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读者朋友们好！在上期文章，笔者后台收到了些关于我国与托洛茨基思想的问题，本来笔者准备在评论区回复，但由于篇幅以及其他原因的影响，就决定把回答贴在正文之前，也算是作为本篇文章的引子。
首先是关于中共在一定程度上有接纳托洛茨基主义吗？答案是否定的，中共与托洛茨基的理念可以说存在一些问题意识上的相似，但究其根本是不同的，托洛茨基主张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民主革命直接连续转化为社会主义革命，而中国共产党则建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相对独立的阶段，主张由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以及一定条件下的民族资产阶级组成联合专政，然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毛主席曾明确说：“我们是革命转变论者，不是托洛茨基主义的“不断革命”论者。”
况且在核心问题上，我国直接否定了托洛茨基，最明显的就是农民与农村革命问题。托洛茨基承认农民具有巨大革命性，但认为农民无法形成独立稳定的政治领导，革命的决定性重心仍然应该是城市无产阶级，而中国共产党则把农民组织为革命的主力军，通过农村根据地、土地革命和长期武装斗争夺取全国政权，也就是说“无产阶级领导”不再等于革命主体必须由城市产业工人构成，而是可以通过共产党对农民群体的政治领导实现，托洛茨基和中国托派是长期难以接受这一点。
在“一国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我国也明显接近斯大林而非托洛茨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方面支持世界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另一方面又明确主张依靠本国力量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制度建设。因此我国在世界革命的思路上更接近于世界革命确实重要，但不能把国内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完全寄托在外国革命上。
在回答完问题后，我们就正式开始正文吧！要想知道托洛茨基主义如何进入中国并发展出托派，那我们首先回到风雨飘荡的1927年。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中国共产党希望借助国民党的组织和军事力量推动国民革命，然而随着工农运动的不断发展，国民党内部的阶级矛盾也愈发尖锐，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大量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遭到镇压，7月15日汪精卫召开分共会议，提出宁可错杀千人，不可使一人落网，大规模屠杀共产党人以及国民党左派人士，四一二和七一五合在一起，标志着国民革命彻底失败。
托洛茨基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共产党没有保持政治和组织上的独立，而是把工人运动服从于国民党领导，这个分析也对我们的老熟人陈独秀产生了很大影响，他坚持城市工人革命路线，怀疑毛泽东开辟农村武装割据，认为农村革命没有前途，1927年前后，陈独秀等人逐渐转向托洛茨基主义，后来形成了中国托派组织。（顺便一提陈独秀后期不满托派内部极左派系，最后脱离了托派组织）
中国托派对1927年失败的判断可以概括为：革命之所以失败，不是因为工农运动走得太远，而是因为无产阶级政党失去了独立领导权。这个判断本身并非毫无道理，中国共产党必须保持政治独立，不能把工农运动完全服从于资产阶级政党，这的确是1927年留下的重要教训。
但中国托派的问题在于他们只从失败经验推导未来革命道路。既然资产阶级已经通过国民党取得政治统治，并公开镇压工人阶级，那么托派便认为：中国下一次革命不应再建立一个独立的民主革命阶段，而应由工人阶级直接夺取政权，同时完成土地革命、民族独立和社会主义改造，这与后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形成鲜明差别。
中国共产党认为中国仍然是一个受到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社会，所以革命首先要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不过这一革命不能由资产阶级领导，而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并在胜利后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而托派则认为这样子做可能会再次导致无产阶级向资产阶级妥协，因此革命应该直接向社会主义发展。
从表面上看，托派好像比中国共产党更加激进，中共还在谈民主革命阶段和争取不同阶级联合，而托派已经提出社会主义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然而当双方进入具体的革命策略时，二者的是位置却发生了某种反转。
1927年以后，中国共产党逐渐把革命重心转向农村，通过土地革命、农村根据地和武装斗争组织农民，最终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不过托派则普遍认为农村游击战不可能代替城市工人阶级的决定性作用，农村根据地也不过是革命失败后出现的局部军事现象，而不是一条能够通向全国政权的完整道路。
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图景，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心确实应当是现代工业和城市无产阶级，从理论逻辑上看托派似乎更加“正统”，可中国革命真正的发展却恰好突破了这种正统图景，毛主席认为中国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中国共产党需要扎根农村开展革命，因此他们并没有等待城市工人运动重新进入高潮，而是深入农村，通过土地革命改变农村社会关系，把原本分散的农民组织为具有政治目标和军事纪律的革命力量，农民不再只是等待城市工人领导的辅助力量，而成为了中国革命现实中的主要群众基础，我国的特殊国情构成了托派最深刻的理论困境。
托派不断强调不能机械套用革命阶段理论，却又在革命主体和革命空间的问题上机械套用了欧洲城市革命的经验，他们反对斯大林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僵化，却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国革命可能以不同于俄国十月革命的形式发生。因此中国托派并不是因为不够革命而失败，恰恰相反他们在理论上远比中国共产党更加激进，可正是这种理论上激进，使他们更难接受现实革命中出现的新形式。
在当时的中国还发生了一件大事，这件大事所带来的内部分歧使托派在公众视野的名声更差---抗日战争。抗日战争爆发后，托派内部出现了严重分歧，部分托派认为中国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具有正当性，革命者应当参加抗战，不过必须仍然保持对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独立，但另一部分人则担心支持抗战会滑向对国民党政权的支持，托派内部的极左派则认为中日战争本质上是日本帝国主义与美英帝国主义争夺中国地盘，属于帝国主义战争，所以工人不能为蒋介石和英美利益卖命，对两边都保持敌视，既要反对日本，也要反对国民政府，主张工人要消极对待国民党组织的抗战，借战争发动国内革命。（陈独秀则认为目前民族矛盾压倒阶级矛盾，抗日战争就是纯粹的民族自卫战争，当下的首要任务不是阶级斗争，而是打败日本侵略者，这一点和托派主流已经分道扬镳）
不过如果把托派整体描述为反对抗日甚至支持日本侵略也不对，中国共产主义同盟曾提出武装保卫上海、发动全面抗战等口号，真正的争论在于应当如何参加抗战、是否支持国民党领导的战争，以及在民族战争中是否应该继续支持阶级斗争。
1949年之后的托派几乎已经销声匿迹，国内革命的胜利变成了一堵高墙立在他们的理论道路前面，虽然王凡西在内的一些托派成员后来尝试重新研究毛泽东思想与中国革命，但整体理论上的困境终究使托派发展近乎停滞。
从今天来看，中国托派当然不应该只是一个简单的反革命标签，他们对于国共合作、共产党政治独立性以及苏联官僚化问题的某些批判，确实具有值得重新讨论的部分，但另一方面也不能把托派塑造成一群掌握真理，只因政治压迫而失败的先知。一种政治思想的正确性不仅要看它能否批判错误，也要看它能够解释新的现实，中国托派看见了中国革命为什么失败，却没有看见中国革命将如何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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