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付能
郭继承先生近来又有高论。他在视频里语重心长地告诉大众：共产主义要落地，光有生产力高度发展、物质财富极大丰富还不够，还得同步完成“人性的改造”，让全体人民具备“大公无私”的精神境界。否则，哪怕物质再充裕，也建不成共产主义。听上去，郭先生是在替共产主义补课，补的是马克思“漏掉”的那一课——心性之学、教化之功。（郭继承：为什么我讲马克思主义，却推崇中国传统文化，https://www.163.com/v/video/VA0HE816V.html）
他甚至替马克思找好了台阶：马克思只活了六十多岁，智慧再超群，也不可能穷尽人类社会的所有问题；《资本论》只盯着生产力、生产方式、社会制度，对人性的教化、心性的重塑“笔墨很少”。而这块空白，恰好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填补——《大学》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引导人从小我到大我、再从大我走向无我。
按郭先生的药方，马克思管“制度改造”，孔老二管“人心改造”，双向结合、同步推进，共产主义这才算齐活。
这套说辞，听着圆融，对那些五谷不分却又充满虚幻的“家国情怀”的学子，还是有些影响的。
可只要稍微拿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照一照，就会发现郭先生这剂药里，装的分明是另一味东西。我们不妨把郭先生葫芦里的药倒出来看看。
私有制下的“公”，统治阶级内部的“公”
郭先生把“大公无私”说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仿佛这是自古相传、超然物外的普世美德。可问题在于：传统文化里的“公”，究竟是谁的“公”？这个“公”，又是建立在什么样的经济基础之上？只要翻开几部典籍，答案便一目了然——主流传统文化里的“大公”，从来都是私有制下的“公”，是统治阶级内部的“公”，至于被统治的劳苦大众，从来只是这“公”字之外的蝼蚁，不计入内。
“天下为公”，出自《礼记·礼运》。那段“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的“大同”理想，确实经典，确实漂亮。可同一篇紧接着就讲：“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大同”不过是远古传说，现实方案是“小康”，而“小康”的根基正是“天下为家”的私有制与“大人世及”的世袭制。儒家给“小康”开的药方叫“礼”，礼是什么？《礼运》下文讲得明白：“礼者，君之大柄也……所以治政安君也。”礼是君主驾驭臣民的工具，是私有制下等级秩序的合法化外衣。
这里孔子及其弟子倒是比较实在，没有沉迷于远古传说中的“大公无私”，而是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历史观察：从原始共产式的“大同”退化为“天下为家”的私有制，应追求的是承认阶级分化的“小康”社会。
这段关于社会进化与道德变迁的关系论述很“唯物”，比起虚头巴脑的郭先生不知要高到哪里去了。
而成语“大公无私”的源头，据说是出自孔子称赞祁黄羊的一句话：“善哉，祁黄羊之论也！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祁黄羊可谓公矣。”
这里谈到的公，无非是在“礼”的范围内做到相对公平、公正，这是任何一个私有制国家的公务员都应追求的标准。
而无产阶级道德中的大公无私，是站在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上，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追求目标。旧中国传统的礼法制度，对“民”是根本看不上的。这是最根本的区别。
《论语·泰伯》明明白白写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老百姓嘛，可以使唤他们干活，但不能让他们明白道理。这哪里是“大公无私”？分明是“大私无公”。
孟子说得更露骨。《孟子·滕文公上》那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被历代统治者奉为圭臬。这哪里是什么“大公无私”，这是把剥削关系写进了天理。孟子又讲：“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孟子倒是诚实，认为“民”的私心是普遍的、合理的，他开出的方子当然不是消灭私有制，而是“制民之产”，好让百姓安安分分当顺民。
这“教化”的底色，难道不是私有制下统治秩序的维护？跟无产阶级的大公无私可有半毛钱的关系？
至于宋明理学那句“存天理，灭人欲”，听着更是“大公无私”的极致。可这“人欲”灭的是谁的欲？朱熹讲“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老百姓粗茶淡饭是天理，想吃好一点就是人欲；而皇帝三宫六院、士大夫钟鸣鼎食，那都是“天理”的当然组成部分。
这种“教化”，这种“心性重塑”，说到底就是教被压迫者认命、教剥削者安心，是私有制下最精致的精神枷锁。
所以，郭先生从传统文化里淘来的“大公无私”，淘来淘去，淘到的无非是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私有制下的“大公”——这个“公”字里头，从来就没有劳苦大众的位置。
我们需要什么传统文化
话说到这里，郭先生们大概要跳起来反驳：你这是全盘否定传统文化！难道“两个结合”错了？难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要了？——别急，问题从来不是“要不要”传统文化，而是“要什么样的”传统文化、“怎样去要”传统文化。这个分寸，恰恰是郭先生刻意模糊的。
马克思主义对待文化遗产的态度，从来不是全盘继承，也不是全盘否定，而是“扬弃”——Aufhebung，恩格斯论费尔巴哈，强调要从黑格尔的体系中“剥取”合理内核，而不是连方法带体系照单全收。鲁迅先生讲“拿来主义”，主张“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没有一概而论。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里说得最透彻：“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又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注意，是“总结”、是“承继”，是“剔除糟粕、吸收精华”。
这里头的要害，在于传统文化是有阶级性的，有主流和支流之分。统治阶级的传统文化，和劳动人民的传统文化，根本不是一回事；统治阶级内部的少数先进分子，又和统治阶级的主流不一样。郭先生恰恰抹掉了这条最关键的阶级分界线。
先说劳动人民的传统文化。底层百姓有没有“大公无私”的思想？有，而且比统治阶级那套虚伪的“大公”真诚得多。但这种“大公”，是建立在反抗压迫、追求平等之上的，是朴素的、革命的，和地主阶级“存天理灭人欲”的“大公”南辕北辙。陈胜吴广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喊出的是对世袭特权的否定；钟相杨幺提出“等贵贱，均贫富”，把矛头直指等级秩序与财富悬殊；李自成喊出“均田免赋”，触及的已是土地私有制这一根本；太平天国《天朝田亩制度》更是明明白白写着“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这才是劳动人民口中的“公”，是反抗私有制、反抗剥削的“公”，是和共产主义有历史呼应的“公”。历代农民起义的口号里，藏着的是被压迫者对“大公”的真切渴望，而不是统治者教人做顺民的“大公无私”。
郭先生若真要谈“两个结合”，怎么对这些只字不提，偏偏去抱《大学》《中庸》的大腿？
再说统治阶级内部的少数先进分子。在历史的重大转折期，统治阶级中确实会涌现出一些能走在时代前列的人物，他们的思想突破了本阶级的局限，闪耀着爱国忧民、经世致用的光芒。屈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把个人的放逐和百姓的苦难连在一起；陆游“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至死不忘收复中原；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以一死殉社稷；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把天下兴亡从一家一姓之私事提升为万民之公责；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里直斥“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把矛头指向君主专制本身；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开近代睁眼看世界之先河……这些人物，是统治阶级中的异数，是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他们之所以“先进”，恰恰在于他们不同程度地突破了本阶级“私”的局限，触及到了“公”的真意。
可即便如此，这些先进分子的“公”，也仍带着时代的、阶级的烙印。屈原的“哀民生”终究是楚国宗臣的哀；顾炎武的“匹夫有责”也还停留在改朝换代的层面，没有触及私有制本身。他们的可贵，在于“突破”，而不在于“完成”。他们的价值，恰恰在于不甘于与当时的主流同流合污。
私有制下谈“破除私欲”，是给资本当牧师
最荒唐、也最危险的，是郭先生这套理论的现实落点。他口口声声讲“教化人心、破除私欲”，讲“人完成从小我到大我、再从大我走向无我的精神蜕变”，可这套话术，是在什么样的经济基础上讲的？是在私有制依然存在、市场经济全面铺开、资本逻辑渗透到社会每一个毛孔的当下讲的。在这个背景下谈“教化人心、破除私欲”，教的是谁的人心？破的是谁的私欲？答案不言自明——他想教的，是打工人的心；他想破的，是打工人的“私欲”。
在资本主导的市场社会里，老板们掌握着工厂、掌握着平台、掌握着媒体、掌握着话语权，他们当然乐意有人替他们去“教化人心”——教打工人别计较工资高低、别计较加班长短、别计较社保有没有，要“大公无私”、要“从小我走向大我”、要“破除私欲”，要把青春和汗水无私奉献给公司这个“大我”。
郭先生这剂药，开得可真是时候、真是地方。
《共产党宣言》里早就戳穿过这套把戏：“资产者唯恐失去的那种教育，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不过是把人训练成机器罢了。”有产者的“大公无私”，归根到底都是把劳动者训练成驯服的工具。
郭先生这套“教化”从来是单向的。郭先生可否去MBA课堂上讲讲，让老板“大公无私”一下，放弃利润导向，做点赔本买卖？反正老板们有钱嘛。郭先生大概是不敢去的。
郭先生语重心长的教导，其实是一套精致的资本奴才学：用传统文化的瓶，装资本的酒，再贴上“共产主义人性改造”的标签，端给打工人喝。
共产主义当然需要人的精神境界的提升，马克思恩格斯从未否认这一点。但马克思讲得清清楚楚：这种精神境界的提升，是建立在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对立的运动之中，而最终全面开花结果，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物质关系变革之后的精神结果。郭先生完全不讲这个前因后果，空谈所谓“人性的改造”，说他唯心主义是轻的，说他屁股歪了是没错的。
葫芦虽小，药味却冲。郭继承先生这番宏论，看似在为共产主义“补课”，实则是在为资本“布道”。
劳动者要的，不是被教化成“无私”的顺民，而是在与私有制的现实斗争中，真正成为掌握自己命运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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