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苏联解体的原因，学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中国官方说法认为发生这一历史事件的主要原因在于苏联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据说在这种体制下的苏联，政治上以党代政，党政不分，个人专权现象严重，使得政治生活很不民主；经济上政企不分，排斥市场和价值规律的作用，使得苏联经济失去活力和竞争力，经济发展长期低迷，官方认为这就是苏联解体的主要内因。事实果真如此吗？
苏联的体制是列宁、斯大林带领苏联人民在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过程中经过艰难曲折的探索逐步形成的一种社会主义制度模式，也被称为“苏联模式”。苏联模式的确是一种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模式，在这种经济模式下，国家是管理经济的主体，由国家统筹安排企业的经营管理活动，企业的生产经营要服从于经济建设的全局；经济管理以计划的方式进行，实行统收统支，物资由国家统一调拨，产品由国家统一分配或统购包销。在分配上，以全国为单位而不是以企业为单位规定统一的工资标准，
然而在斯大林时期，就在这种高度集中的模式下苏联的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从1928年起，苏联开始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到卫国战争前，苏联实施了三个五年计划。在前两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新建了6000多个大型工业企业，建立了机床制造业、汽车制造业、拖拉机制造业、航空工业、化学工业等崭新的工业部门，形成了全面的工业体系，实现了国家的工业化。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的1937年，苏联的工业产量比内战前的1913年几乎增长5倍，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约由1913年的42%上升到77%；生产资料的生产比1913年增长9倍，其中机器制造业和金属加工业增长将近19倍。30年代，苏联工业每年给农村提供几万台拖拉机，大大提高了机耕地在全国耕地中的比例，初步实现了耕种的机械化。二战后，同样在“苏联模式”下，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迅速医治了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了被战争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在四五计划完成的1950年，苏联的工业生产水平已超过1940年的73%，农业总产值也基本达到了战前的水平。四五计划期间，苏联取消了战时实行的粮食和日用工业品的配给制度，改为按国家统一价格的免证敞开供应，三次降低物价，还新建和修复了2亿多平方米的住宅，大大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了人民的居住条件。斯大林格勒等在战争中被严重破坏的城市也在废墟上得以重建。
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在经济领域进行了一些所谓的“改革”，内容主要有：改农产品交售制为收购制，以期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改组机器拖拉机站，把原属国家的农业机械卖给集体农庄；开展垦荒工作，推行“玉米运动”；在工业方面，把管理权力由中央下放到地方。这些所谓的“改革”基本没有什么实际成效，其中的不切实际的“玉米运动”还成为了历史笑柄。虽然推行了一些不成功的改革，但是在赫鲁晓夫时期的苏联基本仍是沿用苏联模式。赫鲁晓夫之后的勃列日涅夫时期，也推行了以加强对企业经济刺激、扩大企业自主权为主要内容的“新经济体制”，不过与赫鲁晓夫时期一样，勃列日涅夫仍然基本沿用了原先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在勃氏执政前期，苏联的军事和综合国力大大增长，成为可与美国相匹敌的超级大国，但到了后期，由于政治腐化、特权问题严重，苏联的社会矛盾丛生，国家陷入困境。
纵观以上所述苏联历史的三个时期，为什么同一套被称为“苏联模式”的政治经济体制，在斯大林的领导时期，国家就能够取得巨大的发展成就，整个社会欣欣向荣、蓬勃向上；到了赫鲁晓夫时期，国家则出现了需要用“改革”手段解决的诸多问题；再到勃列日涅夫后期，国家更是矛盾重重，陷入困境。同一套政治经济体制，在不同领导集体的手中却有着不同的治理效果，可见，所谓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未必就是苏联国运渐渐走下坡路的真正原因。从斯大林时期到勃列日涅夫时期，虽然“苏联模式”基本没有大的变化，但是苏联的领导人和领导集体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把一生献给苏联人民、死后存款仅有几百卢布的斯大林及其领导下的大公无私的苏共党员干部群体渐渐变成了特权思想严重，官位明码标价的勃列日涅夫时期的领导群体，体制虽未大变，领导人却发生了质变，而这“人”的质变才是苏联国运由盛转衰的根本原因！
苏联领导集体的蜕变始于赫鲁晓夫时期。赫鲁晓夫的上台是苏联修正主义掌权的开端，从那时起苏联的特权问题渐渐严重，腐败现象也开始侵蚀党的健康机体，党与群众的关系渐渐疏远、淡漠。不过直到勃列日涅夫时期，修正主义虽然一直在发酵，却还没有公开化，国家并未完全改弦易辙，彻底转向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制度虽已变形走样，但仍在运转着，因此在这一历史阶段苏联的经济发展虽然出现了很多问题，但还能大体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要，经济总量还有一定程度的增长。然而量变发展到一定程度质变是必然会发生的，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修正主义终于发展到了质变阶段，各色妖魔鬼怪终于现了原形，背弃社会主义、转向资本主义的私有化改革也就成为了“大势所趋”！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葬送苏联的直接原因，但是我们决不能把戈氏的改革看成是孤立的偶然事件。戈尔巴乔夫曾声称自己这一代人是苏共二十大的产儿，即他们这一代人是在全盘否定斯大林、从而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的赫鲁晓夫时期及以后时期的苏联政治环境熏染下成长起来的，这种熏染无疑对他们的世界观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从赫鲁晓夫时期修正主义的上台执政，到勃列日涅夫时期修正主义的慢慢发酵，再到戈尔巴乔夫时期修正主义羽翼已成，走向公开，推行私有化改革，彻底埋葬苏联，这是修正主义在苏联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在修正主义发展的过程中，一直对它起阻碍作用，并被修正主义者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将之改革而后快的恰恰是由列宁、斯大林亲手搭建的被称为“苏联模式”的“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这一社会主义性质的制度模式。可见，“苏联模式”非但不是导致苏联覆亡的罪魁，而且是阻止这个国家走向分崩离析的支柱，真正把苏联引向覆灭的是脱离和背叛人民群众，背弃人民群众根本利益，恣行私欲的修正主义群体，是这群野心家篡夺了苏联的最高权力，把这个伟大的人民国家引向了不归路！是变节的“人”主动抛弃了社会主义制度，而不是“僵化的体制”锁死了这个国家的生机和发展。
当然，苏联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不可能是一种尽善尽美的制度模式，它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但它毕竟是一种包含社会主义各种基本因素的体制模式，他的性质无疑是社会主义的。墨守成规、不加变通地坚持这一模式也许会造成这种体制的僵化，使它失去原有的活力，但是只要苏联的领导层仍然坚定地坚持社会主义，保持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绝无可能演出国家分崩离析的悲剧的。
国内的一些势力在谈到中国自身的问题时，从来不从自己身上寻找根本原因，只是把问题一股脑归结到所谓的“体制”上头。他们为什么会这样？是他们坚信自己尽善尽美，并确信这些问题的出现只能是“体制”的原因？还是他们已经悄然变节但自己却不自知？抑或像苏联的那些掘墓者们一样，他们明知自己已经变节，却执意要把中国引上一条和苏联一样的不归路？假如真的是这样，他们就是当代中国的修正主义者，就是一群反人民的恶徒，就是人民的最阴险的敌人！
【文/雨凡，本文为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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