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文艺圈（娱乐圈）生产制作的各种各类主旋律革命题材作品，之所以总是逻辑雷人、手法乖张，个人认为不仅仅是所谓“文艺工作者没有文化”所致——要知道，这些人以及背后的资本、团队、公司能够拿到此类“金字题材”的生产与上映资格，本身就说明他们已经是得到某种“信任”了…
在我看来，真正病入肌理的深层缘由，还是因为「这个时代」已经无法去理解、共情、代入曾经的「那个时代」了。
哪怕声嘶力竭的高呼口号、穷尽气力的高唱赞歌、争先恐后的投入源源不断不设上限的资金（一如各家集团、MCN、经纪公司都想往主旋律题材里塞一个自家的小鲜肉小公主以“镀金”）——事实上，没有人能够明白自己到底在干什么，自己五分钟之前背的那句台词到底在表达什么，自己十分钟后又必须潸然泪下又是为何而落泪，为何要青筋暴怒，为何要据理力争，为何要生离死别，没有人向他们解释，也无从解释。
因为一切只要按照「这个时代」的剧本来就好了，你只管「演」就得了。
1
丁玲在1982年第三期的《新文学史料》中曾经留下过这样一段话：
最怕的是，后人把我们当年的斗争当成传奇故事来读。他们不知道我们写《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不是为了写小说，是为了改天换地。如果后人只看到故事，看不到斗争，那就是我们的失败。
本质上，这是一场历史观错位与阶级立场的疏离。
当代文艺主创普遍站在异质于革命主体的阶级立场上，以旁观者、审视者甚至消费者的“他者”姿态面对革命历史，将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矮化为可供观赏、可供娱乐、可供改编的“景观”，乃至肆意解构。
他们无法理解革命者的阶级意识，也无法共情被压迫者的反抗诉求，更无法把握历史运动的客观规律，最终只能用自己熟悉的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去框定、剪裁、改写革命历史，使得作品与革命本身的精神内核渐行渐远。
这些主创团队，作为生活在全球化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语境下的「当代人」，似乎已然注定是难以进入百年前革命者的内心世界，无法复现他们那一代人基于坚定阶级立场和科学理论的信仰、情感与决绝。
这种「疏离」，并非简单的艺术技巧或历史考证不足的问题，而是一种更深层次的现象：创作者将自身“他者化”。
革命之于他们，不过是一种“题材”，一种商业行为罢了。
创作者一旦将自身“他者化”，便不可避免的以一种旁观、审视乃至于猎奇的姿态，将革命历史简化为一系列戏剧性的情节、视觉化的奇观和脸谱化的人物符号。
如是“他者化”视角，一而再再而三使得文艺作品中的革命者形象往往呈现出一种矛盾的撕裂感：他们要么被塑造为不食人间烟火的道德完人，要么被强行注入当代小资产阶级式的多愁善感与个人主义困境，荧幕上呈现出的言行举止与驱动他们的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事实上推动国族进步的共产主义信仰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难以弥合的鸿沟。
甚至于，部分作品还出现了对历史的“‘游戏化’、‘儿戏化’的不良倾向” ——典型如咪蒙团队制作的《我在长征路上开超市》，就是一种俯瞰视角下的坐享其成主义的魔改。
不论台词、配乐、服化道有多么的浪漫动人，其价值内核依旧是一种对革命的「疏离」，而非融入。
纵观咪蒙那一套剧情，它的主线刻画下来仍然不过是一场女主角作为「他者」而旁观的“游戏”，并非完全参入进去的去共同誓要改天换地的一场革命。
她自始至终都在远远的看着，而不是去一起走着。
事实是，咪蒙的穿越构思只是直白化的演绎而已，而其他大多数操刀主旋律影视剧的团队，在我看来与咪蒙无异，同样不过是披着“再现”的外衣、行“穿越”之实罢了——每一句台词的设计，每一个表情的塑造，都透露着今人对九十余年前革命征途的冷眼旁观。
究其根本，或许是因为从今天的上帝视角，所有人都知道“革命成功了”……
所以，所有的桥段打造都透露创作者肆意妄为的“艺术大胆”，怎么离谱解构怎么来，怎么歪曲赋能怎么来。
这群人压根就不懂革命，不懂长征，不懂那支衣衫褴褛的冰雪队伍究竟为什么能够在经历各种背叛、敌困、少粮、缺衣、灾害等极端逆境后依然走向胜利——他们能够知道的，仅仅是一个结果，即「革命胜利了」，于是就可以“放心”地去解读了，去“无所顾忌”地插科打诨了……
但真实的历史是，九十余年前的那帮人，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根本不知道能不能看见明天的太阳，根本不知道自己脚下的这条雪水与血水交融的道路到底能不能通往光明。
甚至，他们中的许多人压根就是时刻做好赴死准备的，但是他们依旧认为这一切是有意义的。
对于九十多年前那支在冰天雪地中跋涉、在枪林弹雨中穿行的衣衫褴褛的队伍而言，历史的“在场感”是截然不同的——没有上帝视角，也无法预知未来，他们能够明白的只有过去和当下：是万恶的旧社会把所有人逼的无路可走了，是蒋介石反动派压迫的大家人不为人、生不如死、堪作蝼蚁了，所以才会扛起抢来，舍生忘死得跟着共产党去创造一个新世界，结束这“狗日的世道”。
电视剧《十送红军》中有过这样一段：许多年轻的红军战士前仆后继死在国民党军队的枪口下，于是有人问他们：
往前走就是死，你们为什么不怕死还要往前走呢？
红军战士在寒风中颤抖着、握着冰冻的钢枪回答道：
为了实现我们的理想，为了把这个‘狗日的世道’结束在我们这一代人手上！
前途未知、生死未卜而负重前行，这是「信仰」；
嬉笑曲解、由果溯因而故作歌颂，这是「功利」。
尤记古巴左翼作家阿莱霍·卡彭铁尔在《光明世纪》中所语：
革命不是讲给孩子听的故事。它是一团必须在每一代人手中延续燃烧的火焰。当它变成过去的一部分，变成远远欣赏的传说，它就死了。
毫无异议，在这种“奇观化”的文艺场域呈现中，革命历史失去了其作为“我们”来路与归途的血脉联系，变成了一场发生在遥远时空的“秀”。
观众被引导着去惊叹于画面的精美、特效的炸裂、视听技术的先进，而非去思考历史的逻辑。
如此创作心态，实质是带着某种“事后诸葛亮”的心态操弄作品，以一种超然的、全知的姿态俯瞰历史，却唯独丧失了与历史同行者共呼吸、共命运的浸入感。
革命的艰辛探索、理论的激烈辩论、道路的反复抉择，这些充满历史质感与思想锋芒的内容，被庸俗化的情节和娱乐化的噱头所取代。
2
我至今还记得五年前的一部“献礼片”《革命者》，里面有这样一句slogan：
团结起来，让世界听见我们的声音！
这句口号首先不符合百年前的国情史实，其次更重要的是：这句口号并不能反映我党（的早期创始人们）为什么能够团结「大多数人」去进攻「少部分人」，以致最终成功建立了一个领导「大多数人」的党，以及建立一个为「大多数人」服务的国家。
说得直白些，制作团队犯了和百年前胡适一样的错误。
让世界听见中国的声音？何需等到20世纪，李鸿章等先人就已经做到了，对英国发出了拖左宗棠后腿的“中国声音”，对日本发出了拖沈葆桢后腿的“中国声音”，这中国声音一点也不少、一点也不低。
甚至就说到20世纪，巴黎和会难道中国人没有发出声音？可是帝国主义列强听见中国声音后，有回馈给中国多少友好与利益吗？
顺着“团结起来”的话语意味，影片如果非要选择一句口号作为slogan，我倒是建议“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这是社会主义运动的著名口号，也是建党历程中不得不提的标志性话语。
有意思的是，电影《革命者》的“团结起来，让世界听见我们的声音” 其语言之过于草莽、过于冲动，恰恰与1847年6月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被推翻的“四海之内，人人皆兄弟”非常雷同。
当年代替“四海皆兄弟”这句旧时口号的，正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它高度体现了革命者的阶级性质和革命运动的根本目的，于1847年11月29日-12月8日共产主义者同盟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受大会委托起草同盟新的纲领时，正式写进《共产党宣言》。
“四海之内皆兄弟”和“团结起来发出声音”都是一种阶级界限十分模糊的鸡血口号，它并不能动员最广泛的工人农民在运动中找到身份认同和身份归属，也就无法在今天用这样的话术去追忆和刻画真实的建党历史。
《共产党宣言》其实在清末就已进入中国，1908年1月的《天议报》上即有刘师培所作的《宣言》译文——不过当时，心思诡谲的刘教授并没有将最后一页的这个口号翻译出来。
也正是以这句话作为历史的分切点，中国的爱国学生运动被区割成了两个区间。
爱国学生运动并不是20世纪的产物，历史上早已有之，但在“无产者联合起来”之前，运动往往都是士人大家的学子们妄图触动其所在阶级内的瓜分秩序的「游戏」。
而在“无产者联合起来”之后，中国的学生进步成了「青年」，而只有这群青年才能唤醒市民、商人、工人。
所谓“新民主主义革命”，正是新在于此。
到1919年8月，俄中两国的工人曾举行过一场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起因是中东路的俄国工人为声援穷困到无法生活的中国铁路工人改善居住条件，在他们发布《华工朋友听者》的通告中，将《共产党宣言》最后的这句口号译为“愿各国工界互相联合，从此化除国籍意见，视全球为一家！”
这应当是现存的最早的该口号于中国大陆的问世，只不过并没有大面积地掀起波澜。
直至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这句口号终于被翻译出来并广泛传播：
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呵！
随后，华岗参照陈望道的译本，字斟句酌反复推敲，于1930年初完成了对《共产党宣言》的校译，是党史上第一位将《宣言》结尾准确译为“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革命功臣，这句口号极大激励了亿万工农投身党的革命。
再后，1938年在延安，成仿吾、徐冰继续精进翻译，乔冠华最后校译为：
一切国家的无产者，联合起来呵！
历史照进现实，可谓处处是雷点，处处是尬点……
3
今之主创们，每每以消费主义的逻辑，妄图将革命先驱塑造成符合当代审美的“偶像”，将残酷的阶级斗争简化为黑帮式的江湖情仇或宫斗式的权谋心计 ，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置换为廉价的个人英雄主义——这些作品的制作团队，似乎极爱使用小资产阶级的感伤情调与个人主义价值观，去揣度、去“再造”、去“假设”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精神世界。
那么结果，必然是对革命的矮化、歪曲、亵渎。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就为后人提供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具体历史事件的典范，他开篇即指出：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老马甚至还批判了那种拙劣地模仿历史的“笑剧”行为，他深刻指出19世纪的革命者“仿佛只是为了戏仿旧的革命”，用过去的亡灵来为自己的斗争壮胆：
19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它在破除一切对过去的迷信以前，是不能开始实现自己的任务的。
这其实与九十年后毛主席在延安发表的文艺座谈讲话其精神异曲同工，即文艺工作者必须解决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必须“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工作者，要使自己的作品为群众所欢迎，就得把自己的思想感情来一个变化，来一番改造。没有这个变化，没有这个改造，什么事情都是做不好的，都是格格不入的。
再来审视近来讨论热度颇高的“渡人渡己渡天下”之说。
为什么，一群有血有肉的革命者会在九十多年后被后来者加注如此抽象的符号？
这就需要看透「他者化」最根本的表现，便是创作者无法真正理解信仰的精神内核，只能将其处理成外在的口号与标签，无法展现信仰形成的历史逻辑与精神力量——由此打造的作品，使观众也只能听到角色放声痛喊“为了新中国前进”，却看不到这个信仰是如何在人物心中生根发芽的；只能看到角色慷慨就义的瞬间，却体会不到支撑他们赴死的精神力量从何而来。
如是空洞化自然是源于主创自身对信仰的不信与不解。
对于站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立场的创作者而言，“为了阶级解放牺牲个人生命”完全是一件非理性且“不合算”的事情，这帮身家上亿、拍个戏需要一群佣人前呼后拥、房车伺候、粉丝在线心疼慰问的大明星们，根本无法体会为什么有人会放弃安稳的生活、宝贵的生命，去追求那个看似遥远的理想……
因此，他们要么将革命者塑造成天生的“圣人”，仿佛信仰是与生俱来的品质；要么将牺牲描写成被逼无奈的选择，回避信仰的主观能动性——他们不敢相信、也不愿相信，世界上真的有超越个人利益的阶级觉悟，真的有基于科学理论的革命信仰。
这就是“渡人渡己渡天下”之奇谈怪论的由来。
这群主创们在绞尽脑汁、围在桌前讨论个三天三夜也闹不明白当年那群人到底是出于什么诉求而爬进冰冷的雪山、捡食蛇虫鼠蚁、每到一个地方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却还帮老乡种田屯垦收庄稼的无奈情况下，便只能剑走偏锋，一拍脑门：“有了！咱们给这群革命者赋予佛性圣光不就得了！就这么整！”………
这就是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说的：
当伟大的革命家在世时，压迫阶级总是不断迫害他们，以最恶毒的敌意、最疯狂的仇恨、最放肆的造谣和诽谤对待他们的学说。在他们逝世以后，便试图把他们变为无害的神像，可以说是把他们偶像化，赋予他们的名字某种荣誉，以便安慰和愚弄被压迫阶级，同时却阉割革命学说的内容，磨去它的革命锋芒，把它庸俗化。
之前在解读许嵩新歌《洛阳纸》的文章中已有深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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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奠基人雷蒙德·威廉斯在《漫长的革命》中亦曾有过一段感慨：
当一种革命传统被降格为‘文化遗产’，它就失去了推动人们行动的力量。它变成了用来观赏、在特殊日子里缅怀的东西，而不是人们赖以生活的准则。
一如这个时代为何会诞生《亮剑》这样的电视剧、诞生李云龙这样反而被观众啧啧称赞的主人公……
列宁在《怎么办？》中就曾深刻批判经济派崇拜工人运动自发性、否定革命理论指导作用的错误倾向，严肃指出小资产阶级的自发性只会滑向工联主义，不可能产生社会主义意识的论断——同样，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也不可能真正理解无产阶级的集体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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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创们用自己的个人主义世界观去塑造革命者，必然会把人物塑造成穿着军装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跋
一次又一次，一番又一番，其实倒是让我想起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一句话——这位一直被视为左翼人士的哥伦比亚作家，曾经对另一位拉美文学巨匠、阿根廷作家奥斯瓦尔多·索里亚诺有过一句黑色幽默式的坦白：
我能懂什么政治？也就是跟他们这样的人物（卡斯特罗）站在一起，我的书更好卖一些罢了。
诚如开篇所言，就今天的文艺娱乐市场而言，许多资本团队能够参与分到这么一杯“主旋律羹”，能够被允许制作、宣发、上映这类看似本应厚重、严肃的题材，这其实已相当程度之说明，我们在今天看到的诸多“乱象”，事实上不过是时代环境的投射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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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如齐泽克所言：
今天，当我们谈论十月革命时，我们不再是同一场斗争的参与者，而是观看奇观的旁观者。我们赞美它或谴责它，但两种态度都让我们与它的真相保持着安全的距离。
即前文所述的，不是某一两个编剧或某一两个演员不懂革命，而是「这个时代」已经难以共情「那个时代」。
可是，「这个时代」却又依旧需要依靠、依附、依赖于「那个时代」的太多泽被……
于是，我们都已成了历史的“他者”。
至于后果，或许安东尼奥·葛兰西的一段悲叹蛮适合作为本文结尾：
革命传统是不会自动传承的。如果统治阶级成功强加了它的历史观，过去的革命就会变成一件遥远的事实，一段褪色的回忆，也许再也无法对当下产生任何作用。
【文/欧洲金靴，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金靴主义”，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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