略——恰如汉代商人购买爵位以求自保的“黄马褂”心理，即通过获得官方认可的政治地位来弥补自身社会地位的不稳固。
根据全国工商联2025年发布的《中国民营经济人士发展报告》，截至2024年底，全国各级人大代表中民营经济人士占比达34.7%，各级政协委员中民营经济人士占比达38.2%；在省级政协委员中，企业家委员的比例更是接近四成。
这其中不乏身家百亿、千亿的顶级富豪，他们的企业年利润可能远超一个地级市的财政收入，但依然将一个政协委员的身份视为“至高荣誉”……
如此心驰神往，绝非为了那份微薄的职务补贴。
全国政协委员的误工补贴每天不足两百元，省级市级更是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对资本家而言，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身份本质是一套“政治信用体系”：它意味着你进入了官方认可的“自己人”圈层，意味着你的企业获得了某种“政治背书”，意味着你在政策信息、项目审批、银行贷款乃至人身安全等方面，都拥有了体制外商人无法比拟的优势。
不得不又要拿那位“老熟人”作例——曾经的恒大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家印，在企业巅峰时期身兼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企业联合会副会长等多个政治与社会职务，甚至帮助他两度登上天安门城楼，风头一时无两。
花样繁多的政治身份为他带来的政策红利、融资便利远超任何商业经营的收益；反之，当他失去这些政治身份、脱离体制内圈层之后，企业的信用与资源获取能力也随之断崖式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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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即信用，信用即权力”的底层逻辑，正是中国政商关系的核心密码。
种种历史记忆和文化心理，在当代社会依然具有强大的惯性。纵使市场经济极大地提升了资本家的社会地位和财富水平，但在一个权力主导资源分配格局尚未根本改变的环境中 ，许多资本人士内心深处仍存有一种制度性的不安全感。
因此，获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政治身份，就被视为一张宝贵的“护身符”或“保护伞” 。
行政身份，意味着政治上的“安全”与“可靠”，有资格与政府官员建立更稳定的互动关系，从而在商业活动中获得某种程度的保护和便利……
也就是布迪厄的资本转换理论：
资本可以分为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符号资本。不同类型的资本之间可以相互转化。
3
富可敌国的资本家阶群如此，身为“戏子”“蛮夫”的娱乐圈明星和体育界巨星，则对于编制身份更为神往。
比如，数年前闹的沸沸扬扬、与千千万万小镇做题家争夺编制名额、惹得天怒人怨的某位四字男孩，吃相与欲望简直包藏不住。
也是进一步体现了“吃上一份皇粮”之于哪怕身家富庶、光鲜靓丽的文体明星依旧具备难以替代的“身份魅力”的文化真相。
演艺与体育行业本质上是市场化的、不稳定的，且在传统观念中带有“戏子”“蛮夫”“下九流”的轻蔑色彩，缺乏孔儒哲学之下严肃性的认可。
通俗意义下，这些人的地位需要不断地通过作品、曝光度和商业价值来“维持”——然而，“国家话剧院演员”或“大学教师教授”的编制身份，则提供了一种超越市场的、由国家背书的“艺术家”或“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
此番重若千钧的身份显然是“恒定”的，是“庄严”的，它能将“戏子”从浮华的“江湖”超拔至庄严的“庙堂”。
编制，当然也就为他们提供了一道通往“庙堂”的窄门。
拥有国家级剧院团、体制内文工团、体育行政部门、体育院校教授等等等等title，意味着他们不再是单纯的商品化的艺人，而是被国家承认的“文体事业工作者”。
一层厚重的“体制外衣”，就此成为了一张“身份洗白”的门票。
它可以把一个流量明星，彻底改造为官方认可的主流艺术家。
要知道，身份的跃迁、政治位次的提升、社会层级的拔擢，这是拍多少部电影、拿多少个商业奖项都换不来的。
我至今印象深刻江珊过去的一顿感慨相当戳中痛点：
没有单位在背后罩着，在圈子里是很难混下去的……
她年轻时放弃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编制，晚年无奈直言：
我扔掉了很多人求都求不来的铁饭碗……
此后还零片酬出演话剧，只为争取重回院团的机会，道尽了体制外艺人的生存困境——没有官方身份的背书，你再有名、有钱、有声望，也只是“个体户”，在资源、人脉、地位上或将永恒低人一等。
于传统与偏向官方的政治语言体系中，商人、戏子等等，不论是己方的“心理地位”还是公众层面的社会地位都是偏低的，严重缺乏抽象的“形象严肃性”和具象的社会支配力。
他们会始终被视为“被观看者”、“娱乐大众者”，而不是“支配者”或“管理者”。
前面举例的四字男孩考编，可以被解读为一次典型的、旨在提升自身“心理地位”的行动：通过获得国家话剧院的编制，他试图完成从“偶像明星”到“人民艺术家”的身份跨越，从而在“面子”的权力游戏中，获得一个更受尊敬、更有分量的位置。
看吧，“编制”的魔力不仅在于其捆绑的物质利益和权力资源，更在于其强大的符号建构功能，它足以在顷刻之间能将一个普通的个体塑造为社会意义上的“体面人”。
费孝通在其经典著作《乡土中国》中提出过“一个差序格局”理论，用以描述中国社会的关系结构：
中国社会不像西方“团体格局”那样，由界限分明的团体组成，而是像石子投入水中激起的波纹，以“己”为中心，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
在这个由亲疏远近构成的关系网络中，一个人的“位置”至关重要。
“编制”身份，正是在这个“差序格局”中为个体提供了一个极其有利的中心位置。
都听过网上有一句笑谈：
在老一辈人眼里，这世上只有三个“正经工作”：医生，警察，教师。
传统且偏向保守的政治语境里，“正经工作”从来不是一个市场化的概念，而是一个官方定义的概念。
什么是正经工作？公务员、事业单位、国企，也就是“有编制的工作”，才是长辈眼里、社会评价里的“正经工作”；至于互联网大厂的程序员、金融公司的分析师、自己开公司的老板，挣钱再多，也叫“打工的”“做生意的”，算不上“正经”……
这套评价标准的背后，是“体制内中心主义”的社会结构：国家掌握着核心资源的分配权，也掌握着价值评价的话语权——所谓“正式职业”“体面职业”，天然指向体制内的岗位。
更重要的是，这种评价体系是全民共识。
从长辈的婚恋观到社会的阶层排序，从人情往来的座次到办事的难易程度，编制身份的权重无处不在。
一个有编制的人，哪怕收入不高，也会被认为是“靠谱的”“有前途的”；一个没有编制的人，哪怕再有钱，也总带着点“暴发户”“不稳定”的阶层底色。
这就是编制最强大的地方：它不是法律规定的等级，却渗透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它不是明文的特权，却比任何明文规定都更真实地决定着一个人的社会地位。
“皇袍信仰”，这实在最深层次的集体心理基础，一种若隐若现的、受到儒学政治结构至今严格压迫的“皇权拜物教”。
更直白的说，这是一种对权力符号本身的非理性崇拜。
历史上的皇权不仅仅是一种统治权力，更是一种被神化的、具有精神信仰意义的权威——皇帝被称为“天子”，龙袍成为神圣合法性的象征……
将权力神圣化的文化基因，使得人们倾向于将与权力相关的符号（如“编制”、“红头文件”、“官衔”）本身，视为具有魔力的护身符。
拥有它，就仿佛拥有了某种超凡的庇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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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这等宗教式的心态，已然超越了理性的利弊计算。
追求编制，不仅仅是为了利益，更是为了完成一种精神上的“归附”，以融入那个想象中的、永恒而强大的权力共同体。
当一个人获得体制内的头衔和身位，意味着个体被接纳进了由权力、资源和信息构成的核心网络。
那么在这个网络中，他不再是孤立的点，而是网络中的一个关键节点。他的社会关系不再仅仅局限于血缘和地缘，而是扩展到了一个由同事、上下级、不同部门关联者构成的、更具能量的“体制内”关系网。
居于这般庞大网络里，办事的逻辑不再是纯粹的市场交换或法律规则，而更多地依赖于“人情”和“关系”——拥有编制，就如同拥有了在这个网络中通行的“身份ID”，它使得个体能够更顺畅地启动这个人情网络以调动网络中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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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尔干认为：
社会需要通过仪式和符号来划分群体边界，强化群体认同。
编制身份带来的政治光环，正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阶层边界符号之一。
体制内的人有着共同的话语体系、共同的生活方式、共同的身份认同。他们聊的是职级、编制、职称、体制内的规矩；他们享有的是稳定的工作、完善的保障、体制内的福利——他们有一种天然的“自己人”认同感。
而体制外的人，就是“外人”，十足的、地地道道的“外人”——再有钱，也融不进体制内的圈层；名气再大，也得不到体制内的那种身份认可。
体制就像一道无形的墙，把社会分成了两个世界。
边界划分，对内起到了强化认同的作用：体制内的人会因为自己的身份而产生优越感和归属感；对外则起到了社会排斥的作用：通过维持编制的稀缺性，保证体制内群体的特权地位。
福柯的观点同样表达类似：
权力不是集中在某个地方，而是弥散在整个社会之中，通过各种符号、仪式、话语来实现统治。
许多时候，编制就是微观权力的典型载体。
它本身不是权力，但它附着着权力的光晕。
一个有编制的人，哪怕只是一个普通科员，也因为他身处权力体系之内，而分享着权力的威严与神圣。
跋
文章最后，我想再多些延伸。
犹记2023年夏天时，一条莫名其妙的热搜让人摸不着头脑：
我还真是从来没见过本应当“藏着掖着”的东西居然会被公然晒出作为宣传素材……
结果舆论翻车自然是不必惊异，后续该话题被毙，其喜剧效果则更加令人会心一笑。
既然这般，如今这样的场景也便不让人意外了：
但是，其体现的风向标，毫无疑问是一种倒退。
毕竟，茅台酒能够卖这么贵，从来就不是因为它的酱香技术胜过各大科研高校的实验室；石油、税务、烟草、铁路、电信等行业的岗位门槛如此之高、推荐名额如此之稀缺，也从来不是因为其岗位的业务难度有多么的高深……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有过如是一段批判：
国家是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国家本应是社会为缓和阶级冲突而设立的工具，却逐渐脱离社会控制，以普遍利益代表的姿态掩盖其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本质。
结合之前评价张雪峰现象的分析文章，很多问题不言自明，也无需多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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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应再品味一遍毛主席的这句话：
他们整天吃得好极了，哪里知道老百姓都吃不上饭是什么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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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拥抱技术革命、产业升级、新质生产力的飞跃，还是维护阶级高位、制度底色——制度性的特权所造成的鸿沟都一定是反面作用力的温床。
想起阿多诺在《权利主义人格》里的那段诤言：
经济与社会预期的不确定性会强化个体对权威的依赖。
当青年人感知到社会上升通道收窄、未来前景黯淡时，其心理防御机制会从“追求自主”转向“寻求庇护”。
在安全感匮乏的环境中，个体更倾向于接受等级化秩序，将权威视为抵御混乱的‘心理安全阀’。这种心态并非理性选择，而是对现实无力感的非理性补偿。
历史上的历次经济危机，没有哪一次是因为所谓“社会没有钱了”而造成的，均是因为贫富差距达到极值，从而使得底层无法再消费和消化生产品，进而产能始终过剩，最终酿成了难以压制的破产巨潮。
这和封建社会土地兼并达到临界点则必然爆发农民起义，是一个道理。
皇袍信仰，何以为章。
【文/欧洲金靴，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金靴主义”，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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