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新冠疫情过去几年了，2026年了，竟然还有人在搞强制接种疫苗那一套！
前两天，一位读者把一张截图发到我手机上，我点开图片，是一份发在家长群里的通知。抬头很常规，大意是接疾控部门和上级通知，某年龄段女生需要接种HPV疫苗，本次免费，望家长配合。然而话锋一转，措辞忽然硬得像石头。
通知明确写道：“本次接种已从自愿接种转变为应种尽种，请家长理解，无拒绝选项。”
还没等我消化完，另一行字刺进眼睛。那是在全文最后，被轻描淡写地放进一个括号里的备注——“（此通知不是我校及教育部门通知）”。
读到这句话，我忽然有种时光错乱的感觉。新冠疫情都已经过去几年了？我以为社会应该已经从某些粗暴的惯性里走了出来，重新学会对话、尊重、边界。但就这么一份通知，把幻觉击得粉碎。在某些角落，强制的老剧本还在上演，只是披上了HPV疫苗这件新外衣。
今天这篇文章，就从这份通知说起。把这一纸通知摊开在阳光下，看一看它里面究竟折叠了多少层荒诞、多少层卸责，又有多少层对权力的漠视。更重要的是，当我们再次被推向“无拒绝选项”的高墙前，该如何体面地、坚定地守住那条边界。
一、一场精明的甩锅预演
很多人看完通知，注意力可能被“应种尽种”“无拒绝选项”这类赤裸裸的字眼抓走。但我更在意的，恰恰是那个被括起来的声明——“此通知不是我校及教育部门通知”。
这是一个值得写进教科书的“免责句式”。它精妙在哪？精妙在它既想用学校的权威把通知发出去，又不肯为这纸文字承担一丁点责任。
从行政逻辑讲，通知是谁发出的？是班主任，是年级组。它抵达的是家长群，是家校沟通的正式渠道。在任何一个正常人看来，这就是学校行为。家长之所以感到压力，也恰恰因为这通知不是街头传单，不是微信公众号推文，而是裹挟着师生关系、学籍管理想象力的“官方声音”。
可那个括号一加，意思就变了。它在说：真出了事，别找我。如果孩子接种后高烧不退、诱发免疫反应，如果家长拿着通知去追责，发布者可以两手一摊，把手指向疾控中心、卫健局，“这是他们让发的，我就是个传声筒”。但如果是好事，接种率完成了，表扬和绩效下来，这个括号就自动隐身。
这叫权力切割。享受了行政推力带来的“自愿率”飙升，却不准备为任何后果托底。说白了，连自己都在括号里标注免责了，却要求家长和孩子们用身体毫无保留地去信任一支疫苗，这件事本身就透露着一种冷冰冰的投机。
而这份投机的背后，是很多基层执行者心知肚明的逻辑——发，可能会出事，但不发，考核肯定难过。
于是他们想出这么一种拧巴的方式：一边用最硬的措辞完成任务，一边用最轻的括号试图卸掉所有重量。
可法律和常识都不会承认这种括号，发通知的那一秒，职务责任就已经成立，任何自我声明都抹不掉。
二、法律的底线写在纸上，却被基层轻轻绕开
聊完那层免责迷雾，我们得回到一个最基础的问题：HPV疫苗，到底是不是强制接种？
答案清楚到不需要任何专业知识也能判断：国家层面，从未有过任何规定，要求适龄女孩必须接种HPV疫苗，更不存在不打就不能上学、不能入托这回事。相反，一切文件都指向同一个原则——知情、同意、自愿、免费。
2025年10月30日，国家疾控局、教育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的文件，我反复读过好几遍。那份文件确实将HPV疫苗接种纳入地方免疫规划，并提出在高水平覆盖的目标上积极推进。但它在执行标准上的表述非常清晰，四个字：“知情同意、自愿免费”。没有“应种尽种就必须无条件种”，更没有“无拒绝选项”。
法律层面的规定同样铁硬。《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第六条明确，国家实行预防接种制度，坚持知情同意原则。第四十五条进一步规定，受种者或者其监护人有权知晓疫苗的品种、作用、禁忌、不良反应等，并在此基础上自主决定是否接种。
HPV疫苗，无论二价、四价还是九价，无论是否纳入地方免疫规划，都属于非免疫规划疫苗或者说“按政策惠民项目管理的疫苗”。它与乙肝、卡介苗等入托入学必查的强制免疫疫苗，不是一回事。
强制的边界由国家法律划定，任何地方、任何学校、任何一张通知，都无权擅自把自愿升级成强迫。
那为什么通知里的口气如此不容置疑？为什么很多地方家长反映，班主任在群里反复催促，甚至私下打电话，语气里带着某种“不打就是不配合工作”的暗示？
这就必须说到指标压力下的层层加码了。
三、指标之困
在各级行政中，“积极推进”往往被翻译成一个冷冰冰的数字：接种率。现在的情况经常是，卫健部门把任务量压给教育局，教育局压给学校，学校压给班主任，最后班主任面对的是一张表、一个时限、一个必须完成的数字。
至于怎么完成，文件上当然写“加强宣传引导、充分知情同意”，但在实际操作里，“宣传”很容易变成“说服”，“说服”又很容易滑向“施压”。
于是我们看到，通知里的措辞从“建议”变成“要求”，从“自愿”变成“应种尽种无拒绝选项”。
一些学校开始统计未接种名单，一些老师在群里一遍遍@未完成的家长，语气越来越重。
虽然没有明文说“不打就影响评优”，但那种弥漫在群里的氛围，已经让许多家长不安。
疾控中心在这个过程中也容易迷失位置。它的本职是技术指导：疫苗安全性评估、冷链管理、异常反应监测。
它没有行政强制权。可当它成为某项“接种率工程”的首发源时，那纸盖着红章的公函，在家长眼里就已经是某种权力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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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无辜的，大概是一线教师。他们夹在行政命令和家长之间，两头受气。但这恰恰是问题所在——学校的主业是教育，不是公共卫生任务的强制执行者。把教师变成催种员，把家校群变成任务摊派群，既扭曲了师生关系，也让原本温情的健康保护异化成冰冷的数字收割。
四、“免费”二字背后的经济账与伦理账
还有一重容易被忽视的迷思，来自“免费”这两个字。
很多通知里特别强调“本次免费接种”，言下之意，这是福利，你还不领情？但我们需要冷静下来想一想：免费，意味着什么？
首先，免费不等于无成本。这些疫苗的资金来源，或是医保，或是财政专项资金，说到底还是公共资源。每个人都在为此支付代价，这笔钱怎么花、花给谁、由谁来决定，本身就需要公共讨论和个体尊重。如果打着“免费”的旗号就可以强制，那无异于说“我替你付了钱，你的身体就得听我的”，这无论在经济学还是伦理上都站不住脚。
更不容回避的是风险问题。任何一款疫苗，都无法保证在数以百万计的接种者中不出现一例严重不良反应。这就是医学的真相，也是我们必须敬畏的概率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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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如此，法律才把“知情同意”写成不可逾越的铁律。知情同意的本质，不是让你签个字走过场，而是在充分告知获益和风险之后，把选择权真正交还给个人和家庭。
假如你面对一个哪怕是万分之一、十万分之一的不良反应概率，而这个概率可能都会落在你自己孩子身上时，没有任何外人能代替你做出决定。
这让我想起一个很朴素的测试，或许可以送给那些极力推动接种的决策者和执行者。你在发出“无拒绝选项”的通知之前，是否愿意让自己的孩子、自己的亲属率先接种同一种疫苗？
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你可以理直气壮去推荐；如果内心迟疑，你就该明白，你无权剥夺他人迟疑的权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今天依然有效。
说到底，知情同意是医学伦理的基石，是纽伦堡准则以来全人类用血泪换来的共识。它不应该在一纸轻飘飘的通知中被碾碎。
五、如果你也收到这样一份通知：维权工具箱
好了，冷静分析完这些层层的荒诞之后，我们得说些实在的——作为普通家长，如果今天你的家长群里也跳出这么一份通知，你该怎么做？
很多人会慌。不是因为不懂法，而是因为那种被集体裹挟的压力，很容易让人怀疑自己：是不是我太矫情？是不是大家都在打，我不打就害了孩子？
不是的。请相信你的直觉。当你感到被冒犯、被逼迫，那不是你敏感，那恰恰是你的权利被踩痛了。
这里给你一个清晰的行动框架。
第一，你完全有权说“不”。在法律框架内，知情不同意，同知情同意一样，是受保护的权利。你可以在接种知情同意书上签字“不同意”，并写明“已知晓相关信息，现决定暂不接种”。这个签字不影响孩子的学籍，不影响评优，不影响她在学校的任何待遇。如果有人因此威胁你，事情的性质就已经变了。
第二，要求对方出示强制性文件。当学校或老师施压时，你可以平静而坚定地问一句：“您有没有国家或省级层面的红头文件，明确写明HPV疫苗接种是强制性的，并且与入学挂钩？如果有，请提供文件编号，我会查阅。”我敢说，他们拿不出来。因为根本没有这样的文件。一旦他们拿不出，压力就会自动反方向流回去。
第三，留痕、留证、依法投诉。群里通知截图、私聊记录、语音转文字，全都保存好。如果遭遇违规加码、反复骚扰、威胁暗示，你可以实名向当地教育局、卫健委投诉，也可以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投诉时务必把核心诉求说清楚：谁，在何时，以何种方式，违反了《疫苗管理法》和七部门文件的知情同意自愿原则。
投诉不是为了闹事，而是为了让越界的那只手缩回去。每一次对权利的守护，都会给后来的人留下一点空间。
六、拆穿三个谎言，留下一份清醒
回到开头那份通知，它之所以让我愤怒，不只因为它蛮横，更因为它满纸谎言。容我把那三层窗户纸一次性捅破。
第一个谎言：“从自愿转变为应种尽种，无拒绝选项。”这是对政策的恶意歪曲。事实上，国家政策从未把HPV疫苗从自愿转变为强制，所谓“应种尽种”原是倡导性目标，绝非剥夺拒绝权的命令。你有不接种的自由，天经地义。
第二个谎言：“这是国策，政府要求。”国家出台的是加速消除宫颈癌的行动计划，是将疫苗纳入免疫规划的惠民政策，而不是强制接种令。把地方执行中的变形、加码、考核冲动偷换成“国家意志”，既不负责任，也败坏了政策的公信力。
第三个谎言：“此通知不是我校及教育部门通知。”这是最无耻的一句。发通知的那一刻，学校和教育部门的身份就已经嵌入其中。任何文字游戏都改变不了这个事实。试图用括号免责，恰恰说明发布者心里清楚自己在做一件不该做的事，只是一边心虚，一边还在做。
疾控中心无权强制，学校无权越界，家长有权说不。这三句话，在2026年的今天，本应是常识，如今却还需要一遍遍去重申，这本身就值得深思。
我们经历过一段非常时期，那时为了更高的公共安全，个体让渡了一些权利。那是特定条件下的权衡，许多人愿意配合，也理解其必要性。可那绝不能成为一种常态化的治理惯性。一旦外部压力消失，权力的肌肉记忆却依然习惯性地收紧，这才是最让人警惕的。
公共卫生的终极目的，是保护人，不是完成指标。任何脱离尊重、脱离法治、脱离真实同意的健康政策，哪怕包裹着“免费”“惠民”的外衣，最终都会损害人们对于公共医疗体系的信任。而信任这种东西，打破很容易，重建极难。
最后分享关于苗苗相关技术信息，内容由AI生成，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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