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继明随想录：文革为什么失败
老田：无产阶级法权与“领导权”问题一一《刘继明随想录：文革为什么失败》读后感
在肯定与否定之间找到一条通往理想的道路——读《刘继明随想录：文革为什么失败》
一、被遮蔽的前提：两种不同的国家观
刘继明的随想录《文革为什么失败》与老田的读后感构成了一次极具启示性的对话，它们表面上是关于文革失败原因和无产阶级法权落地路径的分歧，但在更深层次上，则暴露了一个未被充分讨论的理论前提差异——两人对国家性质的想象截然不同。
刘继明的观点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之上：十年大革命时期的中国是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因此，在这个国家框架内进行制度设计，以落实和巩固无产阶级法权，在理论上是可能的、在实践上也是必要的。他谈论制度化，谈论将群众民主的运动形式转化为可持续的制度安排，谈论借鉴三权分立来完善无产阶级国家的权力制约机制——所有这些讨论都预设了一个共同的前提：国家本身不是问题，国家可以成为无产阶级法权的承载者。
而老田的批评则隐含着一个完全不同的国家观。他反复强调"行政国家具有内在的反对人民主权的趋势"，官场存在一种"过滤机制"使得"卖假货比真货更受欢迎"，在国家行政层面建立无产阶级法权是一种"幻觉"。这些判断背后的逻辑是：国家机器（特别是官僚体系）本身具有独立于阶级意志的惯性，它天然地排斥群众参与，天然地倾向于将政治问题转化为管理技术问题。因此，试图通过国家行政体系来落实无产阶级法权，无异于让旧制度的载体来建设新制度——这是一种内在的矛盾。
这个差异并非偶然。它折射出两人所依赖的理论资源的分野：刘继明的思考框架更接近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这个工具的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可以服务于新的阶级目的；而老田的批评则明显带着西马特别是葛兰西"领导权"理论的印记——国家不仅仅是暴力和强制机器，更是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场域，统治阶级的领导权不仅通过法律和行政机构来实施，更通过"公民社会"中的文化霸权来维系。在这种视野下，即便政权性质发生了变化，旧的文化领导权和官僚体系的惯性依然可能使国家机器成为抵制变革的力量。
二、葛兰西的幽灵：领导权理论与"国家中立化"的陷阱
老田的核心概念——"领导权建设"——本身就带有强烈的葛兰西色彩。葛兰西将"领导权"（hegemony）区别于单纯的"统治"（domination）：统治是通过强制实现的，而领导权是通过同意实现的——统治阶级通过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领导，使被统治阶级"自愿"接受现有的社会秩序。因此，真正的革命不仅要夺取政权（统治），还要在公民社会中建立新的文化领导权——这一过程远比单纯的政权更迭更为漫长和复杂。
老田将这一思路应用于对无产阶级法权的讨论：三湾改编之所以成功，不是因为建立了新的行政制度，而是因为通过党代表制度"在士兵群众中间寻找和激活最可能觉悟的先进分子"，"促成其在群众中间发挥组织核心或战斗堡垒的作用"——这正是一个在基层建立新的文化领导权和政治领导权的实践过程。在老田看来，没有这个"领导权建设"的前提，任何制度设计都是空洞的，都可能被旧的官僚文化所消化。
然而，葛兰西的理论在赋予老田分析深度的同时，也使他陷入了一个理论陷阱。当老田反复强调"行政国家具有内在的反对人民主权的趋势"时，他实际上在将国家机器（特别是官僚体系）视为一种具有自主性和惯性的力量，它似乎超越了阶级属性，成为一种独立的、自我维持的实体。这就在逻辑上滑向了"国家中立化"的立场——仿佛国家只是各种社会力量争夺的战场，而非特定阶级统治的工具。
这种"国家中立化"的倾向，与老田自己的左翼立场形成了内在的矛盾：如果国家机器是中立的、自主的，那么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意义何在？如果官僚体系的惯性如此强大以至于任何国家层面的制度化努力都注定失败，那么巴黎公社所开创的"打碎旧国家机器"的传统又该如何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将国家定义为"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国家不是中立的，它有明确的阶级属性。
更重要的是，"国家中立化"的倾向在逻辑上取消了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与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区别。如果一切国家机器都具有"内在的反对人民主权的趋势"，那么无产阶级专政与资产阶级专政在国家形式上就只剩下程度之别，而无本质之分。这不仅在理论上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在实践中也可能导致一种消极的结论：既然国家行政层面的制度化注定失败，那么所有政治努力就只能退守基层，否定在社会主义国家层面建立无产阶级法权的必要和可能性。
三、刘继明的国家观及其未竟之义
相比之下，刘继明的国家观虽然在文章中未作充分展开，但其隐含的前提更为接近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国家理论。他谈论"在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前提之下"的制度化，这意味着他承认：当无产阶级已经掌握国家政权之后，这个国家机器不再仅仅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它也应当成为无产阶级实现自身解放的制度载体。
从这个前提出发，刘继明所说的"制度化"就有了明确的指向：它不是在一个中立的、敌视群众的国家机器上"镶嵌"一些民主装饰，而是在一个已经改变了阶级属性的社会主义国家框架内，将群众民主的运动形式转化为可持续的制度形式。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如果仅仅作为运动而存在，它们就依赖于特定的政治氛围和领袖的个人权威；但如果它们能够被落实为"对干部的选拔、罢免和监督"的常规制度，就获得了超越一时一地的持久生命力。
这个思路与巴黎公社的原则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巴黎公社的伟大之处，不仅在于它建立了无产阶级政权，更在于它创造了一系列制度形式——民选代表、随时可以罢免、公职人员领取普通工人工资——这些形式将群众参与制度化、常规化了。正如马克思所评价的，公社"是人民群众获得社会解放的政治形式"——它不是一种一次性的动员，而是一种可持续的制度安排。
刘继明在文章中提及资产阶级三权分立的"科学性"，其真实意图正在于此：他并非要照搬资本主义的制衡模式，而是要指出一个普遍性的政治学原理——任何旨在长期稳定运转的权力架构，都需要某种制度化的制约机制。社会主义国家不应该回避这个问题，而应该在此基础上探索出比资本主义更彻底、更真实的民主制度形式。
当然，刘继明的文章也存在一个未被充分展开的问题：他所说的制度化，具体指的是什么层次的制度化？是宪法层面的国体安排，还是行政程序层面的操作规则？是党内民主的制度化，还是国家政治生活的制度化？这些层次之间是什么关系？如果缺乏对这些具体问题的讨论，"制度化"就仍然是一个过于笼统的概念。但笼统不等于错误——它只是尚待进一步的思考和实践来充实。
四、"领导权"的误用：从葛兰西回到马克思主义
老田援引（尽管未明确署名）葛兰西的"领导权"概念来分析无产阶级法权问题，这一理论工具的引入本身是有价值的。它提醒我们，制度的生命在于实践它的主体，没有觉悟者和组织核心的支撑，任何制度都可能沦为形式主义。
但是，当"领导权"概念被用来论证"国家层面的制度化不可能"时，它就被使用过度了。葛兰西本人从未否认在国家层面进行制度建设的必要性——他只是在强调，仅有国家层面的制度建设是不够的，还需要在公民社会中建立文化领导权。这两者不是对立关系，而是互补关系。葛兰西著名的"运动战"与"阵地战"的比喻，恰恰说明他认为社会主义革命需要在国家层面（运动战，夺取政权）和公民社会层面（阵地战，建立领导权）同时推进，而非非此即彼。
老田将"政治领导权"（群众动员、觉悟催生）与"行政制度化"（规则设计、程序安排）对立起来，在理论上实际上误解了领导权的含义。真正的领导权建设，不仅包括在群众中催生觉悟者，也包括将这些觉悟者所实践的民主形式固化为可以持续运转的制度。老田反复提到三湾改编的经验之所以具有持久的生命力，不仅是因为它当时激活了士兵的觉悟，更因为它所创造的党代表制度、士兵委员会制度等组织形式被保留了下来，成为整个人民军队的制度基因。但他未能充分回答一个关键问题：如果无产阶级法权只能在基层群众的政治实践中生长，那么在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中，基层经验如何突破地方性的局限，成为全局性的制度现实？
五、回到历史的复杂性
这场对话最终指向了一个关于历史评价的问题。老田在文章结尾写道："文革之所以需要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揭露阴暗面，为什么不从国家行政设计或者人事选拔方面完成，差距就是在这里。"这句话承认了一个重要的事实：文革选择群众动员的路径，恰恰是因为在国家行政层面进行制度化变革遇到了巨大的阻力——官场的"过滤机制"使得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者难以在官僚体系中立足。
然而，承认这个阻力，不等于放弃国家层面的制度化努力。恰恰相反，正因为阻力存在，才更需要思考：如何在承认国家行政体系的结构性惯性的同时，仍然推进国家层面的制度化建设？如何在保持群众动员活力的同时，使类似“三湾改编”的基层经验能够上升为国家制度，从而获得全局性的效力？
刘继明没有给出完整的答案，但他提出了正确的问题。老田指出了问题的复杂性，但他的"国家悲观主义"可能会导向一种消极的实践后果一一如果国家层面的制度化从一开始就被判定为"幻觉"一一正如他对刘继明所批评的那样。
这或许就是这场对话最深刻的启示：无产阶级法权和领导权的建设，不能在群众动员与国家制度化之间二选一，将二者截然对立。它需要一种辩证的视野——既看到国家机器的阶级属性和制度化建设的可能性，又看到官僚体系的惯性和领导权建设的漫长性；既坚持在国家层面推进制度化变革的决心，又保持对基层群众政治实践活力的持续滋养。
刘继明与老田的分歧，折射出社会主义政治理论中一个长期存在的矛盾：革命成果如何巩固？群众动员如何持续？这场对话的真正价值，在于它使我们意识到：保持不同理论视角之间的对话和张力，比匆忙选择一个立场更为重要。历史的复杂性，从来就不是任何单一的理论框架所能完全容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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