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已经服药四年的焦虑症患者，我总能听到一种老派观点：心理疾病是吃饱喝足的现代年轻人的专属，就是做得太少、想得太多。“我们那个年代”，饭都吃不饱，每天就是干活，晚上累得贴床就睡，哪有什么焦虑症抑郁症。换言之，为生计奔波的中下阶层，似乎天然与心理疾病绝缘。
然而近年来，我们毫无疑问目睹了越来越多艰辛劳动者的心理崩溃。短视频平台上，不少外卖骑手忽然“发疯”。上海市总工会2026年5月的答复显示，46%的上海外卖骑手存在焦虑症状，18.4%存在抑郁症状；2025年杭州调查发现，62%的骑手存在职业倦怠。这个月10号深夜，深圳一名炸鸡店新手店员独自驻店，爆单后边哭边打包，随后抽筋倒地。
互联网之外，农民、农民工、制造业工人、煤矿工人的抑郁焦虑数据同样不低。显而易见，“工农劳动者天然与心理疾病绝缘”的观点是错误的。高强度体力劳作完全可能与严重心理痛苦并存，只不过这种痛苦常缺少被识别、命名和宣泄的机会。 那么，每天除了干就是干的工农阶层，究竟为什么会产生严重心理问题？农民自杀研究绕不开。上世纪90年代后期到新世纪初，中国农村自杀率一度是城市的3倍。
武汉大学刘燕舞在河北冀村调查时问村民为什么有人会自杀，最常见的回答是：“日子过不下去了，没有奔头。”所谓奔头，就是把孩子养大、盖房娶媳妇，日子一年比一年好。而所谓好，永远产生于比较。熟人社会里，谁家盖多大的房、买什么车、抽什么烟，彼此都看得见。衣食住行、住房婚姻，也就变成衡量“这一辈子过得成不成功”的尺度。一名自杀未遂者就说，几个女婿去岳父家，别人开汽车，自己只能骑自行车，冲击极其强烈。
可过得比别人差，就要死要活吗？当然不够。经济压力必须经过具体的人际关系，才能转化成足以把人推向绝境的心理体验。正是在这里，北大吴飞提出“家庭政治”。作比较时，农民以家庭为单位；真正承受压力的，却常常是其中某个成员。吴飞调查的204个自杀个案中，绝大多数都涉及家庭纠纷。
33岁的胡河家庭负担重，赚钱能力差，长期遭妻子嘲讽，最终服毒自杀。64岁的董江为儿子结婚四处借钱，盖房后还有装修和彩礼，钱筹不出来，儿子反过来责怪父亲无能，老人最终喝下农药。吴飞把这种反复争吵称作家庭内部的权力游戏：每一次纠纷，都在重新确认谁理亏、谁该负责、谁还有资格获得尊重。人又很难真正逃离家庭，经济失败便容易在日复一日的互动中进化为道德上的“沦丧”。
一言以蔽之，杀死工农的不只有穷困潦倒，更有尊严丧失。自杀甚至变成临终宣誓：通过“我死给你看”，逼迫活着的人最后一次确认他的存在。
简要回顾这些研究，我们大致可以提炼出工农阶层心理坠落的三个阶段。
第一，结构竞争。农民身处高度商品化、符号化的熟人社会，靠土地和务工收入维持体面；制造业工人身处出口导向经济体，要证明自己足够廉价、待机足够久；外卖骑手身处技术封建主义的平台，要不断变快，才能适应算法控制。劳动形态虽不同，但万变不离其宗：他们都必须持续出售劳动，才能维持社会定义的正常生活，却又缺乏影响劳动回报和竞争规则的能力，于是看不到未来的确定性，更谈不上掌控感。
第二，关系归责。宏观结构终究抽象，真正被感知到的结构，总要借由具体的人出现。农民面对的是“别人家都盖房了，我们家为什么没有”；工人面对的是班组长一句“做这么慢，你是蠢猪吗”；骑手面对的是算法、站长和消费者的超时、投诉、扣钱与辱骂。畸形竞争最擅长隐去自身，再借助被它裹挟的人完成归责。结构压力层层下沉，最终变成底层之间的相互惩罚。
第三，尊严崩塌。当归责不断重复，经济失利便转化为人格判断。自杀的农民觉得自己不是合格的丈夫和父亲；富士康工人开始怀疑自己究竟是人，还是流水线的一部分；骑手越来越清楚，自己只是一个可以被随时丢弃的人。有人说：“我送的饭比我的命更值钱。”为了取消差评，他们甚至可以向顾客下跪。 结构的迫害，在关系转化中被工农误认成自身的无能。更残酷的是，哪怕他们拥有朴素的结构意识，这种清醒也可能导向更深的幻灭：没有人肯定我，没有人看见我，我对生活中的一切都无能为力。明明现代化的家庭与城市都由我的血肉缔造并维持，可我这个活生生的人，却嵌进钢筋水泥，与电瓶车融为一体，成为人肉背景板，成了少言寡语的基础设施，以我的非人化成全他人的“人化”。那么，这和我死去又有什么不同？
新世纪第一个十年，农民喝下农药；第二个十年，工人一跃而下；第三个十年，研究对象、劳动形态、社会组织都变了，可那个关乎工农劳动者尊严的问题始终没有消失，反而以新的面貌张狂叫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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