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隐者，大抵有三类。
一类是真隐者。譬如，帝尧时代隐者许由。尧帝闻听许由才高节清，大为欣赏。于是派使者前去他的隐居地箕山，请他出山为官。许由对此大为闹心与反感，丝毫不加掩饰地向使者言明心志，婉拒了邀请。使者走后，许由不禁慨叹：匹夫结志，固如盘石。采山饮河，所以养性，非以求禄位也。不仅如此，他深以使者邀他出山做官之言是污秽之言，玷污了自己圣洁的耳朵。随走到山溪边，不停地以手洗耳。此事被一个叫樊坚的人看见了，慢慢传播到世上。世人深为许由不慕高官厚禄的品行所感动，纷纷称之为洗耳翁。
一类是假隐居之名沽名钓誉者。唐朝在中国历史上，一度很重视擢拔一些身负才能却隐居辟野深山的士人出来做官。不料这一开明政策，反倒给个别投机钻营者提供了机会。一些自身并无多大才能的人，为达到做官目的，假意隐居某地充当隐者。然后，委派亲近之人，四处散播自己如何富有绝世才华，如何清高自好、人品绝佳。一旦时机成熟，部分投机分子们确能达到非分目的，被朝廷或地方官府以有才学隐者之身，受邀为官，从而捞取了与自身才能极不对对称的功名利禄。其中，一个叫卢藏的人便是如此。他虽有点才学，却绝不像外面传闻那样杰出。因在朝廷中未被重用。随定居终南山做了隐士。最终，引起朝廷注意，被征召为左拾遗，走了一条真正的“终南捷径”。
一类是心存大志以待时机的非凡人物。这类人多出生于乱世，群雄角逐，烽烟四起，天下甫定，派系林立。当此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之际，他们暂时隐居某地，一边静观时局变化，一边谋划施展抱负之策。此类人中的代表人物，当属商末周兴之时的姜子牙。当商、周激烈交锋、难解难分之际，姜子牙隐居渭水，以待时机。他看似日日垂钓，悠然自乐，实则窥察时势，心运大谋。他所谓的钓鱼，绝不是为钓水中之鱼，而是要钓人世间的大“鱼”。说白了，他是专为钓周文王父子。最终，姜子牙如愿以偿，钓到了心仪的大鱼。接受文王父子邀请，扔下鱼竿，愉快离岸，走马上任西周军师。嗣后，他运筹计谋，宏图大展，全力辅助西周完成了剪商大业，流芳千古。
名扬天下的一代名相诸葛亮，也一度以隐者身份存身于东汉末年乱世之中。诸葛亮当年究竟隐居在哪里？千百年来众说纷纭，至今仍莫衷一是。不少专家学者为此大费心思。他们不惜焚膏继晷，埋身书海，爬梳剔抉，穷尽心力，搜集、摘抄、转引古今浩如烟海史料上的蛛丝马迹，以便为自己坚守的观点加持上最有说服力的证据。
然而，说句不恭的话，本人这些年倒是看了不少专家学者的著作文章。看后只有一个感觉，无论隐居襄阳说，还是隐居南阳说，文中援引的资料均缺乏强有力说服力，并不能为其持守观点带来令人信服的佐证。严格说，搜集援引一代又一代诸葛亮之后文人学者们所谓的观点作证据，为自己所持观点作论据本身就是无用功。因为他们所处时代距离诸葛生活时代也相距遥远，他们所持观点与证据在其所处时代尚且不能说服人，你如今转引过来又有何用？人说，以谎话证明谎话，结果还是谎话。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以没有说服力的证据证明没有说服力的观点，结果还是没有说服力的证据？
以笔者粗见，要想证明诸葛亮究竟隐居何地？其实无需太过费神思，只求证一下他是否是真隐者便可以了。何必你今天无根据这样说说，明天他无根据那样反驳反驳，一直无休止地空唠叨下去呢？
笔者始终认为，诸葛亮不属于真隐者，他是一位胸怀远大政治抱负，暂时隐居某地，以待时变的希求有大作为的非凡人物。具体理由如下。
最能说明这一观点的当属《隆中对》。这里，不妨转引文中原话加以佐证：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
开句“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中的《梁父吟》，讲述的是战国时期齐国宰相晏子二桃杀三士的故事。《梁父吟》内容是这样的：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里中有三坟，累累正相似。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大家知道，晏子辅佐齐王，政绩显赫。其所负才能，在当时各诸侯国宰相群里鲜有人可比。诸葛亮如果是真隐者，他何以好吟词曲？他应该吟诵清幽雅静、不问世事的消遣曲子才对啊。这说明了什么？很简单，这正好说明他很崇尚晏子，崇尚晏子能得遇明君一展抱负的难得机遇。说明他时刻都期盼着能有晏子那样的大好机遇，期盼能有欣赏晏子重用晏子那样的明君出现。
第二句中的“每自比于管仲、乐毅”。这更能证明诸葛亮所谓的隐居，不是真隐居，而是在隐居求志，等待时机。诸葛亮绝不像一般隐者那样，因看破红尘而消极避世。须知，管仲何许人也？他是声名与功业甚或高于晏子的战国名相啊。他以自己非凡卓绝的才华，辅佐齐桓公成为战国时期一代雄主。再看乐毅，战国后期杰出军事家。他曾拜为燕国上将军，受封为昌国君，一度辅佐燕昭王振兴了燕国。他所建功业，显赫卓著，彪炳青史。如果诸葛亮是真隐者，他应该崇尚许由、巢父那样的真隐者才对，何必每每自比管仲、乐毅？这不正好说明他一直在心怀大志地等待？一旦时机成熟，他必要也必能建立起与管仲、乐毅一样的不朽功业，像他们那样青史留名。
第三句主要交代诸葛亮平素结交的朋友“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这两个人均是当时名士，与诸葛亮一样极富才学。诸葛亮自比管仲、乐毅，世人并不认可。然而，此二人却“深以为然”。史书对崔州平鲜有记载，而徐远直大家都熟悉。他曾辅佐过刘备，后来被逼无奈转而辅佐曹操。他们对诸葛亮自比管仲、乐毅的认可，源于他们对诸葛亮的熟悉与了解。他们深知，诸葛亮绝非凡人眼里的池中鱼，笼中鸟。迟早有一天，他会大鹏展翅，一鸣惊人，建立起堪比管仲、乐毅一样的盖世奇功，进而留名于万青史。
如果以上三方面尚不足以说明诸葛亮不是真隐者的话，我们还是拿《隆中对》里的内容加以说明。如果诸葛亮是真隐者，他不仅会永远逃离在凡世之外，彻底与现实切断，而且不会也没必要那么深入那么专业地研判局势变化，神一般预测出未来时局的走势、演变与最终落点。只要稍稍读一下诸葛亮给刘备描绘的三分天下谋略即可得知，他看似身在世外，其实始终心游其中。不仅对群雄角逐下的时势推演精准，而且还能深谋远虑到群雄角逐后的最终局面。这能是一个真隐者的作为吗？这能是一个不问世事、割断俗缘隐者所虑之事吗？一点不是，也丝毫不具备。就是说，所有指向只有一个，诸葛亮所谓的隐居，只不过是权宜之计。他是在别一时代制高点上，细心观察，耐心等待，运筹妙算，擘画未来。就是说，他是在静观时局变化，等待明君赏识重用。他给刘备兄弟三人设置的三顾剧情，不过是在为自己所谓的“不得已”出山，加点体面桥段而已，哪是不愿出山的真躲避呀。
既然诸葛亮的隐居是在等待时机与施展抱负，那么他所谓的隐居，必要选择适宜传播自己声名、能够及时观察时局变化的绝佳地点。于是，南阳便成了他的不二选择。
东汉末年，南阳早已是很有名的南都。其显赫地位，是仅次于洛阳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不但如此，它还是东汉开国皇帝刘秀为首的政治集团，建立帝业的初始聚集地。可以说，南阳在天时、地利、人和三方面，占尽了先机。在古代人口极其稀少，交通极不发达，通讯条件极其落后情况下，诸葛亮绝不会选择襄阳那样一个任何方面都难望南阳项背的偏僻之处做自己的隐居地。真那样的话，高度闭塞的环境，极其恶劣的生存条件，怕吃饭都是难以解决的天大事情。他一个不谙耕种的文弱书生，身无丰厚资财，何以能在距离今天的襄阳市尚有近二十里路程的荒山之中，安稳度日？
只要在百度或豆包上随便一搜，即可发现，东汉末年的襄阳，那时候有无如今的名称都不好说，哪有条件让一个隐居此地的外乡人，有机会纵观世事，推演时局，于寂寥荒芜之中，对现实社会各股政治势力的现状与未来走向，做出那样精准的高明判断？
《隆中对》中的最后一句话，说得更富意味：先主解之（关、张）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诸葛亮出山后，与刘备关系日益亲密，惹得关羽、张飞大为不满。他们错认为，大哥对诸葛亮的好，已然超越了自己，每在刘备面前抱怨。不得已下，刘备说彩出了那样一句言真意切的肺腑之言。从这句话里，不难看出，刘备与诸葛亮之间，根本没有一般人之间所谓的磨合期。他们是一见如故，相谈甚欢，水乳交融。这从另一个角度进一步说明了，诸葛亮隐居已久，遍观天下群雄，审时度势，认真比对，早已发现并在心里认定，只有刘备这样的君主，最适合自己施展抱负、大展宏图。它还告诉人们，诸葛亮曾经的隐居，确确实实是在等待时机，决不是所谓的消极避世。
因此，这里姑且不说诸葛亮在其名作《出师表》中已经声言自己：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单是他能那么快与刘备之间建立起君臣合欢、鱼水和谐的关系，即可看出他一朝出山得以施展平生抱负后的高度适应性与愉悦之情。
一句话，从一般逻辑推理断言，诸葛亮的隐居是假，等待出山时机才是真。正因如此，我们才说，他绝不会选择隐居在襄阳，而必要选择在各方面条件都无比优越的南阳“隐居”。
2026.6.5
【文/伏牛石，红歌会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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