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日，财政部公开表示：
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我国是去年首次实施育儿补贴制度，对三周岁以下婴幼儿按每月300元标准发放财政补贴。
这一财政补贴资金总体来看，约九成来自中央财政，剩余一成由地方财政承担。
因此，今年国家预计各级财政安排育儿补贴补助资金约1100亿元：中央财政承担近1000亿元，剩余100亿元则由各地财政承担。
早在去年底，中央财政就已经提前下达了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预算，便于地方提前做好预算确保这一政策落地；然后是今年1月5日，2026年育儿补贴全面开放申领。
按照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
比如有的地方政府明确，若当地个人在2026年1月申请育儿补贴成功后，这笔钱将在2026年6月30日前到账。
部分地方明确在6月底前集中发放3月至5月个人申请的育儿补贴。因此，6月底前是集中发放育儿补贴的一个关键时点，而中央上述999亿元育儿补贴资金下达至各地，将确保这一补贴资金及时足额发放。
我查了一下财政部的公开数据，今年前四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中的卫生健康支出为8310亿元，同比增长11.4%，这明显高于平均支出增速（1.3%）——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发放了这个育儿补贴。
一般来说，各省0~3岁婴幼儿人口越多，该省获得的育儿补贴资金规模越大。
根据财政部披露的今年度中央财政预算，今年中央预计安排给31个省份的育儿补贴补助资金预算数999.3亿元，已落实到地区843.9亿元，尚未落实到地区155.4亿元（这是因为剩余资金将结合2026年育儿补贴申领情况测算下达），从上述2026年已经落实到31省份的843.9亿元育儿补贴补助资金分配来看，广东（80.81亿元）、河南（70.64亿元）、四川（60.14亿元）获得资金规模稳居前三，与去年一致。
那么问题来了，这个补贴力度，能够刺激生育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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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注意，财政部文件明确999亿为育儿补助专项资金，但是专项资金的使用范畴是包含两大板块的：
一、直接发放至监护人银行卡的现金育儿津贴；
二、统筹列支普惠托育机构建设补贴、公立幼儿园改扩建、社区育儿驿站运维、妇幼保健公共服务建设等基建与公共服务开支。
据财政系统落地细则，全国平均约22%~28%的中央育儿资金统筹用于硬件基建、公共服务项目，约72%左右资金用于居民直接现金发放。
简单换算量化的话，999亿中央资金中，约719.28亿用于现金直补，剩余279.72亿投向托育基建、公共妇幼配套。
这就导致现金直补总额缩水了。
对应当今2872万适龄婴幼儿数量，仅现金口径下人均年度补贴被压缩至2504元，月度仅208.7元——这还是一线城市家长直观感受补贴额度微薄的核心财政测算依据。
且地方配套的约百亿同样是遵循资金分流规则，约两成资金用于基建，仅八成兑现现金补贴。
简而言之，民众直观拿到手的现金，在财政总量上已经经过“总量分摊+基建分流+分档倾斜多孩”三重稀释，一孩家庭到手补贴天然存在着额度短板。
更不要提的是，每年约3000多人民币的补贴，真的能够推动当前物价水平、育儿成本、教育内卷、预期收缩之下的生育率数字上扬吗？尤其，是生育率断崖式下跌且生活压力高企的一线城市人口？
根据育娲人口智库《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6版》数据，将孩子从备孕抚养至18岁，全国家庭平均每月支出高达2544元，累计约58万元。
其中城镇家庭负担更重，月均支出为3127元（农村家庭月均支出为1719元）。
更为关键的是，不同城市间育儿成本存在巨大鸿沟。
以今年最新数据为例，上海以月均4751元的养育支出位居全国首位，成为生育成本最高的城市——当然，也是生育率最不忍直视的城市。
首都北京紧随其后，月均支出约4483元。
相比之下，西藏、青海、贵州等省份的月均支出仅为1711元、1911元、1881元。
这种区域差异意味着，同一政策在不同地区产生的实际减负效果存在显著差异，对育儿欲望的刺激推动也存在着云泥之别，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政策制定者有考虑的。
根据《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6版》的“净增账单”分析，一二线城市0-2岁因医疗和照护需求，月均花费超2600元，成为最烧钱阶段。
即便孩子成年（18-21岁），一二线城市家庭月均仍支出超2500元，显示出父母在法律义务外的持续投入压力。
至于包括学区房在内的恐怖教育压力、特别是内卷式培养的被动投入，每月300余元的补贴究竟可以给到多少信心，难以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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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纯粹补贴数字的角度，如若想要寻找一个参照范本，不妨将目光投入我们的邻国——李在明政府治下的韩国。
今年5月27日，韩国国家数据处发布了《2026年3月人口动向》，震惊了全球人口学界：2026年第一季度，韩国总和生育率达到0.95，较2025年同期的0.83大幅上升0.12，创下自2009年有统计以来的最大增幅；出生人口达75013人，同比增加9651人，增幅高达14.8%，为1981年开始相关统计以来的最高纪录。
数据之所以具有里程碑意义，是因为韩国在过去二十年间真真正正的经历了人类历史上最为剧烈的生育率崩塌：从1990年的1.57一路下滑至2023年的0.72，成为全球首个总和生育率跌破0.8的国家。
这标志着这个曾经被称为“全球生育率洼地”的国家，已初步终于走出了长达十余年的超低生育率陷阱。
然而这一波数据提振不仅表现在终端的宏观数字，更重要的是，细分而论，这次反弹并非短期波动，而是呈现出明显的结构性特征：30-34岁韩国育龄女性生育率上升最为显著，第一胎占比增加1.4个百分点，说明新增生育主要来自首次生育的年轻家庭，而非多孩家庭的补充生育。
毫无疑问，韩国年轻人的生育意愿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不仅仅是疫情期间积压需求的集中释放。
最重磅的推力，就是李在明上台之后施加的规模空前的育儿补贴。
李在明政府构建了覆盖“怀孕→分娩→0-18岁”全周期的现金补贴体系：
一、怀孕分娩补贴：全额覆盖怀孕和分娩的医疗费用，额外提供100万韩元（约合5450元人民币）的一次性怀孕补贴；
二、出生一次性补贴：第一胎200万韩元，第二胎300万韩元，第三胎及以上500万韩元；
三、父母津贴：0-1岁婴儿的父母每月可领取100万韩元（约合5450元人民币），1-2岁幼儿父母每月50万韩元（约合2725元人民币）；
四、儿童津贴：8岁以下儿童每人每月10万韩元（约合545元人民币），从2026年起逐步提高领取年龄，到2030年将覆盖至13岁。非首都圈和人口减少地区还可获得额外补贴，最高可达每月13万韩元；
五、自立基金：每月向0-18岁儿童的账户存入10万韩元，父母也可自愿存入，孩子成年后可用于学费、住房、创业或结婚，免征赠与税和利息税。
综合计算，一个韩国儿童从出生到8岁，累计可获得约2960-3060万韩元（约合16.1-16.7万元人民币）的现金补贴，平均每年约两万元人民币。
如果加上地方政府的额外补贴，部分地区的补贴金额更高。
例如仁川市，就推出“1亿+iDream”政策，每个在仁川出生的孩子从出生到18岁可累积获得一亿韩元（约合54.5万元人民币）的补贴。
除了直接现金补贴，李在明政府还通过税收减免和住房贷款优惠等方式，进一步减轻生育家庭的经济负担。
比如大幅提高子女教育和育儿费用的专项附加扣除标准，生育两个及以上子女的家庭可获得额外税收减免。
还有就是住房贷款优惠，国有银行将向所有新婚夫妇（婚后七年内）提供一亿韩元的住房贷款，生第一个孩子免除全部利息，第二个孩子减免50%本金，第三个孩子免除全部本金——这意味着生育第三个孩子的家庭可以获得价值一亿韩元的免费住房贷款支持。
同时还有公共住房优先政策，即生育子女的家庭在申请公共租赁住房和预售房时享有优先权，生育子女数量越多，优先级越高。
去年，韩国30-34岁年轻人的住房自有率达到28%，较2024年提高了3个百分点。
住房问题的改善，为生育提供了基本的物质保障，是生育率提升的重要基础。
根据韩国保健福祉部的测算，李在明政府的生育支持政策使普通家庭的育儿经济负担降低了约四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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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李在明的底气在于韩国经济的复苏。
韩国经济曾在去年第一季度曾因尹锡悦的政治危机出现短暂负增长，但随着李在明上台后实施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和全球AI产业的爆发式增长，经济迅速回暖。
2025年，韩国实际GDP增长1%，2026年一季度增速进一步提升至2.5-3%。
其中，AI相关产业成为拉动韩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
今年一季度，韩国计算机和半导体出口同比分别增长5.2倍和1.7倍，两者合计拉动整体出口增速40.8个百分点。
AI产业的繁荣不仅带动了出口增长，还创造了大量高质量就业岗位，大幅提高居民收入水平。
去年韩国名义工资增长4.2%，扣除通胀后的实际工资增长1.6%，总算结束了连续三年的实际工资负增长——这也是李在明团队一直在宣传的政绩之一。
与经济复苏相伴的是韩国股市的历史性上涨。
李在明政上台时（去年6月4日），韩国综合股价指数（KOSPI）为2770点，但到今年2月27日已飙升至6244点，涨幅高达125%。
韩国股市的暴涨也是得益于AI半导体板块带动，三星电子、SK海力士等龙头企业股价涨幅超过200%。
进而，股市的财富效应对“中产阶级家庭”的生育决策产生了直接的助推性影响。
韩国约有1700万人参与股票交易，占总人口三分之一，其中40岁以下的活跃交易者占比超过40%。
对于许多年轻家庭而言，股市上涨带来的财富增值不仅改善了当前的经济状况，更重要的是提升了对未来的信心，使他们更有勇气承担生育子女的长期经济责任。
还有一个社会问题的被正视，也是生育数字改善的缘由之一：长期以来，“谁来带孩子”是困扰韩国年轻父母的最大难题，由于韩国的托育服务供给严重不足且价格昂贵，导致许多女性不得不辞职回家带孩子。
据韩国统计厅2023年的调查，有38%的女性因为“无法找到合适的托育服务”而不得不在生育后辞职。
育儿则意味着丢掉工作、失去与社会接触的机会、丧失自我供养的可能，这是90后、95后韩国年轻女性极端抗拒生育的一大促因。
因而，李在明团队从去年底开始便将托育服务体系建设作为生育支持政策的核心，正式提出口号：
国家负责育儿。
这堪称划时代的先声。
去年底始，韩国政府投入大量资金新建公共托儿所和幼儿园，目标是到2028年公共托育机构的比例达到50%以上。
并且对开办员工托育机构的企业给予税收减免和财政补贴，要求员工超过300人的企业必须开办托育机构。
与此同时，政府引导托育机构推出“夜间紧急托育服务”，为有需要的家庭提供每小时5000韩元的夜间托育补贴；还推广“家庭托育点”，允许符合条件的家庭在自己家中提供托育服务；且延长课后托管时间，小学课后托管服务延长至晚上7点，解决双职工家庭的接送难题。
这些措施显著增加了托育服务的供给，提高了托育服务的可及性。
去年全年，韩国托育机构的总托位数量达到180万个，较2024年增加了十五万个，基本满足了韩国全国市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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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还需要给出一个李在明执政以来在推动生育层面施加的“文化改革”：促进男性加入育儿大军。
拿育儿假制度来说，本是实现工作与家庭平衡的重要保障，也是推动男性参与育儿的关键手段，但是长期以来，韩国的育儿假制度存在“女性化”严重的问题，男性育儿假的使用率极低。
2023年，韩国男性育儿假的使用率仅为6.8%，远低于女性的82%。
这种状况不仅加重了女性的育儿负担，也强化了所谓“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又保守的“性别分工”伦理。
在生儿育女、怀胎十月、喂养孩子、照顾子女成长这一套漫长的流程中，女性的付出长久以来其实是被视为所谓“理所应当”、“自然而然”、“无需讨论”的……
但是在进入工业化社会（劳作门槛大大降低，生产层面的男女区别趋近消失）之后，这种漠视女性权益、尤其是漠视女性就业欲望、工作与育儿冲突困境的现象，已经到了无法回避的地步。
据韩国性别平等部2023年的调查，有63%的女性在生育后遭遇过职场歧视，其中28%的女性因此被迫辞职。
如果不能解决实打实存在的社会面的生育阻力，那么生育率数字一定会教你做人。
不妨先看看李在明的前任，尹锡悦是怎么做的。
面对韩国国内愈演愈烈的要求保障女性权益、提高女性生育期间工作补偿等一系列呼声，作为极端保守做派的右翼领袖，尹锡悦自参与竞选开始寄出的大招就是“魔法对轰”。
他认为女性的要求均是“破坏国家秩序”，甚至声称：
女性生来就是要为族群生育，拒绝生育的女人没有生存权。
事实上，也正是这样的表态为他赢得了大量男性选票，如愿被推上总统宝座（尹锡悦在40岁以下男性中获得了五分之三的选票）。
2024年2月，尹锡悦接受时任女性家庭部长官金贤淑的辞呈后，同时拒绝任命新部长，由副部长代理职务，行政上彻底架空该部门。
尽管国会尚未通过正式废部法案，但该部门的核心职能已被拆分到保健福祉部等多个部门，性别平等政策的独立性和执行力被严重削弱。
四个月后，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CEDAW）明确建议韩国政府“撤回废除女性家庭部的进程并尽快任命新部长”，但尹政府未作任何正面回应。
也正是在尹锡悦治下，韩国的生育率跌入冰点。
他以为的“重拳出击”可以“让女人老实点”、“乖乖为国家生孩子”，但现实一次又一次证明，正如他2024年底幼稚的妄图再一次将韩国拉入军队干政的泥沼：这个时代，所谓“重拳”，只能换来反噬。
朴正熙、全斗焕们飞扬跋扈的岁月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列宁曾经在给布哈林《过渡时期的经济》的批注中写过这样一句话：
对抗和矛盾完全不是一回事。对抗也许能够消失，但矛盾仍将存在。
任何一个社会问题就像是房间里的大象，你没办法拒绝承认你看见了它。
除非，你从来就不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而是为了解决你的问题……
恰如毛主席1945年4月所语：
房子是应该经常打扫的，不打扫就会积满了灰尘；脸是应该经常洗的，不洗也就会灰尘满面。我们同志的思想，我们党的工作，也会沾染灰尘的，也应该打扫和洗涤。
2024年3月，韩国女性家庭部前部长官南宫瑾在《韩国先驱报》发表署名文章，认为：
韩国的低生育率是社会经济结构问题的集中体现，特别是女性在就业和育儿上面临的双重压力，以及收入分配的严重不均。
不改变这种结构，任何生育政策都将徒劳无功。
李在明执政后，实施并强化了新的《育儿支援三法》，对育儿假制度进行了全面改革。
比如延长育儿假时长，将双职工家庭夫妇合计育儿假从原来的两年延长至三年，父母各可休一年半。
再如增加配偶产假，将“爸爸产假”从原来的十天增加到二十天，可在孩子出生后四个月内分三次休完。
为了鼓励男性参与育儿，李在明政府引入了“父母共享育儿假”激励机制，即只有当父母双方都休满至少三个月的育儿假时，才能享受延长至三年的育儿假待遇；如果只有一方休育儿假，则最长只能休一年。
这一制度设计通过“捆绑式”激励，强制男性参与育儿，打破了传统的性别分工伦理，解除了女性肩头的“文化重压”。
此外，韩国政府还对休育儿假的父亲给予额外奖励。
例如，父亲在孩子出生后一年半内休育儿假，前六个月的补贴标准提高至正常工资的100%。
对于生育多个子女的家庭，父亲的育儿假补贴标准进一步提高。
这些措施显著提高了男性育儿假的使用率。
去年，韩国男性育儿假使用人数达到6.7万人，同比增长60.7%，占所有育儿假使用者的比例从2024年的21%提高到29%。
虽然与北欧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但纵向对比韩国历史，已然取得历史性的进步。
男性育儿参与度的提高，不仅减轻了女性的育儿负担，也改变了韩国家庭内部的性别分工，使女性能够更好地平衡工作与家庭，同时促进家庭内部与夫妻之间的感情和谐。
韩国统计厅去年曾发布调查：韩国男性每周用于家务劳动和育儿的时间达到3.2小时，较2023年增加了1.1小时。
尽管与女性的12.5小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但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步。
与之相随，韩国社会对“奶爸”的接受度也在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的男性认为参与育儿是父亲的责任，而不是所谓“帮妻子的忙”。
毫无疑问，这些亦是推动生育率高涨的重要诱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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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是我国略显初期阶段和短期主义的“杯水车薪”式补贴刺激，还是韩国提振幅度丰厚异常的资金、公假等措施，事实上在我看来，本质是一体两面的。
哪怕有一天我国的补贴力度能够达到韩国的标准，它也一定是建立在某一阶段的宏观经济红利之上，而非分配层面本身的结构性改革。
正如韩国，纵使李在明团队苦心孤诣让利民众，可是一旦半导体、OLED面板、汽车制造、造船业等优势产业有一天面临下行周期，政府财政进入紧缩……韩国还能否支撑庞大的刺激育儿工程，显然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去年5月在全北，李在明发表脱稿演讲：
低生育的最大原因是没有希望。我们比以前任何时候更有资本，技术水准更高，受过更多教育、努力工作，拥有了一切。但为什么比任何时候充满绝望和沮丧？
因为不平等和两极分化。
不平等和两极化正在挫伤人们的欲望，并阻碍持续增长。生孩子的话，为了抚养、喂养、教育、就业，我的一生都会筋疲力尽，我人生的未来也会变得暗黑。这孩子不论我精心抚养，也不会比我活得幸福……
就在本月，延世大学经济学教授郑二焕悲陈：
韩国工资十分位数倍率达4.65，高于美国（4.47）、英国（3.68）和德国（3.44）。这种严重的收入不平等直接导致了低生育率，因为年轻人无法承担结婚和育儿的成本。
反面教材当然是存在的，且就在亚洲。
日本从1990年起累计投入超320万亿日元育儿现金补贴，单孩从出生到初中累计现金补贴折合人民币12万元，但受困于固化的“男主外、女主内”职场加班文化、女性生育职场惩罚、普惠托育供给不足、房价高企四大短板，近三十年生育率始终无法突破1.3。
包括另一位亚洲生育“差等生”新加坡，坐拥全球顶尖现金生育补助，生育率常年1.1低位徘徊——新加坡为三孩家庭累计提供折合42万人民币现金补贴、住房优惠，然而城市天价房价、极致内卷的精英教育、超长工时职场生态没有优化，国民生育意愿持续低迷，生育率长期全球垫底……
回想1903年，列宁在《给农村贫民》中曾辛辣挥墨：
如果向贫苦农民和中等农民说：改善经济和铁犁减价就能帮助他们大家摆脱贫困而自立，同时一点也不触动富人——那么，这就是欺骗！
一目了然，除了生活乃至生存的显性消费开支之外，当代育儿实质存在着四大制度性隐性成本：住房资产溢价成本、女性生育职场机会沉没成本、基础教育内卷内耗成本、育儿照料时间成本。
这四类成本构成生育决策中最核心的阻力，也是现金补贴完全无力消解的板块，这是单一补贴政策难以提振生育率的结构性根源。
它的根本性弊病，在于所有制层面的体系所就。
就在今年1月19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去年人口数据：至2025年末，全国人口140489万人，比2024年末再减339万人；2025全年出生人口792万人，人口出生率为5.63‰ ，再创新低。
每千人出生人数降至5.63，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最低水平。
去年数据暂未完全出炉，而若看前年的话，至2024年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存8.7万亿元，但当年实际支出缺口已达1.41万亿元（剔除财政补贴1.93万亿之后）。
事实上，财政补贴规模早已呈持续上升趋势（三大养老基金口径）：2008年1341亿元，2018年12151亿元，2024年19267亿元——十五年来增长十五倍，近六年年均增速约7.8%，远高于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速。
截至2024年底，我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为10.73亿人，其中分为三大部分：
（一）机关事业单位参保0.62亿人（新增118万人），领取待遇0.23亿人（新增99万人）。在十八大后进行的并轨改革之前，该群体无需缴费，由财政全额负担退休金，从而形成大量“空账”即历史遗留问题，直到2014年这种局面才开始改善。到2024年时，机关事业单位这个盘子收入1.77万亿元（保费1.05万亿+财政0.67万亿），支出高达1.76万亿元。但由于之前为空账运行，所以年末累计结存仅为4287亿。体制内离退休职工养老金年月均领取金额高达6364元、年均高达7.6万元，几乎是企业职工养老金4.02万元的两倍、农村老人养老金领取金额2929元的二十六倍，历史造成的制度成本仍未完全消化；
（二）企业职工参保4.73亿人（新增1214万人），领取待遇444万人；
（三）最大头的城乡居民参保5.38亿人，减少了693万人，是三大盘子里的唯一减员；其中领取待遇1.8亿人，新增1902万人。
梳理历年财政决算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可以统计出，近年社会保障力度持续加码：2017至2024年，社保与就业总支出从 2.46 万亿升至 4.21万亿元，八年增幅达 71.2%——其中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的增长最为突出，从7579亿元跃升至15883亿元，八年直接翻倍（增幅110.9%），是所有支出项中的最大部分。
各个口径的数据都显示，近年来中国的财政供养人员仍呈现上升趋势。
2004年到2020年间，以中间口径度量的我国财政供养人员从5212万人增加到6846万人。
尽管2013年政府机构改革后，财政供养人员增速有所放缓，但就其“供养人员只减不增”的目标而言，我国财政供养人员的上升趋势仍未被彻底抑制。
从相对规模上看，2020年我国以财政供养人员占常住人口的比例衡量的“供养率”已上升到4.85%——即平均而言，每百人中有近5人为财政供养人员；其中，在职人员占就业总人口的比重也从5.04%上升到5.54%。
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就业人员集中在机关事业单位，由财政资金支付薪酬。
随着人口老龄化危机加剧，法定退休年龄将逐步上调，至2030年，养老保险最低缴费年限将层层递进，从十五年提高至二十年……
去年8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对社会广泛关注的热点争议问题，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推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将自去年9月1日起施行。
我查了一下数据，2023年全国各省份缴费基数下限涨幅范围在4-12%左右，中位数约7-8%。
而据国家统计局年鉴，2022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和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较上年分别增加6.7%和3.7%，增速同比回落2.98个和5.2个百分点，分别创下1984年、2009年以来新低。
按照规定，社保缴费基数与上一年度社会平均工资挂钩，工资上涨，基数就水涨船高。2006年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明确，上下限以基数的300%和60%“封顶保底”。如果一名员工的上年月平均收入在此之间，就以实际工资作为基数；如果工资低于或高于该范围，分别按照上限和下限缴费。
但根据统计学，工资收入结构通常呈右偏态分布一众数和中位数集中于数值较小的左侧，小部分高收入群体在右侧拖出长长的尾巴，将整体平均收入拉高。
因此，即便是取自社会平均工资60%的缴费基数下限，也可能超过不少人的实际收入水平…
在这之中，缴费负担最重、面对风险亦最为脆弱的，恰恰是平均工资水平本就较低的中小微企业员工，以及灵活就业群体等。
这也直接造成近年来民众交付社保的意愿空前低迷。
《2023年全国医疗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披露，居民参保人数96294万，足足同比减少2055万，连续五年出现下降趋势。
另一方面，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国内住院率和医疗费用不断攀升，医保支出一路上扬：2023年全国医保基金支出增幅大于收入增幅，居民医保基金当期结余较2022年下降663.4亿元，个别省份甚至出现当期赤字。
由此，从2024年夏天完全确立的“yan chi退休”，到一年后的“强制社保”适时出炉，一系列举措倒也不难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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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以日本、韩国两个东亚邻国为例，事实上我们确在诸多层面已经步了这两个人口稠密、阶层固化、贫富分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后尘。
在日本，“老年破产”一度成为普遍现象，战后出生的第一代日本人曾被称为“团块世代”，是60年代中期推动经济腾飞的主力劳动者，他们曾被认为是“富足的一代”。
然而，“团块世代”却在晚年陷入贫困。
这部分人群步入40岁后，日本泡沫经济破灭，许多人由此失业降薪。
他们的父母大多长寿，需长期护理；子女则出生于第二代婴儿潮，遭遇就业冰河期，约三成都处于失业或灵活就业阶段，也需要自己的支持。
如今，年逾古稀的“团块世代”如仅靠退休金，家庭收支将入不敷出，不得不持续出门工作，“安享晚年”沦为无稽之谈。
至于年轻人，还记得2022年刺杀安倍晋三的山上彻也吗？
此人以临时工为生——临时工制度，就是安倍十年前上台后推出的重要“企业脱困制度”，去掉终身雇佣制的紧箍咒“给企业松绑”，伤害的自然是成千上万的临时工群体。
日本大家族大门阀控制的企业再度“迸发活力”，频频出海兼并收购，但日本国内内压绷紧几乎沸腾。
2012年安倍上台之后，日本十年内货币扩张约五倍（印钱刺激借贷和消费），但是日本流通中的货币量却增长不到一倍。
日本的平民百姓根本没有兴趣去借贷创业、逛街购物、吃喝玩乐……反而，「宅」一族、「丧」一族、「不恋不婚」一族的数量在平成时代的高规模之上进一步扩张。
日本人曾感慨道：
社会80%的资产都掌握在50岁以上的银发一族手里，所有的商业业态都要想办法靠拢老年人。
目光回到中国。
中国老龄化全国委员会（CNCA）预测：中国60岁以上的人口预计将在2050年左右达到4.87亿的峰值，接近中国人口35％。
我们这些90后们老了以后会遇到的景象可能是：你走在中国的大街上，每三个人里就有一个是超过60岁的老头老太。
不仅老人的占比会增加，老人的寿命也在涨。
1950年，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是40.8岁；1978年，66岁；2021年；78.2岁。
《中国可持续发展总纲（国家卷）》曾预测，2050年，也就是90后可能都还没退休时，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会达到85岁。
这是一笔巨大的养老支出，足以压垮每一个人。
按照中国逐年下降的生育率（以1.2的综合生育率）计算的话，至2050年，21世纪的“30后”开始步入职场，那时候的抚养比将超过50%，也就是平均两个年轻人养一位老人。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在2019年发布的《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显示，预测养老金收不抵支将出现在2028年，到2035年将耗尽累计结余。《学习辅导百问》一书中也强调，在现行制度框架下，全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预计到2029年首次出现收不抵支，到2036年累计结余将耗尽。
但是，在我看来，养老压力、社保困境，这并不是简单的“老人太多”的祸因，“老有所依”这本就是社会主义应付的制度责任与应显的制度优势。
如果老人成了一种“负担”，那恐怕是某些层面出了问题。
眼下，yan chi退休与社保改革产生的根本原因都是二十余年前阶级结构被打碎后所埋下的「经济空账」的雷。
以及，在全民“心照不宣”的「养老多gui制」体系下愈发难以为继的“供养困境”。
于是，无奈当下只能将压力压向了“橄榄球”中部的最广大劳动力。
这个巨大的雷，在此前“埋头苦干”的岁月里暂且被掩盖。
所谓“黄金十年”的创富热潮，一方面能够堵上血汗工厂里的上一辈人的双眼双耳甚至嘴巴，另一方面能够造富一批以地产寡头为典型的世纪之交大震荡的权贵受益者们，再以他们的资本反哺财政，继续将埋下的雷推土掩盖，致使连续二十年「空账」得以不空。
走钢丝看似颤颤巍巍，倒也得以维系。
但是当全球经济步入下行期，过去那一套生产逻辑被粉碎，随之产生的社会性生育低潮也便难以阻挡。
就像我之前在评论闫学晶的文章里说的：人口的自然下降其实是一个细思恐极的事情，因为这代表了在“人生是否值得去经历”这个终极哲学问题上，这个社会所创造的生活让参与其中的大多数人选择了否定。
政策降低利率是鼓励购房，结果年轻人要么提前还贷、要么拒绝买房；
政策yan chi退休是为了缓解社保资金的不足，结果年轻人拒交社保；
政策放开三胎是为了鼓励生育、增加“人口红利”，结果年轻人打出旗号：“我们是最后一代”、“拒绝生产软肋”………
现在连刷李佳琦的直播间淘便宜货也要被PUA、被进一步的驱离…这本质上是一种双向排斥：底层抵触顶层超出正常劳动致富的呈指数级的财富扩充效率，而顶层则鄙斥底层“怎么会这么穷，竟消费不起我的产品！”
这就是阶层分化的后果。
无论是拥抱技术革命、产业升级，还是维护政权的阶级高位、国家制度的底色，阶层鸿沟都一定是反面作用力的温床。
历史上的历次经济危机，没有哪一次是因为所谓“社会没有钱了”而造成的，均是因为贫富差距达到极值，从而使得底层无法再消费和消化生产品，进而产能始终过剩，最终酿成了难以压制的破产巨潮。
这和封建社会土地兼并达到临界点则必然爆发农民起义，是一个道理。
跋
罗莎·卢森堡在《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伯恩斯坦在资本主义的苦难的海洋里，加进一瓶社会主义改良的柠檬汁，就好像把它变成社会主义的甜蜜的海洋……这种想法不仅更荒唐，其异想天开的程度也毫不逊色。
2024年10月，共同民主党前党首罗卿瑗在韩国国会预算审查会议便有公开直陈：
韩国社会的两极分化已经达到了危险的程度，年轻人连基本的生存都成问题，怎么可能考虑结婚生子？政府的生育补贴只是表面工程，不解决分配不均的根本问题，人口危机永远无法解决。
育儿补贴或许开了一个好头。
因为，它终于在当今早已事实上“人类工具化”的流水线式社会境况中明白了“既然人类早已沦为‘整体主义’的工具，这个‘整体’自然应当给予必要的报酬”这个浅显的道理。
但是，它必然不是一个根本性的解决答案。
就像有人曾趾高气扬的质问“给农民涨养老金？哪有钱啊，钱从哪来？”一般，太多的问题，可能都是早已注定的。
1934年1月，毛主席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留下的话，闻之何其震彻心肺：
要得到群众的拥护吗？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生活的问题，盐的问题，米的问题，房子的问题，衣的问题，生小孩子的问题，解决群众的一切问题。
十五年后，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中，毛主席的话更是壮阔恢宏，不妨作为本文结尾吧：
中国人口众多是一件极大的好事。再增加多少倍人口也完全有办法，这办法就是生产。
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如像马尔萨斯者流所谓食物增加赶不上人口增加的一套谬论，不但被马克思主义者早已从理论上驳斥得干干净净，而且已被革命后的苏联和中国解放区的事实所完全驳倒。
根据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的真理，中共中央已命令全国各地的共产党组织和人民解放军，对于国民党的旧工作人员，只要有一技之长而不是反动有据或劣迹昭著的分子，一概予以维持，不要裁减。十分困难时，饭匀着吃。凡是已经裁了的，设法收回。国民党军政人员，凡愿参加生产的，分配土地、农具、种子，让他们种地谋生。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数百万失业人口，我们正在组织生产，逐步解决就业。
在人民政府下面，凡能从事生产的都有饭吃，不能从事生产的老弱孤寡由政府设法救济。
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我们是艾奇逊反革命谬论的驳斥者，我们相信革命能改变一切，一个人口众多、物产丰盛、生活优裕、文化昌盛的新中国，不要很久就可以到来，一切悲观论调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文/欧洲金靴，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公众号“金靴主义”，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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