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地主、资本家都是做慈善的“大善人”，为什么有人还要算他们的“剥削账”？这是现代社会反思中，最大的一个疑团。
不相信去查阅一下地方志，旧社会很多地方乡绅，都是当地有名的“慈善家”，灾荒年，他们很多人都开设过“粥棚”，向饥民提供施舍。
注意，我题目中说的是“大”地主，和中小地主没有关系。在“土改”时期，被划为“地主”成分的人家，是根据政府设置的硬性条件被划的，实际上他们中很多人经济实力并不雄厚，在社会上也没有多大影响力，在政府里也没有代言人。
而真正在社会上呼风唤雨的，能主导当地局势的大地主，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土地很多，财富巨量；手中掌握一定数量的暴力机器；在政府中有代言人；有权力对当地百姓横征暴敛。
四川大地主刘文彩就是一例。刘文彩依仗他兄长刘文辉的势力，通过特权苛捐、鸦片垄断、抢占民田、高额地租、高利贷、横征暴敛，聚敛了巨量的财富。
据《大邑县志》、刘氏庄园档案记载：刘文彩拥有耕地12063亩，分布在大邑县、温江、重庆、成都、双流等十多个县区，年收粮食500万斤。
刘文彩有临街铺面684间，安仁县7条街，他一家占了四条半；刘家还有磨坊、粮仓、作坊数十座，还有自建发电厂，码头、仓储配套地产；有钱庄银号22家。
刘文彩执掌川南81县的捐税，苛捐杂税名目多达150余种，田赋预征到1957年；仅仅鸦片烟税收每年800万银元；另外搜刮临时军费等，更是数不胜数。
以上不吝言辞，讲的是旧社会真正的大地主对天下百姓的剥削，而维持他们制定的剥削规则的是，他们还豢养了一大批装备精良的打手。他们用刑具和水牢威吓和镇压百姓的不满。
而让人万万想不到的是，刘文彩还有另一幅面孔：“慈善家”。刘文彩还在1941-1944间，在大邑安仁耗资3.5亿法币建成私立文彩中学，就是现在的“安仁中学”。该校校舍规模、师资在川西县级中学中条件最为优越，少数贫寒学生可以减免学费。
另外，刘文彩还牵头乡绅修建安仁万成堰灌渠，修建公路，零星赈济、日常施舍等小恩小惠。
看到这里，不知道各位看官如何看待地主阶级的？问题就处在这里，有人只看到刘文彩搞“慈善”，却不知道他钱从哪里来，只知道他搞“公益”，却不知道“羊毛出在羊身上”，钱还是百姓的的血汗。
最近很多网文在为地主洗白，为地主喊冤，认为地主是“劳动致富”，不应该剥夺他们的财富，不应该“斗地主”，更不能枪毙镇压他们云云。
一位武汉前作协主席，我不说他的名字了，他曾写了一部小说《软埋》，获得了中国最高文学大奖“茅盾文学奖”，因为他塑造了一个“善良的地主”而备受争议，最后该书取消奖项，并在全国下架。
而另一位“诺奖得主”，可能名气太盛的原因，也干了同样的事情，在他的小说《生死疲劳》中，也塑造一位“善良”的地主，解放时竟然被百姓“乱棍打死”，最后化作一头驴。
名人写书为地主鸣冤叫屈，是为地主阶级洗白的最高境界，其他人只是与之“志同道合”，吆喝几声，助威而已。
但是，我们有必要为这些曾经的“慈善家”“大善人”算一笔账：大地主搞“慈善”的钱从哪里来？这些“大善人”的“善举”能掩盖住他们对百姓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吗？
某些人歌颂地主的“善举”，是否和赞美美国将“庚子赔款”一部分拿出来筹办“清华学堂”如出一辙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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