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人自有“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传统。从屈原行吟泽畔、司马迁忍辱负重，到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文天祥“留取丹心照汗青”，再到鲁迅“横眉冷对千夫指”，一条清晰的文脉贯穿千年：以家国为念，以正气为骨，以笔墨载道。然而审视改革开放后数十年来的中国文坛，一种令人不安的倾向愈发显性化——一大部分握有话语权的作家，既失了中华文人独有的风骨，又丢了最起码的历史良知，转而以西方视角为尺、以解构本土为能、以情欲消费为卖点，在“国际化”的包装下，活成了文化自卑的注脚。
我们看看中国的传统士大夫能够流传于世的文章，无不是讴歌家国情怀，体恤民生疾苦，崇尚志向高洁，而批判的是为富不仁、为官不仁，甚至是为君不仁。
中国文人作文，首重立意。“文以载道”不是官样文章，而是把个人命运焊在民族命运上。可近几十年，一批作家把“人性解放”窄化为“器官解放”，把“反思历史”偷换为“展览丑陋”。
贾平凹《废都》以“当代《金瓶梅》”自况，全书以庄之蝶的情欲漫游为轴，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被化简为床笫记录；书中对西京城廓的描写越铺越细，对时代转型中农民、工人、基层干部的广角观察却越收越窄。张抗抗部分散文与小说，惯以都市女性视角谈自由，谈身体主权，谈性别觉醒，却极少把这份“觉醒”放回国企改革、下岗潮、城乡裂变的真实土壤里称量。不是不能写情欲，而是当情欲成为目的本身，思想便退场了——读者合上书，记住的是姿势，不是时代。或许，又恰恰证明了一个时代，
更刺眼的是张贤亮。他在《习惯死亡》里让“我”辗转欧美，纽约狎妓、巴黎调情、会议幽会，把性崇拜上升为行为主线，劳动人民在他笔下或是“流着涎水围绕女骨幻想”的猥琐群像，或是被金钱与洋场照亮的背景板。 他晚年经商谈项目，公开宣称“钱是衡量价值的尺度”，在小说里把底层饥饿感转化为对权贵饭局、外资宾馆、美元消费的艳羡。当文人把玩弄女性当作“冲破禁区”、把鄙薄劳动者当作“清醒”、把拜金当作“务实”，《孟子》“富贵不能淫”的骨头，可以说在这几十年来的文人身上，便彻底折了。
比情欲写作更危险的，是对民族苦难史的选择性涂抹。莫言获诺奖后，争议从未停息，核心不在“魔幻技法”，而在《红高粱家族》《丰乳肥臀》等书呈现的抗战图景。
在莫言的《红高粱家族》中，真正打死日军、点燃高粱秸的，是余占鳌带领的土匪武装“铁板会”；共产党领导的胶高大队（胶东大队）被写成乘乱夺械、被余占鳌骂作“亢奋的狗群”的角色，书中甚至有“土八路脸上弥漫着狡诈的狐狸气味”这类叙述。 真实历史里，1938年高密孙家口伏击战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地方游击队打的，而莫言把正规抗日武装边缘化、丑面化，把土匪英雄化，这种“民间至上、政党退场”的调度，恰好契合西方汉学界“去政党化中国抗战”的口味。
《丰乳肥臀》更是肆无忌惮的歪曲历史：书中把根据地政权写得暴虐无序，把国民党势力写得相对体面，他母亲上官鲁氏的生育史被处理成对中国文化中国道德以及中国抗日力量的嘲弄。魏巍、刘白羽当年在《中流》开火，指其“歪曲共产党抗日历史”；《红旗文稿》转载文章批其变相坐实“共产共妻”的国民党旧谣。 莫言自己在与张旭东对话中笑称“一开始就是用小说反党，按五十年代标准每部都是极右派”。可是，如此赤裸裸的反党自供，却在这几十年来却成为了座上宾，成为了中国的文人标杆，只要是品味一下这几十年的出名文学作品，可以这么说，不反中国文化，不反中国历史，甚至是不反党都不能出名。也是，有莫言这种文人作家的领头羊，不反中国好意思说是中国作家吗？能受到西方的“垂怜“吗？
我只是奇怪，对于莫言这种人毫不避讳具有反党思维的作家，为什么却能在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里如此风生水起，历史至玄幻无与之比。
不论莫言其本人对于他的创作动机说得再好听，（说什么文学只能是批判工具，莫言这话说得太大了，他的作品充其量就只是批判中国文化，批判新中国的工具），然而其作品，却造成了强烈的客观效果：一代青年若只通过这类文本接触抗战，会以为八路军只会抢枪、土匪才是脊梁、日军暴行反倒成了衬托野性美的布景。这不是文学创新，这是把民族血泪史拿来做个人向西方献媚的工具。
纵观这几十年来，中国作家群体在其作品中传播的历史虚无主义思维，以及及时行乐，践踏道德，崇拜金钱，吹捧西方的思维，这类写作不是孤立偶发，而是一代文人群像的侧面。把党的历史、革命史、劳动人民史一股脑归为“压抑源”，其群体作品反思主线，基本上就是反中华与反党，这下就成了，中国历史不行，现在不行，那么带给读者的思维只有一个，那就是西方才行，这就是中国有如此之多的人具有崇洋媚外心理的原因，这几十年来的中国所谓知识分子群体“功不可没“。而这样的反思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就变成弃舟思维，这几十年来，无论在中国活得多么好，都比不上一纸绿卡能够给他带来“做人的尊严“，所以我们就会看到中国各行各业的杰出人物打破头也要跑到外国的可悲现象。而这种人才的流失又造成中国发展的巨大阻碍，比如大家都知道的美国的科技发展背后，是有着大量的华人科学家支撑的，反过来，却被美国用来对中国施压。这种自己伸手扼自己咽喉的事情，历史上从未见过。
西方从真正知晓中华文明的威力之后，就从未停止过两种手段，一个是偷窃，一个就是扼杀，而这几十年，中国一大部分的文人作家 ，恰好的充当了西方扼杀中国文化的一只手，西方汉学市场长期偏好“专制—愚昧—性苦闷—可拯救”的中国模板。贾平凹的乡土颓败、莫言的残酷美学、张贤亮的东西方漫游，经译本筛选后，恰好拼成符合欧洲想象的中国拼图。诺奖、福冈奖、汉学评论一旦形成正向反馈，国内出版社、作协评奖、高校现当代文学课便跟风将其经典化，构成自我封闭的荣耀循环。
而“拯救者“是谁呢，就是西方，所以今天依然有大量的中国人对西方顶礼膜拜，而无视西方那肮脏的历史与现实。
这几十年来，中国的作家文人群体，乃至到文娱界群体，直至到几乎整个中国知识分子群体。 把“国际认可”当做至高无上的存在，而完全没有了“国内责任”的意识，“西方眉头一皱”比“百姓摇头”更让作家紧张，文化自卑便内化为句式——写中国必写丑，写丑必被喝彩，写西方必夸，夸得越露骨，哪怕是完全不符合中华文明的糟粕观念，都要夸成一朵花，由此来证明自己的“修养过人“，而西方对于丑化中国的各种文艺作品别有用心的喝彩，却让那些文人们作为反证“我懂世界”的底气。而真正中国文人本应具有更高精神内涵的“家国情怀”，却成为这个群体里不合时宜的土气。
在今天，仅仅把批判落到贾平凹、张抗抗、张贤亮、莫言等个人头上，容易滑向一叶障目；但把他们当作症候来剖，却是民族文化自检的必修课。这个群体一直以来在泡制一场谬论，文艺作品与政治无关，这种弥天大谎，他们就能轻易地甩出来，实际上，他们却在用他们的作品，来为西方政治做最体贴入微的服务。
最后，我想向中国的意识形态以及广大读者问三个应该严肃对待的问题。
文学或者文艺作品该不该有历史底线？——可以写人性的暗，但不能把八路军写成狗群、把侵略者暴行审美化。
文学该不该有阶级良知？——可以写知识分子焦虑，但不能把劳动人民永久安置在猥琐、饥饿、被玩弄的位置。
文学该不该有文明自信？——可以借西方技法，但不能把西方偏见当镜子，照得中国只剩生殖器与废墟。
两千年前的司马迁受宫刑而续《史记》，为的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今天的作家住宾馆、拿外币、登领奖台，却不敢在正史上落一笔公道，这才是最深的羞耻。文人无骨，非一日之寒；重铸风骨，亦非一日之功。但若连“我们是否还在以中国之心写中国之事”都不敢问，文化自信便永远停在标语里。
中国自古以来文人手中那支笔，都在担起一个文明的记忆与尊严，而这几十年来的文人群体，包括所有围绕着大众的文艺作品如网络小说视频之类，几乎都在扮演着一个可耻的角色，文艺作品中大量充斥着这样的教唆。“俯首甘为资本狗，勤劳踏实是孱头。中华文明皆玄幻，红色精神更吹牛，薄情寡义称潇洒，鲜廉无耻谓自由，偷鸡摸狗寻常事，挖坟掘墓才优秀，道德诚信全自欺，唯有有钱最仁厚。“这就是当下绝大部分文艺作品的价值观。
文章写到此处，不妨以一句旧话收束：天下英雄气，千秋尚凛然。如果不把那一批作为领头羊的文人群体做一番彻底的批判，那么如何拯救被他们颠覆了几十年的中华文明和伟大的红色精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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