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时，许多人是一口否定；还有一些人总拿人性自私说事。
有位【得月楼启云】网友说：
“中国国土面积很大，各地情况千差万别，不可以偏概全。有的当过社员，亲身参加过生产劳动，有的没有，很难说到一块去。但总的讲，人民公社时期，社员比较苦，劳动苦，生活艰难。但比旧社会兵荒马乱，土匪横行，流离失所，逃荒要饭强多了。新中国成立后，老百姓开始安居乐业，有口饭吃。但由于建设时间短，老百姓还不富裕，有的地方还比较穷困，也是事实。与现在的农民住洋楼，开汽车相比，确实是距离比较大。”
这个总结是比较客观，既考虑到了地区差别，更进行了历史对比，这才是符合实际的概述。
至于说到集体经济的经营机制，这位河南的网友说到了点子上：“有些人总说年轻一代没试过集体，也总觉得会有人偷懒，但他们忽视了集体中群众自发维持劳动秩序的意识。组排打排位上分的时候，你摸鱼队友肯定都会骂你，更何况跟吃饭挂钩的集体劳动呢。人性论者天天说人本贪婪，可是在集体中，你的贪婪一定会被攻击。哪有人能天天混分，哪有人能天天偷懒。这里游戏里的排位分是集体所有，大家打赢了上的分才多；劳动里的工分也是源于集体劳动，大家为了集体才能有大力量”【河南拔智齿】。
在生产队的集体生产过程中，大家能够分到的粮食和现金，都是要靠大家做出来的。田里种不出粮食，不仅满足不了国家交公粮的需要，社员自己也要饿肚子，更谈不上集体经济的发展；社员干一年能有多少收入？完全取决于你这个队自己有没有种好田，有没有搞好副业。农民的收入高低，一是取决于自己投入了多少劳动量，得到了多少工分？一是取决于工分单价的高低。
同样一个男劳力，你做400工，人家做了450工，同样干一年，人家的收入就比你高；同样的工分，譬如一年干400工，如果工分单价是0.50元/工，那就是200.00元的收入，而如果是0.80元/工，那收入就是320.00元了。
在这样一种机制下，社员与社员之间在生产过程中会努力多争工分：例如，今日一天开一亩地的排水沟，在深度要求相同的条件下按照挖沟的长度记工。总工作量是一定的，而每个人能挖多少，全靠自己努力了。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大家都会尽力而为，至少要做到自己所占总工作量中的平均份额，否则，你凭什么同样做一天收入要比别人少呢？因为有这样一种机制，所以生产队挑灰时，会出现那种争先恐后、力争领先、热火朝天的现象。
同样的道理，由于每个生产队都是独立核算，工分单价各有不同，同样干一年，工分单价高的社员收入就高，工分单价低的生产队，社员的收入自然就低。这个机制也会促使队里的社员会关注自己生产队的生产管理和经营状态，当生产队的收入状态得到大多数社员满意时，社员就会肯定队干部的管理行为；相反，如果大多数社员不满意时，社员就会否定队干部的管理行为，通过社员大会重新选择管理人员。
因此，人民公社不是像我们的专家学者说得没有激励机制，而是有以社员劳动收入波动为基本特征的按劳分配经营机制的。这种按劳分配机制，通过社员的工分收入波动，促使社员关注生产队集体生产经营管理状况，促使社员监督队干部的工作状态；当生产队的收入状况不能满足社员提高工分收入的利益要求时，他们会通过社员大会来重新选择队委成员和队长。
在资本主义企业或私营企业，工人是商品化的工具人，老板需要通过奖金制度或股权安排来形成激励机制。因此，所谓的激励机制只是在资本雇佣劳动时加强员工责任性和调动员工积极性的一种做法。而人民公社的生产队，社员本身就是生产队集体经济当然的主体，自己为自己的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所有社员和队干部，都是平等的工本所有者，大家都靠劳动投入说话，凭借劳动贡献取得收入。因此，在人人为主体的生产队，并不需要什么激励机制。
但可惜的是，我们的专家学者不懂得人民公社集体经济是不同于国营企业的、既实行了按劳分配又是公有制的劳权经济，它与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已经积累起来的劳动是扩大、丰富和满足工人生活的手段”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在生产资料公共所有基础上的“重建个人所有制”和《哥达纲领批判》的按劳分配过程相一致的社会主义生产模式。
不懂人民公社生产队与产权公有制（国营企业模式）和产权私有制（私企模式）的区别，完全不了解一个劳动者当家做主和按劳分配的劳权企业有着健全的按劳分配机制，根本不需要什么激励机制。
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把苏联模式（即国营企业模式的产权公有制）当作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来对待，忽略了十月革命开始的社会主义革命过程的特殊性，忽略了苏联模式作为过渡经济模式性质与特征，忽略了与马克思恩格斯在《宣言》中所说的共产主义或科学社会主义生产模式的本质区别。
在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学者以继承和研究苏联人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并没有弄清我国人民公社制度与国营企业制度存在着的劳权公有制与产权公有制模式的本质区别。在许多人看来，我国那种以人力和畜力为基础的农业生产方式是非常落后的，因而他们宁愿专心研究国营企业而没有重视人民公社体制，特别是体制调整之后的以生产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的研究。
而在改革开放之后，许多人抛弃了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转而拜倒了西方经济学襟下，完全站到了产权和资本的立场上。习惯于用传统的产权理论和资本观念看问题，因而，改开之后的专家、学者就更弄不明白人民公社作为一种消费价值生产方式的性质和特点了。
于是，关于人民公社所谓缺乏激励机制的说法就出笼了，他们用资本主义企业或经济实体的逻辑来度量社会主义企业或经济实体，结果必然是形成似是而非、十分荒谬的看法和做法。
【文/钟建民，本文为作者投稿，作者公众号：钟建民的理论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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