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妈经常跟我讲我小时候背诵“老三篇”（《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的故事，说我只有5岁多就会倒背如流，家里来了客人就会让我“表演”一番，然后博得几声赞美。据说当地小学一位老师听了我的背诵后，马上表态：“这个孩子可以上学了。”于是我便被提前“关”进了学校。
长大后，每每拜读毛主席的经典著作《为人民服务》，总会有新的收获，因而写过不少有关文章，比如《关于建立为人民服务“人民考核制度”的建议》（2014年）、《“新冠”警告：为人民服务需要“搭桥”》（2020年）、《把“为人民服务”请下墙的建议》（2021年）、《为人民服务其实并不难，难的只是一点点“同情心”》（2022年）等等。
近日再一次拜读60年代版毛选《为人民服务》，又有新的感悟，我发现，本人创立的“政治利益说”理论被“为人民服务”伟大思想完美印证。
“政治利益说”的核心观点包括：政治的本质是“利益”；权力只臣服于权力授予者，权力来源决定权力服务方向；一切政治活动都是争夺利益的“手段”，一切政治制度都是调节利益的“工具”。该理论具有“透视本质”的功能，旨在帮助人们穿透政治修辞，洞察政策、制度、运动背后的真实利益动因。
“权力只臣服于权力授予者，权力来源决定权力服务方向”，这是该理论贯穿所有政治分析的纲领性命题。从这一命题出发重新审视“为人民服务”的本质逻辑，可以获得全新的理解：在政权的建构与运作中，权力来源于谁，权力就必须服务于谁。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中正是通过将权力来源（人民）与权力服务方向（人民的利益）直接挂钩，系统回答了政权的合法性来源与运行的根本方向。
这一命题回答了“为什么”要为人民服务，因为权力来源于人民；“怎样才能”落实为人民服务，必须认真实行全民普选制度，让人民通过投票决定权力的“命运”，确保权力服务于人民。
众所周知，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大力宣传和倡导民主政治的思想、价值、观念和制度，努力向国民党政权争取民主权利并推动国民党实行民主政治改革，而且自己更是做出了榜样。陕甘宁边区实行“一人一票”选举边区各级参议会与政府，从1937年5月到1946年3月先后进行了3次普选，经历了3届14年之久，在被认为“根本就不具备民主选举的基本条件”的环境下，由大字不识的农民选举出了廉洁高效的“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功，受到党内外、国内外的广泛赞誉。
毛泽东称赞说：“当人民选举他们所喜欢的人去办政府的事情的时候，办得很不错，这比派官办事制度要好得多。”这句话具有深刻而丰富的内涵：首先，体现了人民在国家政权中的主人翁地位，履行政府职能的领导干部必须由人民选举产生；其次，正如毛泽东指出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人民“所喜欢的”干部一定是最值得信赖和最忠实于人民利益的；再次，当选的领导干部心里很明白，权力是人民给予的，必须老老实实地为人民办实事谋福祉，不能辜负人民的信任，所以事情“办得很不错”；第四，毛泽东把选举产生的干部与“派官办事”进行比较，得出一个结论——“要好得多”。
这段历史事实有力地证明了“政治利益说”的核心命题：当权力真正来源于人民时，权力就会自觉地服务于人民；当权力来源于上级任命时，权力就会倾向于服务于上级的意志。
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开篇就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为人民服务既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也是作为执政党治国理政的坚定信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在1945年4月召开的党的七大会议上被正式写进了党章。
长期以来，我们大多数党员干部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树立比较牢固，做得比较好，特别是涌现出焦裕禄、杨水才、孔繁森等一大批好干部，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爱戴。但是也确实有相当部分党员干部为人民服务的意识淡薄，做得不够好，对人民利益包括生命财产安全漠不关心，有的掉了个个，成了人民“倒服务”，甚至成为“为人民币服务”了，如刘青山、张子善、周永康之流。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党的形象和威望，让人民群众感到失望和心寒。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干部的权力来源于上级领导，只要把向上的工作做到家就能官运亨通，因此跑官买官卖官现象非常普遍，而为人民服务与他们的政绩好坏和职级升降没有一毛钱关系。所以，必须建立起服务者与被服务者根本利益挂钩的约束机制。
根据“政治利益说”的核心观点之一——一切政治制度都是调节利益的“工具”，应当建立和完善“两项制度”，确保为人民服务真正落到实处。
第一，完善以“一人一票”为基本内容的全民选举制度，确保权力来源于人民。只有权力来源于人民，才能服务于人民。在过去战争年代、农民大字不识的条件下，都能实行“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在当今和平年代、人民具有相当文化水平和高度民主自觉的条件下，更应该实行“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笔者一贯认为，民主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给不给”的问题。最高领导人指出：“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要解决的问题的。”
同时，完善全民选举制度也是贯彻新时期“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内容，因为中国民主政治这一核心概念的关键就是民主选举，它是民主的起点，也是人民始终“在场”的民主实践。
民主选举不仅仅在选举本身，更重要的是检验中国共产党人是否坚守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检验是否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的试金石，因为只有确保权力来源于人民，才能确保权力服务于人民。除此，皆为借口。
第二，实行为人民服务“人民考核制度”，让服务者与被服务者利益捆绑，通过考核让人民掌握权力的命运，“迫使”权力为人民服务。本人提出的《关于建立为人民服务“人民考核制度”的建议》明确指出，实行人民对各级党政主官定期考核，由“第三方”独立组织，把人民考核结果与当权者的“核心利益”直接挂钩，包括任免（职级升降和进退去留）、待遇、奖惩等直接挂钩，人民满意度高的升迁，一般的留用，差的降撤职，形成良性利益管理闭环。
实行为人民服务“人民考核制度”，是人民行使《宪法》赋予的对国家事务的管理和对国家管理者的监督职能；是人民作为“被服务者”对于服务者表现的权威意见表达；是贯彻最高领导人关于“干部好不好老百姓说了算”指示的重要举措；是约束官员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倒逼机制。
结语
从“政治利益说”来看，解决“为人民服务”难以落实的问题，关键在于利用好“政治制度”这个调节利益的工具，通过完善全民选举制度，确保权力来源于人民；通过建立“人民考核制度”，使服务者的个人利益与人民利益实现统一，一旦“为人民服务”的优劣直接关系到干部自身的“核心利益”包括前途命运，那么，为人民服务就从外部要求变成了内在驱动。只有通过制度设计实现利益捆绑，只有当权力真正来源于人民并服务于人民的根本利益时，“为人民服务”才不会沦为墙上的标语，而成为指导政治运作的根本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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