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暑假刚开始，很多学生就在大门紧闭的工厂外，上了社会第一课。苏州、昆山、东莞、深圳等地的短视频里，不少自媒体提醒学生不要再来做暑假工：工厂不收人，黑中介照收介绍费，许多人钱花光了，滞留在工业城市。就算幸运进厂，时薪也可能被压到10元、9元、8元，更低。
几十年来，我们被告知，不好好学习以后就进厂打工。结果到了2026年，找一份普工居然都显得奢侈。今天，制造业灵活用工已突破1500万，口径放宽可达4000万。这些人被中介和劳务派遣公司装进蓄水池：旺季来了，就捞出来进厂；行情一冷，就断续打短工。6月数据显示，制造业景气仍在扩张，但从业人员指数只有48.5。出口和产能扩张，并没有同步吸纳就业。而自动化加速后，最先被挤压的，正是工作简单重复的普工。
普工的一天从集体宿舍开始，8到10人挤一间，洗漱、吃饭、排队坐班车，再进车间。宿舍和工厂两点一线，门禁、围墙、安检把人圈住。进厂后寄存私人物品，换上无尘衣帽，开始连轴转。不同产线大同小异，同一个动作重复近万次。黑白两班倒常见，早八到晚八，晚八到早八，每月休息四天。夜班更折磨人，四下无窗，分不清白天黑夜，困意、恶心、麻木一起涌上来。
最崩溃的是，人有三急，在流水线上却连上厕所都不自由。深圳宝安曾有电子厂员工爆料，上厕所要先申请“尿牌”，一个班组几十个人，只有两张。次数、时长都被规定，小号两分钟，大号十分钟；超时、超次可能被罚，甚至还有保洁费、厕纸费。流水线不能停，离岗要找线长代岗。于是工人都成了忍者，能不上就不上。
为了最大化效率，工厂还要控制人的肢体动作。每道工序按秒计算，有的岗位每个动作只有两秒，一天两万个动作。职校生林阳义发现，传送带下面藏着速度调节按钮，班长会趁员工离开时悄悄调快。
这种劳动不只损耗身体，也凌迟精神。林阳义说，进厂后越来越觉得自己像机器人，“没有思考”。一天说话不超过十句，忙到手机停机，感觉自己像从世界上消失了。车间摄像头密布，几乎没有隐私。一旦偷懒、动作变形、产量不达标，照片视频就会被传阅，接着是辱骂、扣钱、写检讨，甚至体罚。调研中16.4%的工人表示遭过管理人员或保安体罚。
一个现代劳动者，理应能支配自己的身体，维护自己的尊严。但在普工这里，身体、时间、情绪乃至膀胱，都被产线重新编排。研究显示，电子厂流水线工人的抑郁风险显著偏高。2010年，富士康大陆厂区发生18连跳，其中14人死亡，最年轻的只有17岁。
高强度劳动下，工伤难免。更残酷的是，许多风险来自安全培训和防护措施缺失。2024年，小陈到山东高密做金属探伤，培训不足、防护缺失，误触铱-192放射源，右手面临截肢。机械伤害、断指、尘肺、重金属超标，都是制造业工人长期面对的阴影。
工伤之后，补偿也未必到位。不签合同、只签劳务协议或承揽协议并不少见，责任主体一混淆，工伤认定就能被无限拖长。工人急着治病，缺钱、缺法律意识，公司就诱导低价私了。慢性职业病更难维权。大爱清尘调查735名工人，不到8%的尘肺病患者拿到了用人单位开具的相关材料。
工资也没有想象中体面。名义月薪看似不低，本质上靠超长工时堆出来。2025年，私营单位制造业折合月均工资约6338元，但要拿到这个数，往往意味着每天干11小时、每月干26天。实际时薪中位数约22元，淡季和暑假工涌入时还会更低。招聘广告写26元、30元一小时，到了现场却发现层层转包，签完合同只剩18元。
可即便如此，工人还要抢着加班。因为底薪低，加班决定收入。谁能加班，由线长往上报。想多挣钱，就得和线长搞好关系，才更容易进加班名单。李方曾顶嘴几句，就被告知一个月不用加班，工资少了近三分之一。后来他去员工关爱中心投诉，得到的不是关爱，而是线长一句话：要么撤销投诉，要么别干了。
不要再说中国工人苦只是因为人多。英国工业化时期同样劳动力过剩，工人也曾接受饥饿薪资。但英国后来走出了另一条路：1833年《工厂法》禁止9岁以下童工进厂；1847年《十小时法》压缩妇女和青少年工时；1871年《工会法》承认工会法律地位；1906年《劳资争议法》保护工会行动；1911年《国民保险法》建立疾病与失业保险。
150年后，中国工人却只能在上厕所的两分钟里写下伤痕文学。许立志写：“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他们把它叫做螺丝。”2026年，那些刚出校门、还没来得及走上流水线，却已经滞留在工业城市里的大学生暑假工，再次读到这些写于童年时代的诗句，才发现许立志们写下的不是过去，而是他们正在抵达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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