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很小的时候，大约是小学吧，我记得当时班里有那么一两个“刺头儿”，也就是俗称的所谓“差等生”、“捣蛋鬼”，很是让班主任头疼。
其实我印象里他们也没干什么坏事，就是不太爱遵守纪律而已，比如总是迟到，或是忘戴红领巾，或是红领巾系的不标准。
当然了，也不太爱学习，成绩似乎总是所谓的“拖后腿”……整日浑浑噩噩，萎靡不振的摆烂模样。
站在班主任的角度，这自然是恨得牙痒痒。想尽了办法，磨破了嘴皮，甚至教唆暗示他们的家长“棍棒教育”，好像都无济于事……
但后来，不知道班主任从哪里得到了一个“神奇方子”：让这俩“坏孩子”当班干部，一个当副班长，一个当纪律委员。
然后，奇迹发生了。
这俩娃从此气质都变了，虽然还是不爱学习，但是监督他人戴红领巾、督察大扫除情况、看管眼保健操秩序、管理放学队列（我们那时候放学每个班级要排队列按顺序出校）等等“小钦差”式的“工作”，让俩孩子彻底摆脱了过去的阴郁调调，整个人都容光焕发起来，动辄对同学呵斥、训诫、批评，终日干劲十足、英气逼人。
尤其是每次“缉拿”到一些红领巾戴的不到位或是值日卫生做的有瑕疵的同学，然后记录在小本本上、进而又快步奔向班主任办公室打小报告“汇报工作”时的“上进姿态”，更是满面春风、恣意盎然……
就这样，班主任成功的解决了班级纪律秩序层面的“心腹大患”，工作压力倍减。
二十多年前的我目睹这样一幕，特别是在班会上看着班主任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表扬这俩娃“最近进步非常大”时，我的思维也是顺着班主任的那些话走的，诸如“激发集体荣誉感”、“积极向上”等等。
但随着后来成年之后步入社会，也算是经历了种种江湖教育、尝遍了酸甜苦辣，如今再度回忆儿时光景，不自觉的会产生一些别样的味道。
1870年4月，马克思在致齐格弗里特·迈耶尔和奥古斯特·福格特的信中曾提出过这样一个观点：
英国工人觉得自己对爱尔兰工人来说是‘统治民族’的一分子，可是正因如此，他们也就变成了本民族的贵族和资本家用来反对爱尔兰的工具，从而巩固了贵族和资本家对他们自己的统治。
今天，如果让我再去评价一番我那位班主任的“神奇驭人术”，我恐怕会比年少时更加情不自禁的鼓起掌来：秒，您真是秒啊！
权力，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妙的春药。
1
不论如何去剖析这一现象的本质，再去给予或是正向或是负向的评判，其客观呈现的情绪表象都是不可否认的：当一个人拥有了权力，当TA融入进了这个TA曾经被排斥在外甚至有些对抗的「权力体系」，那么顷刻之间，TA就会从一个对立者化身为服从者。
也就是雅克·朗西埃在《歧义：政治与哲学》中所强调的：
治安决定了什么可见，什么不可见。
如何让某些东西可以被看见，可以被听到，而另一些东西则看不见，听不到——这就是政治的实质。
当异议被纳入治安秩序，它便从挑战系统合法性的政治行动，退化为系统内可管理的意见表达。
真正的政治冲突被替换为“意见分歧”，使权力无需直接压制，即可消解其威胁。
这个小小的微不足道的童年记忆，在我看来却解答了一个千百年来盘旋在人类脑门之上的疑问：为什么浩浩汤汤史书万卷，无数仁人志士、寒门学子、庙堂贵胄一代又一代人会为了「权力」斗尽气血、耗神触魄、夜不能寐……
还是前文那句话：权力，真的是这个世界上最妙的春药。
就在本月中下旬，有两则重磅新闻将国人的目光牵引：一则是恒大许家印因多项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另一则是招商蛇口浙江公司总经理赵海峰与杭州滨江区公职人员郁廷栋因在KTV内对一名女性实施强制猥亵而被刑事拘留、免职的官方通报。
特别是结合后者的酒桌性侵案，让我想起了前者十年前的一起乐子事。
2016年10月26日，一场荒诞的恒大内部篮球赛隆重举行，58岁的许家印在高管队友的“喂饼”和员工对手的“放水”下，率领单场“砍下”32分，率领高管队以45比44“险胜”员工队，并荣膺MVP。
比赛场“比拼”更搞笑的，是情感层面的表演。
当许家印投进一球时，全场——包括对手员工队——都迅速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当他投丢时，员工队的球员们竟然也纷纷表现出真诚的“遗憾”。
包括员工队中那位15号球员的防守，被网友形容为“牛皮糖一样死死黏住了许家印，只不过黏得有点远”，其面部表情“隔着一米开外就各种狰狞、凶狠”，展现出“对胜利的渴望”——只不过，这种刻意的凶狠与渴望，在我看来恰恰构成了最大的反讽与用力过猛的低级红：看似贴身防守，实际是对许老板的保驾护航和绝对保护——保护他的得分、保护他的尊严、保护他的“不败金身”。
全程保护董事长大人以免受伤且“玩的开心”，亦是那场比赛所有参与者的“最高共识”。
借用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的概念，十年前恒大集团的内部篮球赛完全就是一场“权力仪式”，其意义远超出篮球本身。
在仪式的表层，它讲述着一个关于“老板体能充沛、技术精准”的人设神话；在仪式的深层，它确认着权力结构的不对称性，并通过这种确认使得权力关系变得“自然化”和“愉悦化”。
每一次喂球，都是一次对等级秩序的确认；每一次“放水”，更是一次对权力合法性的再生产。
当员工们为许老板的投篮鼓掌时，他们不仅仅是在表达崇拜，更是在参与一场心照不宣的共谋：权力的剧场，一定是需要观众的配合，而观众通过配合也顺势获得了在剧场中安全生存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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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跨越十年的两起看似性质迥异的事件——一个发生在篮球场上，一个发生在KTV包厢中；一个被包装为“企业文化的生动体现”，一个被官方定性为“强制猥亵的刑事犯罪”——实则共享着同一条隐秘的逻辑线索：权力的剧场化展演与权力的身体性压迫。
恒大篮球赛与杭州性侵案，不过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在恒大的篮球场上，权力通过“让球”的仪式性行为得以铸牢；而在杭州的KTV包厢中，权力则通过陪酒和侵犯的暴力强迫行为得以使用乃至宣泄。
前者是权力的“文明化”面具，后者则是权力的“原始性”本相。
连接两者的，正是漫长历史中沉淀下来的，由权力距离、等级伦理、面子文化、封建信仰、森严纲常与制度缺失共同构筑的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深层结构”。
深究杭州性侵案，这起案件中的权力结构具有典型的多重叠加特征。
赵海峰作为招商蛇口浙江公司总经理，是央企上市平台的区域核心高管，掌握着大量经营资源和人事权力；郁廷栋作为杭州市滨江区的公职人员（原副区长），握有行政审批、土地规划等公共权力。
至于受害女性，则是合作方（建发地产杭州公司）的员工，处于权力链条的最末端。
她不仅面对来自甲方高管的权力压迫，还面临来自自己所在公司的“安排”压力，以及公职人员的体制性权威。
这种多重权力叠加的结构，使得受害女性处于一种几乎不可能反抗的境地。
在饭局上，她需要“陪酒”以维系公司的业务关系；在KTV中，她需要“配合”以不得罪掌握资源分配权的权力持有者。
如是场域，她的身体被双重权力——企业的经济权力与政府的行政权力——同时“征用”，被完成了一轮不容抗拒的物化。
此时，她的拒绝权在这种不对称的权力格局中被压缩到了极限：当她选择反抗时，她所面对的不仅仅是两个个体的暴力，更是整个权力结构对反抗者的惩罚——赵海峰将她推倒致伤，恰是这种惩罚的赤裸表现。
我们应该都听过这样一句俚语：
敬酒不吃吃罚酒！
我个人认为这句话真的是精准概括了酒桌权力运作的基本逻辑：你有选择吃敬酒（自愿服从）的自由，但如果你拒绝，等待你的将是罚酒（强制服从）的惩治。
前者是下级对上级表达忠诚和服从的身体语言，后者则是权力对不服从者的结构性压制。
在权力不对称的关系中，劝酒总是会成为上级测试下级忠诚度、展示控制力的手段。
比如下级的“一口闷”、“自罚三杯”、“打一圈”，往往会成为对上级权威的身体性确认——此等确认之所以必须以身体为媒介（喝酒、喝醉、伤身），恰恰是因为身体的痛苦与不适是最难以伪装的忠诚证明：你可以口头上说“尊敬领导”，但你愿意为领导喝到呕吐、喝到胃出血、喝到不省人事，在执权者眼里才是“真心的尊敬”。
所谓“通过酒品见人品”，不过是“通过酒量见忠诚含量”。
封建酒桌文化的残酷性正在于此。
它毫无底线的将抽象的忠诚要求，直接在推杯换盏之中转化为具体的身体牺牲，使得不对等的权力关系深深地刻写在“下位者”的身体之上，并丰盈化了“上位者”的权力欲望满足。
包括封建酒桌文化的座次，都是一出严苛异常的纲常伦理小剧场：严格按照权力高低排布，主位、主陪、副陪、客位边界清晰，敬酒更是必须按照职级高低依次进行，低位者敬酒时酒杯必须低于高位者酒杯，饮酒量必须多于被敬者……
整套流程本质上是一套带有“被动表演化”的等级仪式，通过饮酒这个具体行为，反复确认上下级的支配-服从关系。
“儒味”浓烈的韩国酒桌文化（视频来自up主阿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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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马克斯·韦伯曾经将权力定义为：
在一种社会关系中，行动者即使遇到反抗也能实现自己意志的可能性。
这一定义揭示了权力的核心特征：它是在“遇到反抗”的情况下依然能够“实现自己意志”的能力。
换言之，权力的本质是克服抵抗的能力。
正如反之，许多人给予的对于“自由”的定义：
不是你可以去做你想做的事，而是你可以不去做你不想做的事。
韦伯进一步区分了权力与支配：支配，是“具有特定内容的命令被特定人群服从的概率”，它预设了一种合法性的信念——服从者之所以服从，是因为他们相信支配者的命令具有“体系性的正当性”。
不由想起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里的无奈悲诉：
罗马的奴隶是由锁链捆绑着，而雇佣工人则由看不见的线系在自己的所有者手里。
在马恩看来，政治权力的本质是“一个阶级用以压迫另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暴力”，如国家权力就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官僚机构则是统治阶级执行其意志的行政机器。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就有指出
国家是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
那么，这种异化便会使得原本服务于社会的公共权力存在反过来成为压迫社会的工具的可能性。
即《摩泽尔记者的辩护》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的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压制批评的倾向，官僚机构会将自身的存在视为目的本身，将人民的诉求视为“麻烦”，将批评的声音视为“威胁”。
正如毛主席曾在向党内高级干部推荐阅读《战国策》里的《触龙说赵太后》时点明的：
……他们也会变质，可能搞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的财产和权力就会被资产阶级夺回去。
包括那一时期毛主席向来华访问的金日成同志的倾诉，更显史诗垂范：
天下大事分则必合，合则必分，一个党也是如此……他们是我们的敌人，也是你们的敌人。动摇分子总是会有的。
所以说，“天下太平”，没有这么回事。我说不太平是正常的。清一色，也是不会有的。
所以，要有意识地保持对立面。
这番吐露，与早在1943年他揭露国民党时的讽刺，没有半点变化：
国民党也需要老百姓，也讲‘爱民’。
不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古代还是现在，剥削阶级的生活都离不了老百姓。他们讲‘爱民’是为了剥削，为了从老百姓身上榨取东西，这同喂牛差不多。
喂牛做什么？牛除耕田之外，还有一种用场，就是能挤奶！剥削阶级的‘爱民’同‘爱牛’差不多。
因而，一生作为革命者的毛主席，会有自己独特的“权力观”：
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就造反。各省有了小三线，就可以造反嘛！
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造反有理！
建国不至二十载，1967年1月6日，《文汇报》的文章曾得到已74岁高龄的毛主席的称赞，该篇文中有刊：
“造反有理”，这个口号永远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口号。
你是一个真马克思主义者，你就一定会不折不扣地认为“造反有理”，你就一定是“革”字当头；你是一个假马克思主义者，你就一定会不折不扣地认为“造反无理”，你就一定是“保”字当头。
当今时代的时代精神，就是革命造反精神。革命造反有理万岁！
正因为权力是一剂最秒的春药，就更加不可以让多数人沦为被这剂春药蹂躏的“陪酒者”。
前文提及韦伯曾给出过“支配权”的定义，而演化心理学家丹尼斯·卡明斯的“支配理论”（Dominance Theory）我觉得更加直白：
人类的高级社会认知功能——包括理解权限、义务、禁止等道义概念的能力——是适应于在支配等级制度中生存而进化出来的。
社会认知包括等级辨别、监控规范遵守、识别欺骗等五种功能，这些机制帮助个体在复杂的等级社会中导航，确保资源分配的秩序——这意味着，人类对权力关系的敏感性和对等级秩序的认知，深深地刻写在我们的大脑神经回路中，是数百万年进化历史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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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本文开篇我所忆及的童年“赋权”往事吗？其实这样的案例早已有之：1971年的斯坦福监狱实验。
这是社会心理学史上最著名也最具争议的实验之一，菲利普·津巴多将二十四名心理健康、没有犯罪记录的大学生随机分为“看守”和“囚犯”两组，在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地下室模拟监狱环境。
实验原计划进行两周，但在第六天就被迫终止。
因为，“看守”们迅速在规则之下变得残忍和虐待成性，而“囚犯”们则出现了严重的心理崩溃症状。
津巴多的核心结论是：
普通人一旦被赋予权威角色，即便原本没有虐待倾向，也会在缺乏制衡和监督的情境下，迅速转变为残忍的压迫者。
情境的力量，远远超过了个人品格的力量——“好人”在“坏情境”中也会做出“坏事”。
恰如春药会摆脱原有的身体自平衡的束缚而产生非正常的动能，权力也会在特定的场所与诱因之下迸发出某种非道德的力量。
这就是阿尔伯特·班杜拉提出的“道德脱离理论”。
所谓“道德脱离”包括多种策略：道德辩护（将不道德行为重新定义为道德行为）、委婉标签（用中性语言掩盖行为的残酷性）、有利比较（将自己的行为与更恶劣的行为比较以显得不那么糟糕）、责任转移（将责任归咎于权威或情境）、责任分散（将责任分摊到群体中）、去人性化（将受害者视为“非人”或“低等人”）等等等等。
这些机制在职场、官场、宗族甚至家庭单元内部的权力压迫中普遍存在。
例如，将“陪酒”重新定义为“工作需要”（道德辩护），将性骚扰称为“开玩笑”（委婉标签），将受害者的反抗视为“不懂事”（去人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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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看到，结构性的权力体系通常会呈现出一种莫名喜感的图景：一个人总是会在自己的权力范围之内疯狂压迫TA可以压迫的一切人员——同时，跳出这个舒适圈外，亦受到可以压迫TA的更高层级的权力力量。
1950年，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等人出版了《权威人格》一书，通过大量实证研究，揭示了权威主义人格的心理结构——最核心的特征，就是“对上绝对服从，对下冷酷压迫”的双重面相。
这种“一物降一物”的等级构成，或许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当一个人掌握了一定权力时，TA必然会疯狂输出、欲爽之而后快。
有人将其归结为“人性本恶”，还有人将其描述为“原始动物性”……
但这些都是现象层面的感性判断，未触内理。
实际上，权力压迫是社会结构与个体心理共同作用的产物：不合理的社会结构，是权力压迫的制度土壤；而被社会结构塑造的心理机制，是权力压迫的个体动因。
二者互为表里、互相强化，共同维持着这条涵盖着资源分配、等级划定、秩序构造的体系链条的运转。
利益是权力的来源，而权力是封建的砖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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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心理学角度，“欺软怕硬”更是一种“补偿性”权力欲。
当一个人在自己的权力范围内感受到“绝对控制”的愉悦时，这种愉悦往往是对他在更高权力面前感受到的“无力感”和“屈从感”的心理补偿——TA无法反抗自己的上级，但TA可以在自己的下级身上找回掌控感和支配感。
如此补偿机制诠释了为什么政策落地过程中往往表现出“层层加码”、“阳奉阴违”的特征：每一个层级都倾向于将从上层感受到的压力，以加倍的强度传递给下层——既能规避责任，又能享受权欲。
还记得衡水中学张锡峰的演讲名言吗：
我就是一只来自乡下的土猪，也要立志去拱城市里的大白菜！
这句话是很冰冷可怖的：请问猪为什么要以拱到白菜（尤其是城里的白菜）为荣耀、为成功的标志呢？
这种价值观，本质其实就是一句老生常谈的谚语：
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
这句我们所有人都习以为常、奉为真理的话，是不折不扣的、冷血的资本主义成功学与封建主义权力观。
“人上人”，人身之上亦有他人，人身之下亦有他人，这便构筑了一个层次分明的阶级压迫体系。
同时，由于深谙“一旦成为人下人就一定会被人歧视、被人欺负、被人打压”的社会现实，所以个个都不择手段地妄图成为“人上人”。
哪怕，是踩着别人的头颅，是违法乱纪忤逆人伦，是置人格尊严于不顾………也要“成功”！
埃里希·弗洛姆在《逃避自由》里的一句讽刺，信哉斯言：
威权主义人格向上服从于强者，向下则想要支配弱者。
跋
在毛主席看来，人民是“天理”的承载者，割裂了人民，权力也就失去了合法性。
一切私家相受、门阀封建的世袭代际，一切欺软怕硬、欺上瞒下的利益私有，一切复燃旧烬、逆行史观的封建重铸，都是共产党人“权力公有制”价值观的对立面。
早在1912年，19岁的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学)时，曾写过一篇题为《商鞅徙木立信论》的作文。
在这篇作文中，青年毛泽东讨论了法律、天理和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
他认为中国之衰落，乃是因为执政者与人民之间缺乏信任，集中表现为底层百姓不相信国家法律和政策，因为一切律令建立在社会不平等的基础上，如是法律是违背天理人道的，因此只是分裂国家与社会、人民与执政者的工具。
根据这样的观点，青年毛泽东高度评价了商鞅的“农战”法令，他认为商君法的实质就是“农战”面前的人人平等：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之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其法惩奸究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之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
短短七年后，26岁的毛泽东写下了宏伟呐喊：
咳！我们知道了！我们醒觉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刻不容缓的民众大联合，我们应该积极进行！
这样的雄心，与近半个世纪后他在《五一六通知》和《十六条》里的呼吁何其相似......
还是前文那句话：正因为权力是一剂最秒的春药，就更加不可以让多数人沦为被这剂春药蹂躏的“陪酒者”。
【文/欧洲金靴，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金靴主义”，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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