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国杰出的革命民主主义者亚历山大· 赫尔岑在《往事与随想》中有过一段辛辣落笔：
青年一代而没有青春气息，这样的民族我认为是最可悲的。我们已经看到，单单岁数上年轻是不够的——德国大学生最荒谬幼稚的时期，也比法国和英国那种老气横秋的市侩作风好上一百倍！
1
首先需要明晰，《牛来》声望蓬勃发酵，绝非其创作者主观策划，完全是“天时地利人和”共同促成的一次突发式的集体行为。
事实是，国产电影出现质量极低、票房不过万元的“尘埃电影”，几乎每年都有，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像2021年这种极端喷涌的年份更是创造数量记录，一抓一大把：
因而，《牛来》的团队如果想要“趁热打铁”、“复制奇迹”，几乎是做不到的。
互联网时代，一切皆非己控。
那么视线落回本次的热闹，对《牛来》的“追捧”，毫无疑问是一场恶搞狂欢。
甚至，观众实质上也是带有一丝自嘲、以至于自怜的心态——要不是电影市场崩成这场，谁愿意花时间、花精力、花金钱去当这个乐子人呢？
如果好电影真能层出不穷、让人目不暇接、看都看不过来，谁会有兴趣去关注这么个电影、把它硬生生搞成个社会化的乐子事件呢？
比上图那些冰冷数字更致命的，在我看来是国产电影圈内容供给的集体溃败。
资本主导的工业流水线现下已牢牢把控了行业生产逻辑：IP续集、流量明星、套路化叙事、悬浮的剧本、脱离普通人真实生活体验的故事成为舞台主流……
大量国产电影脱离普通人的生存现实，回避真实的社会矛盾，悬浮于空中，堆砌特效与煽情套路，却不愿意触碰普通人真实的悲欢、劳作、挣扎。
然而，经过十几年来自市场供给端的现实教育，当代观众已经完全摒弃“给什么就看什么”的被动接受心态，转为奉行“新的准则”：没有过硬口碑，绝不掏钱买票。
当市场上充斥大量平庸、套路、敷衍应付的作品，人们的选择只剩下两种：要么拒绝走进影院，用脚投票彻底远离电影消费；要么，寻找一个特殊的符号载体，完成一场特殊的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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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来》，恰好撞上了这个历史窗口。
《牛来》本身是一部艺术表达晦涩、叙事逻辑破碎、故事脉络完全无法解读的“影片”。
如果按照传统电影工业的评价标尺，它或许根本就不具备上映的资质。
但是在互联网社交平台发酵之后，一切彻底反转。
根本道理就是：与其观摩疯癫，不如融入疯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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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由想起2003年托米·韦素自筹600万美元自编自导自演的那部“神作”电影，《房间》。
二十三年前那部被创作者自我定位为“严肃爱情悲剧”的作品，几乎犯遍了电影制作的所有错误：叙事逻辑完全断裂，人物动机毫无铺垫，前一秒还在争吵的角色下一秒突然开心地扔橄榄球；台词生硬诡异，“你正在撕裂我 apart”（You are tearing me apart）的混搭式表达成为传世梗；绿幕抠图粗糙到失真，背景里的装饰画甚至直接用了商店现成的勺子图案，全程没有任何剧情关联……
2003年6月27日，《房间》在洛杉矶两家影院强行公映，结局惨烈：首映场就有观众中途离场退票，放映两周总票房仅1800美元，连成本零头都不及。
美国的一众专业影评人纷纷给《房间》打出一边倒的差评，Metacritic也仅评分9分（百分制），烂番茄新鲜度最低时不足30%，被媒体封为“烂片界的公民凯恩”——不是赞誉质量，而是形容它在“烂”的维度上达到了前无古人的系统性、完整性。
按照正常的商业逻辑，这部电影本该快速下线，彻底消失在影史里……
转折点，发生在公映末期。
第一批看完电影的观众发现，这部片子的“烂”并非流水线式的敷衍，而是带着一种笨拙的真诚：托米·韦素是真的想拍一部探讨爱情、友情与背叛的严肃作品，只是能力完全跟不上野心。
如是“真诚的烂”，产生了一种奇特的喜剧效果，比刻意设计的笑点更有感染力。
最早的一批观众开始呼朋唤友，抱着“看烂片找乐子”的心态二刷、三刷。
公映最后一场时，放映厅已经坐了上百名慕名而来的观众，大家边看边吐槽，现场氛围如同派对。
观众的热情让托米·韦素看到了新的可能。
次年6月，他在洛杉矶安排了第一场《房间》午夜场放映，竟然一票难求！
随后，他固定每月一场常态化放映。
且正是在午夜场的放映中，观众自发创造出了一整套完整的观影仪式，彻底将这部电影从“失败的艺术作品”改造成了“全民参与的行为艺术”：
首先是“扔勺子”，影片背景里毫无意义的勺子装饰画，被观众当成互动信号，每当勺子图案出现，全场观众就齐声大喊“Spoon！”，同时向银幕扔出提前准备好的塑料勺子，散场时影院地面总能铺满上百把塑料餐具…
以及不约而同的接台词——由于观众对全片台词烂熟于心，角色开口前就齐声喊出下一句，甚至会主动吐槽剧情漏洞、替角色补全逻辑。
至于场景模仿就更多了，比如片中出现扔橄榄球的情节时，观众会在影厅里互相扔橄榄球；角色穿特定造型出场时，台下观众也会穿同款服装cosplay。
这套仪式几乎和《洛基恐怖秀》的午夜场文化一脉相承，核心就是：观众不再是被动的接收者，而是放映过程的共同创作者——电影本身不过是一个舞台而已，观众的互动、吐槽、集体狂欢，才是整场活动的真正内容。
一夜之间，彻底颠覆了传统的电影工业认知以及市场供销逻辑：观众居然可以发动“来自坐席的力量”去扭转一部作品的价值定位。
至此，《房间》彻底完成了身份反转。
它不再是一部失败的电影，而是一个持续二十年的文化IP，一个亚文化群体的身份标识。
此后几乎每年全球各地都会举办《房间》主题放映会，粉丝群体跨越代际……
3
一场看似“最失败”的制作，却收获了绝大多数投资巨大、巨星云集的商业片都无法企及的长久生命力，这就是「群体的力量」。
费斯克在《理解大众文化》中曾提出，大众文化的核心是“受众的盗猎”，文化产品的生产者掌握文本的初始形态，但大众会按照自己的需求，挪用、改写、重新阐释这些文本，为自己的生活服务。
《房间》和《牛来》都是最典型的“可盗猎文本”。
它们足够破碎，足够开放，足够“客体”，足够将叙事权力与定义权力交给“来自坐席的力量”，让观众可以轻松地“夺走”文本，注入属于自己的情绪和表达。
两场狂欢最核心的同构性，在于它们都构成了对主流影视秩序的反叛，挑战了“什么才是好电影”的单一评判标准。
从而，撕破了文艺圈顶层那件向来讳莫如深、看不见摸不着却又实实在在的皇帝新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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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房间》出现之前，好莱坞已经建立了一套极其成熟、精密的工业标准：三幕式结构、人物弧光、精准的情绪节点、精致的视听语言。
塔尖影评圈层更是掌握着审美话语权，用这套标准去评判所有作品，不符合标准的就会被打入烂片行列，失去被讨论的价值。
而《房间》的走红，却是破天荒由观众用脚投票，宣布了另一套评价体系的存在：好不好看、快不快乐，比符不符合工业标准更重要。
观众不在乎它有没有正确的叙事逻辑，只在乎它能不能带来独特的、真诚的、集体的快乐。
精英影评人说它是“史上最烂”，那“一身反骨”的观众就偏要把它捧成神作！
这本身就是对审美霸权的嬉闹式反抗。
就像有些精英老登颐指气使的指责《牛来》是“烂片”………
不是，这种“正确的废话”用得着您来爹味输出吗？怎么不想想年轻人为什么宁愿给《牛来》花钱也不愿意去给你们“走个面”呢？
特里·伊格尔顿在《文化与上帝之死》中所书堪称一针见血：
当权者惯于将文化衰败归咎于大众的‘堕落趣味’，以此转移对自身制度性失职的审视。这种指责本身就是权力运作的一部分——它将结构性问题简化为个体道德缺陷。
究其内核，妄图傲慢的框述所谓“好电影应该是什么样，差电影应该是什么样”、“好观众应该是什么样，差观众应该是什么样”——如此腥臭的价值做派，实质就是文艺领域的大型《弟子规》教学现场，试图将绵延千年的“坐有坐相，站有站相”之纲常律令插入包括电影在内的国家文艺界层，去死死垄断文艺舆论场的话语权和定义权。
实在不好意思，时代变了，年轻人不吃这一套了。
这群登味枯叟觉得《牛来》“像什么样子！”，可观众却觉得“这样子就对了！让你们气急败坏就对了！”
某种程度上，这倒真是呼应了百来年前鲁迅在《华盖集·导师》里的呼唤：
青年又何须寻那挂着金字招牌的导师呢？不如寻朋友，联合起来，同向着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们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以开掘井泉的。问什么荆棘塞途的老路，寻什么乌烟瘴气的鸟导师！
4
左翼社会学家、“符号暴力”理论提出者皮埃尔·布迪厄在《区分：判断力的社会批判》中曾有过这样一段分析：
趣味并非天赋，它是阶级位置的产物。
统治阶级总是将自身的审美偏好包装成普世的“高雅趣味”，并将从属阶级的趣味斥为“粗俗”或“低质”。
这是一种符号暴力，用来为阶级统治提供合法性并使其再生产。
长久以来，在产业结构之中观众似乎总是弱势的一方，面对批量生产的劣质作品，普通观众缺少直接的博弈工具。
普通消费者没有办法干预剧本创作，更无法干预项目立项，不能命令资本去拍摄反映真实生活的故事。
因而市场留给普通人的手段十分有限：第一种，消极抵抗，不去影院，不贡献票房；第二种，用票房投票去支持少数真正优秀的作品；第三种，也是“牛来现象”所代表的路径——借用一部现成影片，改造它的意义，把它变成属于观众自己的符号载体，完成一场“非暴力 不合作”的戏谑式的抗议。
《牛来》这部电影，客观上变成了一个“空白画布”。
影片本身的叙事是模糊开放的，使得观众可以把自身现实体验、不满、迷茫、戏谑全部投射上去。
最终，电影不再仅仅属于制片方，而是由观众完成了精彩的社会化的二次创作，赋予这部电影全新的「历史记录价值」。
马尔库塞在其著名的作品《单向度的人》与《新感性》中的两段话可谓恰如其分：
青年人的抗议针对的不仅是具体弊病，而是整个制度的非人化特征……他们拒绝被整合进一个以压抑和异化为本质的社会。
新感性是一种摆脱工具理性的感知方式，它拒绝将人简化为生产/消费机器，转而追求与自然、他人及自我的和谐关系。
5
我个人始终认为，狂欢的底色是沉重的。
笑声背后既是纯粹的快乐，又不是纯粹的快乐——笑声里面混杂疲惫、自嘲、无奈。
这是苦笑，是自嘲自怜土壤之上催生出来的苦中作乐。
所以“牛来现象”也不应试图仅仅矮化为“网友玩梗整活”，如若这般则彻底遮蔽了狂欢外壳之下埋藏的心理矛盾。
《牛来》碎片化、无明确因果、支离破碎的参差影像，刚好和当下某种社会心理完美契合，致使青年群体在电影里面看见的不只是一片片纷飞的马赛克，更是自己现实生活的镜像。
真正打动大量人的不是电影情节，而是镜像带来的共鸣。
值得注意，自我定位为NPC，并不代表大众彻底躺平、彻底放弃思考——恰恰相反，意识到自己是NPC，本身就是一种觉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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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看清自身处境如同被程序设定的角色，才会生出对这套“系统”的审视、调侃与怀疑，从而放声高喊“我们都是NPC”……
这不是在认命，而是对生存困境的诉说，用叛逆式的言行举止完成对现实的解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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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如这些年职场的打工人群像，从“丧文化”到“佛系”，从“沙雕”到“牛马”，下游的被压榨群体们在互联网上不断地寻找着共鸣、创造着新词。
或是集体颓唐，或是集体装疯卖傻……
总之，所有人心里都是很清楚的：既然活着很苦，那不妨苦中作乐得了。
这让我想起了三十年前90年代初的中国，特别是首都北京。
当时，青年们在崔健《一无所有》的歌声中流行着这些俚语，并把它们印在文化衫上：“一边玩儿去！”“烦着呢，别理我”、“沉默是金”、“从头再来”、“我是流氓我怕谁”……
包括“愚人帮”“不喝白不喝”等团体式的闹聚成为街头主流——恰好，那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毛泽东复兴热”的阶段：《东方红》被重新唱响，毛主席像章再度紧俏，其时涵盖《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毛主席的光辉》《毛主席的话儿例外我们心坎里》等十三首红歌的《毛泽东颂歌》录音带，王府井书店一个礼拜内卖掉了八万盒，湖南韶山冲1990年一年接待逾九十万人次参观……
而人们的回答则非常简单：
只缘妖雾又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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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半个多世纪以前的《新民主主义论》中，毛主席曾语：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
嘻嘻哈哈、乐乐呵呵的背后，是阶级失落造就的「低欲望」。
如是「低欲望」心态与作态的本质，当然是一种反抗了：一种无声的反抗，一种披着戏谑、闹腾、疯疯癫癫、阴阳怪气的外衣的反抗。
还记得前段时间这个词条吗：“全民正在进入大无聊时代”
要明白“图一乐”的潜台词是：我已经不奢望获得深刻感动，不奢望看到映照我人生的好故事，现实已经足够沉重，我只想要片刻的喘息。
这是一种降低期待之后的自我保护。
跋
说起来，其实行为艺术这种游戏门类虽然看似早已寻常不怪，但实际上之于最广大普通人而言，忙忙碌碌的日常生活中，并不是人人都可以轻松遇到足以简单、粗暴、无门槛的参与一场大型群体抽象游戏的机遇。
City walk、无声街舞、奇装异服、绅装骑行、以城市建筑作画涂鸦、特殊节日的大型派对……这些看似早就平平无奇的冷门表达形式，事实上对于数量庞大又庞杂的普通民众而言是具有相当距离感的——不论是物理距离还是文化距离，不论是气氛冷峻的美术馆还是新潮猎奇类短视频下方热火朝天的评论区……
但是，《牛来》给予了向来循规蹈矩讨生活的他们一个机会。
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打开订票App、买一张价格不贵的电影票，然后进入电影院听听那两声异常诡异却又返璞归真一般空灵的牛叫，进而与前后左右互不相识的陌生人们心有灵犀的开怀大笑甚至热烈鼓掌……
这已然是最大多数人、尤其是当代压力山大却无处安放心理压强的年轻人群体，最为零距离、亦是最简易融入的行为艺术体验。
正如很多带着猎奇心态观影的观众所言，这是他们长这么大第一次身临其境感受什么叫做“抽象”、“玩抽象”、“搞抽象”、“体验抽象”……
一如周星驰的作品为什么在那些年的香港社会可以被奉为至宝？周氏喜剧里各色各类小人物的故事，在香港社会剧烈变迁的大背景下不仅是对个体命运的戏剧化呈现，更是对一个时代集体情绪的精准捕捉与回应。
所谓“无厘头”，所谓“抽象”，所谓“搞怪”，是香港在90年代特定时空下的后现代文化产物。
通过对一切宏大叙事和严肃意义的消解，精准地呼应了某种大众心态，为集体提供了一种“狂欢式”的宣泄，让观众在荒诞不经的笑声中暂时忘却现实的沉重与无力。
这是星爷能够成为星爷的创作密码，也是今天的“牛来观众”能够把一部看似“烂出天际”的电影推上热搜顶端一连数天的根本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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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像有人趾高气扬、鼻孔上翻的不屑：
难道你们的快乐就这么“廉价”吗？！
此番“登言登语”，倒确实是击中了一个相当值得探讨的议题：朋友，「快乐」这个东西，原来居然是什么“高档货”吗？
倘若这般，也便不难理解为什么当代有这么多人不快乐了……
文章最后，引述一段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里的话做尾吧：
工人下工回家时已经筋疲力尽，困倦不堪，而家里又那么不舒适、不亲切、潮湿而且肮脏；他迫切地需要消遣，他必须有点什么东西使他感到还值得工作，感到明天的苦日子还能忍受……在这种条件下，工人怎么能不受酒的极强烈的诱惑，怎么能抵抗这种诱惑呢？相反地，由于精神上和肉体上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大部分工人都不能不沉溺于酗酒。
除酗酒外，许多英国工人的另一个大毛病就是纵欲。这个阶级既然处于无人照管的情况下，又没有正当地享受他们的自由所必需的手段，那末，这种毛病的产生，就是无可避免的，就是铁的规律。
除了纵欲和酗酒，他们的一切享乐都被剥夺了，可是他们每天都在工作中弄得筋疲力尽，这就刺激他们经常毫无节制地沉湎于他们唯一能得到的这两种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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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欧洲金靴，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金靴主义”，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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