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7月21日，美国第一智库兰德公司发布一份讨论《遏制中国攻打台湾：经济方略的作用》的视频和脚本。
内容说，如果中国准备攻打台湾，经济压力能否在冲突爆发前予以阻止？兰德公司的霍华德·沙茨（兰德公司高级经济学家，兰德公共政策学院政策分析教授）和青木直子（政治学家）讨论了制裁及其他经济工具如何影响北京的决策计算，以及它们可能面临的局限。
以下为讨论内容翻译整理
主持人（迪安娜·李）
遏制中国攻打台湾，是美国及盟国政策制定者面临的最紧迫挑战之一。相关讨论大多集中在军事力量上。但经济措施呢？如果中国真的在准备封锁或““入侵””台湾，那么通过制裁、贸易限制或其他金融工具施加压力，能否让北京重新考虑？
好，我们先从你们研究中设定的场景开始。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评估的假设冲突情形吗？
霍华德
当然。我们研究了两种冲突场景，设计场景时考虑了三个层面的动因：中国为何会采取军事行动？这三个层面分别是全球体系层面（即世界层面）、国家层面和个人层面。
场景一：“夺岛”——中国决定采取军事行动夺取台湾的外围岛屿。为设定该场景，我们假设体系层面国际秩序加剧混乱、美中紧张升级；中国国内层面，中共内部激进程度上升、对领导人的批评增多、社会分歧加大；个人层面，中国领导人仍希望缓和全球紧张、恢复经济关系，但面临内部挑战。由此导致了激进的夺岛行动。
场景二：“全面“入侵”台湾”。同样从三个动因层面看：体系/全球层面，可能触发的是严重经济混乱——贸易崩溃，中国认为其国家发展战略难以成功；国家层面，中共内部发生激进变革，激进派掌权，全党更加激进；个人层面，很难设想现任领导人会这样做，虽然不排除可能，但该场景设想的是一个不同于现任领导人。这些因素结合，最终导致对台湾的攻击。
主持人
好，所以我们讨论的是夺岛和““入侵””两种场景。人们想到遏制这类事件、遏制中国对台行动时，通常聚焦军事手段。为什么经济措施也应纳入讨论？
青木直子
是的，我认为有几个原因。首先，经济措施很可能是各国最先考虑的手段。许多国家与中国有重要的经济关系。所以在考虑军事措施之前，各国可能会先考虑利用这些潜在杠杆。因此我认为这项研究在某种意义上是贴近现实的。
主持人
我要明确一下，我们谈的是“预先性”制裁和经济措施，因为事后惩罚侵略与事先试图遏制有很大区别。
直子，您提到这对各国来说是重大决策。为什么这是如此困难的政策选择？毕竟它比军事手段温和，但想必影响很大。
青木直子
是的，有几个原因。一是中国很可能会报复，这意味着发起制裁的国家自身经济也会受损——这是原因之一。另一个因素是合法性：如果各国要预先对中国采取经济措施，就需要评估可能产生的法律问题。因此，获得多边支持对这些国家而言很重要。
霍华德
我再补充两点，说明预先性制裁或行动为何如此困难。其一，发起预先行动的国家必须相信目标方将要做出坏事——但情报从来不是百分之百确定的。所以它们需要确信中国确实要采取军事行动，才值得实施预先制裁。其二，即便存在疑虑，如果我们先发制人地制裁，我们就是“先动手方”，这会给中国或其他对手理由说“是你们挑起的，不是我们”——你们对我们采取了攻击性行动，我们只是回应。这可能导致不必要的升级，也使决策更加困难。
主持人
确实。我们来具体谈谈美国的杠杆。美国有哪些经济选项可以用来遏制中国，应对你们研究的场景？
霍华德
美国拥有海量选项，经济力量最强。先说经济实力：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单一国家经济体。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们占全球经济约25%，自1991年以来虽有起伏，但份额基本保持未缩水。相比之下，我们的盟友和伙伴所占份额已经下降——欧盟、英国、日本的份额都在下降。所以我们仍是主导经济力量。即便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曾飞速上升，过去两年实际上也在下降。我们拥有最大经济体、主导货币（美元用于储备和国际支付），我们的生产率在所有主要经济体中最高。我们是主要贸易国，但相对于经济规模，我们实际上比中国和其他盟友更不受全球经济波动影响。所以我们有诸多优势。
具体到能做什么，我们有一套非常成熟的“工具箱”，大致分类包括：金融制裁——阻止其他国家使用美元，这会造成很大损害；出口管制——阻止其他国家购买我们的产品；甚至可以对第三方（或第二方）实施次级出口管制——即在特定条件下阻止中国从欧洲购买商品；我们可以禁止贸易、禁止投资。所以确实有大量选项可用，但不一定意味着应该或会去用。
主持人
华盛顿以前用过这套工具吗？比如对俄罗斯的近期制裁，虽然我意识到那些制裁是在乌克兰全面战争前后实施的，或许算一个例子？或者还有其他历史案例能为台湾突发事件提供有用教训？
霍华德
至少有两个案例。一是俄罗斯，如你所言。我们当时行动非常积极和深入——制裁了其央行、主权资产、众多个人和行业。全面“入侵”后不久，我们对大量技术产品实施了广泛的出口管制，且与数十个国家协同。所以这些制裁深度大、多边化。有人会说效果不佳——战争确实仍在继续，但制裁在削弱俄罗斯经济、长期伤害方面非常有效。另一个可比对象是对伊朗的全面制裁，同样多边、深入，最终将伊朗带到谈判桌前。
但有一个不同：这些制裁与对华制裁相比，中国比伊朗甚至俄罗斯都大得多、重要得多。中国与世界深度融合，主导制造业贸易，许多国家不将中国视为敌人，即便它可能采取军事行动，很多国家仍想从对华关系中获益。而之前的那些主要目标并非如此。
主持人
谈谈美国目前对华经济限制措施。这些措施如何影响当前局面？中国对这些限制和制裁有何反应？
霍华德
至少自2001年以来，我们对华采取了大量措施——既有合作也有压制。最近压制性措施更多。合作措施有时达成了一些很小的目标。压制性措施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这些压制措施也会损害美国公司或美国经济——程度或大或小，而且中国通常能找到变通办法。我们认为最有效的领域是2023年开始的一波半导体管制，其根源其实可追溯到2020年的措施——当时我们利用所谓的“外国直接产品规则”实施次级出口管制。我们发现，这些措施确实拖慢了中国发展先进半导体的步伐。就此而言是有效的，但相比战时我们想做的，这只是很低水平的制裁。
另外，我们对华加征的各种关税确实减少了中国对美的直接贸易。中国曾是我们进口制成品的第一大来源国，现在已不是了。部分对华贸易经由其他国家，部分则完全不从中国进口了。这也产生了一定效果。但同样，这与战时想做的不可同日而语。
主持人
报告认为，仅靠制裁不太可能遏制中国放弃“入侵”或夺岛。那么这些工具在更广泛的预防冲突战略中处于什么位置？
霍华德
它们是更广泛战略的一部分，如果预先使用，可以达成几件事。最重要的是，预先实施制裁会向中国发出非常强烈的信号：任何军事行动都将代价极其高昂。所以如果中国在评估多种选项，看到美国及其盟友非常认真地要施加经济痛苦，就可能改变其行动。假设没起作用，中国出于某种原因仍“入侵”了——那么这些制裁就成了“事后”制裁，不再预先，但仍可用于削弱中国维持作战的能力，比如切断燃料、食品供应，阻碍持续战斗，阻碍其对台湾的占领。在某种程度上，中国或许能赢得军事行动，但无法充分获得“入侵”的好处，长期受损，还不如不“入侵”。
主持人
好，我们转向美国盟友及其可能采取的经济行动。你们具体研究了澳大利亚、日本和英国。为什么选择这些国家？请简要介绍它们对中国施加经济压力的能力。
霍华德
选择它们是因为英国和澳大利亚在整个20世纪到21世纪一直是我们军事行动中最亲密的盟友，也是国防工业基础合作方面最亲密的盟友。我们与它们并肩行动，希望得到它们的合作。日本则更有意思——日本也是美国很强的条约盟友，与台湾关系密切。我们想做的，是对日本这个相对未被充分探讨的方向进行专家审视。我先谈谈英国和澳大利亚——暂不提日本，因为专家就在现场。英国和澳大利亚可以参与多边制裁。单独行动，它们体量太小，难以对中国产生大影响，中国也可能对它们进行报复。它们需要成为更广泛联盟的一部分——我们预期它们会这样行动。
主持人
直子，霍华德提到您对日本有深入研究，我们就聚焦日本。能否概述一下日中关系，以便了解起点？
青木直子
好的。日中关系复杂。一方面，日本与中国有牢固的相互依存贸易和投资关系，这对日本经济增长很重要。另一方面，日本对中国的行动、快速军事现代化及地区活动深感担忧。日本防卫白皮书将中国称为日本“最大的战略挑战”。因此，中国可能攻击台湾是日本首要安全关切，日中关系基本特征是经济相互依存与政治紧张并存。
主持人
如果前述任一场景似乎即将发生，东京会如何应对？
青木直子
我们具体研究了日本可能采取的经济措施。我先谈日本有哪些经济杠杆。有若干潜在杠杆：一是日本在先进半导体制造领域的强大竞争力——例如，它是极紫外光刻涂布显影设备的重要来源，也是硅片等半导体材料的主要生产国，这是潜在杠杆；二是日本是中国的重要市场，进入日本市场是另一个杠杆。
但日本在考虑这些时，也可能需要平衡使用杠杆与各种挑战。几点因素：一是措施是否有效——某领域的经济痛苦真能让中国改变“入侵”台湾的想法吗？二是经济担忧——中国的经济报复，因为日中有相互依存的经济关系，日本采取任何措施自身也会受损。另一个常被忽视的重要方面是日本公民——在中国有超过10万日本公民和约3万家日企，他们的安全是日本政府重大关切。
主持人
确实。霍华德提到英国和澳大利亚需要与美国协调行动。日本呢？日本能单独施加这些制裁和限制吗？还是与美国同步同样重要？
青木直子
这是个重要问题。日本可以采取单边措施，有些措施在政治上对日本较为容易——比如侧重于日本公民安全和保护在华日本资产，如建议日企撤离中国或不再新增投资。这些可以单边进行，对日本相对容易，但也不太可能让中国改变“入侵”台湾的想法。日本很可能强烈倾向于对中国采取多边经济措施，因为这相当于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有助于获得日本公众支持——如果真要行动，日本必须准备应对中国报复，所以说服公众很重要。另一个原因是多边措施更可能影响中国经济。我提到日本有两个潜在杠杆，但单靠日本行动不太可能改变中国决策，而多边措施可能性更大。
主持人
好，我们来总结一下已经讨论的内容，今天已经涉及很多。你们认为经济工具在遏制中国侵略方面实际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
霍华德
我们研究的每个国家都有一定杠杆。直子谈到了日本的杠杆；澳大利亚是中国主要资源出口国，中国需要这些资源；英国有研究合作和大量中国留学生。所有这些杠杆加上美国的巨大杠杆，似乎这些国家确实能对中国造成相当可观的伤害。但如果中国执意“入侵”台湾，如果中国领导层认定这符合国家利益，他们会做好准备——储备物资、预判美国各种制裁。所以一旦决定做出，预先制裁几乎不可能阻止“入侵”。如果决定已定，经济措施就需要转向削弱中国在“入侵”后成功的能力。但如果中国有多个行动方案可选，如果中国重视经济增长，如果军事行动会让全球舆论反对中国、损害其长期前景，那么经济措施和制裁可以成为强有力的信号，促使中国考虑其他方案。所以有些情况下制裁可以遏制，但如果决定已定，就真的不能。
青木直子
我补充一点，预先制裁可以通过某些方式更有效。多边性非常重要，因为那确实能增加对中国经济产生预期影响的机会，并发出强烈信号。所以某种程度上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既取决于中国的想法，也取决于我们的行动。
霍华德
直子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多边协调行动观点。我们对10种不同制裁场景进行了经济建模。举例说明多边行动的区别：如果仅美国与台湾制裁中国，中国会受损，GDP每年下降约1%；美国也会受损约0.5%。但如果所有我们讨论的盟友加上欧盟都加入深度对华制裁，中国GDP每年将下降约2.6%——远大于仅美台制裁，而美国经济下降幅度会更小，因为所有制裁国不再与中国深度互动，但它们之间的互动会增加——日本、欧盟、美国将更多互相依赖。因此直子关于多边行动的观点极其重要，而且会向非洲、拉美、中东的观望国家发出信号：有一群团结的国家将采取统一行动。
主持人
好，我想提另一个你们俩都提到的问题——中国会为此做准备。遏制方程中有多大比例取决于中国对自身经济承受能力的认知？
霍华德
中国承受经济痛苦的能力是重要因素，而且它会做准备。我不仅看其短期承受能力，还要看社会维度——民众能承受多少、愿承受多少？还要看这些制裁对长期发展及中国在世界地位的影响。这正是我们在俄罗斯看到的——深入制裁（虽不完整，因为允许俄出口油气）未阻止俄军事行动，但削弱了其经济，俄罗斯未来经济前景相当糟糕，很难恢复，在多方面落后于世界。中国需要权衡：台湾对我们是否重要到愿意承受落后、削弱长期积极发展的风险？所以这是对你所提“经济承受能力”的更广阔图景。
主持人
我想听听你们俩对政策制定者的主要建议。你们建议他们在危机实际发生前现在应采取哪些行动来强化对华经济遏制？
青木直子
我提两点。第一，美国当然要与盟友和伙伴合作，因为必要时多边行动至关重要。第二，让私营部门参与进来——原因多样，其中之一是我之前谈到的日本公民，但还有其他国家公民住在中国的，还有国际企业，以及在台湾的企业。因此让私营部门参与对话，对思考可采取的措施很重要。
霍华德
我补充，关于盟友和伙伴，我们发现美国这三个盟友可能只会在美国施压下才行动。这种施压有两重目的：一是创造负面激励，让它们因面临经济风险而照美国意愿行事；二是施压也能给政治领导人在公众面前提供“挡箭牌”——即使它们想这么做但可能不受欢迎，可以说“我们本不想，但美国逼我们，所以我们做”。
具体到美国应采取的步骤，有些现在就可以做，美国政府也已在朝这个方向走。我们需要更强的机构能力，真正理解具体经济措施将如何影响中国经济，以便在正确时机选出正确目标。还应加强跨部门协调，制定更全面的计划。我们有战争计划（不同情况下不同战争的OPLAN），若有经济计划（EPLAN）会非常有用，也能向中国发出我们认真且准备好的信号。最后一点——我认为适用于所有国家，尤其是美国——需要让国会知情，因为最终可能对美国经济造成严重损害，需要国会支持。所有国家都要有向公众通报、争取公众支持的预案，因为我们都依赖公众支持，而经济困难时期可能更需要这些。
主持人
好。我也想知道，做完这项研究后你们的想法是否有所改变？模拟这些场景之后，你们对经济措施能否帮助防止台湾危机升级为冲突是更乐观还是更怀疑？直子，我或许能猜到您的回答——您说需要“天时地利人和”，您怎么看？
青木直子
是的，我认为有潜力，但同样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在某些场景下以特定方式实施可能有效。这不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但我认为有可能性。只要有可能性，我们就应该思考，应该想办法让它变得有效，从而避免台湾发生冲突。
主持人
霍华德，有补充吗？
霍华德
我想说“天时地利人和”这一点，我同意直子。对我们研究团队来说，这是对兰德能力的非常明智的运用——我们在海外有办公室（英国、澳大利亚），有跨国员工，有经济学家，有中国问题专家。所有办公室都参与了。我们从中国问题专家蒂姆·希思那里学到了很多，他帮助我们理解了制裁和经济措施在什么情况下有效、什么情况下无效。对我来说，在他逐一分析潜在场景之前，我并没有清晰区分这些，而这实际上让我对某些情况下制裁可能有效有了更多希望。我过去一直认为，如果中国执意“入侵”，制裁无济于事。但我们现在认为，在某些情况下确实有可为。所以不应关闭经济措施用于遏制的大门。
笔者观察
这份兰德公司的报告系统地推演了美国及其盟友利用经济手段遏制中国对台行动的框架。其核心判断是：经济制裁在“决策未定时”有信号作用，但在“决策已定后”基本无效。基于这一判断，中国的应对策略应立足于破解其“多边联盟”和“预先威慑”两大支柱。
报告指出，制裁有效的前提是“中国在多个方案中犹豫不决”。因此，中国应通过军事演习的常态化、突然性以及政策宣示的模糊性（如不公开设定攻台红线时间表），打乱美方对“决心”的预判模型。让兰德报告中设想的“决策已定”场景提前成为既定事实，从而从根本上消解其“预先性制裁”的政策窗口。
报告强调“多边性”是制裁成功的关键（特别是日本和欧盟）。中国的应对策略应利用地缘经济利益分化对方阵营：对日本与欧盟，强化在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框架内的经贸捆绑，利用其庞大的中国市场份额（如日本汽车、欧洲奢侈品和化工）进行利益捆绑游说，使其认识到参与对华制裁的损失远超在台湾问题上的所得。
针对报告特别提及的“日本担忧在华3万家日企及10万公民安全”以及“私营部门参与”的痛点，中国应完善《反外国制裁法》的执行细则，明确在极端情况下对外国在华资产的管理措施（如临时接管、冻结利润汇出）。这不仅能阻止资本外逃，还能将“私营部门”作为影响其国内政治的“人质”，迫使其政府在决策前考虑巨大的商业代价。
总之，面对这份报告，中国应对策略的核心逻辑应是：让美国的经济模型失效。即通过构建独立的国际结算体系、强化资源反制、分化美欧日联盟，使美国及其盟友在实施制裁前就意识到，付出的经济代价将远超可能带来的战略收益，从而主动放弃使用这份“工具清单”。
（原创首发，图片源自兰德智库网站，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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