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左翼文化版图上，刘继明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他既是作家，也是编辑；既是思想者，也是组织者。从1990年代的先锋写作，到新世纪的底层叙事，再到近年来的“马列毛主义”转向，他的思想轨迹呈现出清晰的“一路向左”路径。而贯穿这条路径的一条重要线索，是他对左翼文化阵地的持续创建——从自筹资金创办《天下》杂志，到创办和主编《中流丛刊》，再到主持写作研修班、运营自媒体，刘继明以“游击战”的方式，试图为边缘化的左翼声音开辟生存空间。这一过程，既是左翼文化在“后革命”时代的突围实践，也是一位知识分子从“作家”到“战士”的身份蜕变。
一、《天下》时代：“超越左右”的理想主义实验
2011年，刘继明自筹资金创办了《天下》杂志。据当时的媒体报道，这本杂志被誉为“北有《读书》，南有《天涯》，中部有《天下》”。这个定位本身就透露了刘继明的雄心：他希望打造一个能与京沪两大思想文化重镇鼎足而立的言论平台。
《天下》的编委构成颇具特色。上面的作者既有汪晖、黄纪苏、孔庆东这样的左派，也有萧功秦、秦晖、许纪霖这样的右派。这种“左右共治”的格局，体现了刘继明当时“超越左右，重建共识”的理念——在思想界日益撕裂的年代，他试图搭建一个多元对话的平台。
这一理念与他当时的创作阶段相吻合。在《人境》出版之前，刘继明正处于从“文化关怀”向“底层叙事”过渡的时期。他虽然已经左转，但仍保持着对“多元视角”的开放态度。创办《天下》的尝试，更像是一位左翼知识分子对“公共论坛”理想的实践——他希望在一个左翼主导的平台上，容纳不同立场的对话。
然而，这个理想主义的实验只持续了不到两年就停刊了。停刊的原因，既有资金等外部因素，也折射出“超越左右”这一理念本身的困境：当左右阵营日益极化，“中间地带”的生存空间被急剧压缩。其中还有一段插曲，2012年《天下》因资金短缺濒临停刊时，经旅美学者李陀牵线，刘继明专程赴京和被称为新左派领袖的清华大学教授，高等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汪晖商谈联合办刊事宜，合作意向都已达成一致了，却因与广西某杂志社合作的刊号收回，致使这次本来可以让《天下》起死回生的机会半途而废了。
《天下》的停刊，对刘继明是一个重要的“祛魅”经验：在“文坛堕落成一个蝇营狗苟的名利场乃至‘铁三角’的一部分”时，试图在体制内或体制边缘搭建“桥梁”是徒劳的。这一认知，为他后续更激进的“游击战”埋下了伏笔。
二、决裂时期：从作家到“游击队员”
2017年是刘继明思想转向的关键节点。这一年，他因在网上公开举报湖北省作协副主席、文学院院长陈应松涉嫌违纪问题，引发了与方方、陈应松之间的名誉权纠纷。这场官司最终以刘继明败诉告终。但对他而言，这次事件的意义远超法律层面的胜负。他后来在《致你们》一文中写道：“当文坛堕落成一个蝇营狗苟的名利场乃至‘铁三角’的一部分时，我毅然掷出了手中的投枪。从那一刻起，我不再只是一名作家，而是成为了一名战士或游击队员。”
“游击队员”这个比喻，最初来自张承志记叙切格瓦拉的某篇文章，意味着放弃在体制内争取话语权的幻想，转而采用灵活的、边缘和非体制化的斗争方式。这一转变体现在多个层面：
在传播渠道上，他不再寄望于“体制内那些纸质杂志”，而“主要通过网络，将它们作为发布作品及相关信息的主要平台——不仅仅是平台，而且是阵地，或者战壕”。他开通了微博和个人公众号，以《随想录》系列微博体随笔进行思想传播，用“碎片化、通俗化和高互动性的形式”降低左翼思想的传播门槛。
在组织形态上，他与主流文坛公开决裂。2019年，他因“行使举报权利方式不当”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后，离开武汉，远走英伦，闭关写作《BlackandWhite》，开始了“思想上的自我放逐与重建期”。这一时期的他，不再是湖北省作协副主席，尽管还保留正高二级专业作家的身份，但他在写作立场上业已转变为一个“脱体制”的独立知识分子。
在精神认同上，他完成了从“左翼作家”到“马列毛主义者”的蜕变。俄乌战争成为“关键催化剂”，使他“彻底摆脱‘纯文学’影响，明确以无产阶级立场进行创作”。他开始系统批判“民族主义左派”（民左），认为其“混淆阶级本质”，并“重建共产主义信仰”。
这一系列转变，构成了从《天下》到《中流丛刊》之间的“过渡带”：《天下》时期的他还在寻求与体制和自由派对话，而决裂之后的他，已经做好了“独自面对群狼撕咬”的准备。但一个孤立无援的“游击队员”能走多远呢？
三、《中流丛刊》：接续传统，再造阵地
2020年8月，大型思想人文杂志《中流丛刊》创刊。这个时间点耐人寻味——由于疫情，刘继明滞留英国，对外称“在一个远离武汉的海岛上闭关写作”，他与方方、陈应松的官司尘埃落定不久，《Black and White》刚写完第一部，正是他思想左转的关键期。
《中流丛刊》的命名本身就是一种宣言。《中流》是魏巍在1980年代创办的杂志名称，魏巍临终前留下“继续革命，永不投降”的遗言。刘继明沿用这一名称，显然意在接续魏巍所代表的“老左翼”传统——那个在革命退潮后依然坚守“继续革命”信念的传统。
与《天下》的“超越左右”不同，《中流丛刊》的定位旗帜鲜明：以“马列毛主义为根本宗旨”——创刊词中列举的包容对象包括“传统马克思主义、青年马克思主义、毛左派、自由主义左派、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及民主社会主义、托派等”。这种“左翼统一战线”的构想，与《天下》的“左右对话”有本质区别：它不再寻求与自由派对话，而是试图在左翼内部构建多元对话的平台。
创刊号的两个专辑——“纪念魏巍”和“回到马克思”——清晰地标示了刊物的精神坐标。“纪念魏巍”是对左翼传统的致敬与接续，“回到马克思”则是对理论根基的重申。创刊号作者阵容堪称豪华：魏巍遗作、萨米尔·阿明、汪晖、张承志、李陀、曹征路、刘继明本人等。张承志的评价言简意赅：“多了一个阵地，太好了！”
“阵地”这个词再次出现。从《天下》到《中流丛刊》，从“平台”到“阵地”，话语的转换折射了刘继明对左翼文化实践性质的重新理解：这不再是中立的“思想市场”，而是立场鲜明的“斗争前线”。
尽管《中流丛刊》只出了四期，就被勒令停刊，刘继明因此受到了第二次党纪处分，但对他来说却意义重大。正是从《中流丛刊》开始，刘继明的影响从以前的文学界破圈而出，成为了一名具有鲜明政治立场的左翼公共知识分子，而不再只是一个体制内作家，用他自己的话说，成为了一名马列毛主义者。
四、从阵地到“造血”：写作研修班与红色写手培养
阵地需要人守，思想需要人传。如果说《中流丛刊》是刘继明打造的文化“堡垒”，那么写作研修班则是他建立的文化“军校”。
几乎是在刘继明的敌人为他受到第二次处分弹冠相庆时，《Black and White》出版了，以一种非主流的方式。不久，刘继明主持创办了写作研修班，明确提出培养“红色写手”的目标。在第三届写作研修班开班式上，他阐述了自己的理念：“参加咱们这个班的学员，首先应该是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愿意用自己的写作为无产阶级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而不是为了个人成名成家。”
他提出了著名的“写作三关”——感情关、立场关、语言关，要求学员“将这‘三关’有机地统一到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成为一名真正为无产阶级站台，为劳动人民发声的红色写手”。这种系统化的培养机制，与传统的文学教育形成鲜明对比：它不再追求“文学性”“艺术性”等专业主义标准，而是明确将写作定位为“斗争”的形式——“每一个称得上红色写手的写作者都是一名战士”。这意味着，刘继明不仅自己用笔在为重建信仰而战斗，还在有意识地培养接班人，将个人的左翼实践转化为组织化的、可持续的文化运动。
与此同时，他也在积极探索新的写作形式和传播路径。他的微博体随笔《随想录》系列，“采用短小精悍、语言通俗且富有感染力的风格，将复杂的左翼理论转化为日常可读的文本”，在青年群体中产生了较大影响。有评论认为，这种写作“通过碎片化、通俗化和高互动性的形式，显著重塑了左翼思想的传播路径与效果”。用刘继明自己的话来说，这是一种“全新意义上的写作”，其“书写方式以及传播媒介”都与传统文学生产“发生实质性的改变”。
五、破圈与困境：左翼文化阵地的当代命运
从《天下》到《中流丛刊》，再到写作研修班、自媒体矩阵，刘继明对左翼文化阵地的创建也经历了一个明显的“破圈”过程：
传播载体上，从精英杂志（《天下》）到大众杂志（《中流丛刊》），再到网络随笔与社交媒体，传播门槛不断降低，受众面不断扩大，呈现出明显的破圈态势。
思想立场上，从“超越左右”的自由主义左翼，到“马列毛主义者”，立场越来越明确，战斗性越来越强。
实践形态上，从个人化的编辑工作，到组织化的写作研修班，左翼文化生产正在从“游击队”向“正规军”演化。
然而，无论是个人影响力“破圈”，还是文化阵地“破圈”，刘继明都不得不面临新的困境。首先是体制的打压：他耗费巨大心血完成的新作在国内被禁，只能“以电子版等形式传播”。2025年4月，《Black and White》在美出版（外媒称之为“时间证词的文学远征”），开始进入国际视野。正如刘继明在英文版后记中写道：“它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不仅让一部文学作品从被格式化的空间释放出来，还意味着对某种朴素的阶级正义和人文精神的坚守仍然会受到尊重。”尽管如此，这部作品的传播面与本土主流文化市场已基本隔绝，只能以读书会等私人阅读形式，在民间“悄悄流传”。但正如孔庆东所言，这部作品不仅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大收获，还“在对历史的挖掘和对历史的挖掘上远超大多数诺贝尔文学奖作品”，其出版史、阅读史和传播史也构成了一部独特历史——一种从主流文化缝隙中“破圈”的抗争史。
其次是受众的“回音壁”效应：左翼文化阵地的读者大多是“自己人”，思想的传播更多是在同温层内循环，难以真正进入更广泛的公众视野。刘继明在《致你们》中坦言，支持者可能是“为数很少的‘一小撮人’”，也可能是“一个庞大的令人吃惊的，群体”——这种不确定性，反映了左翼文化在当下中国社会的尴尬境遇。
最后是体制的持续高压：面对封号禁言以及党纪处分等打压，刘继明在《随想录》中写道：“除了死亡，任何力量都不可能击垮我”“对于一个信仰共产主义的作家，思想表达的权利高于一切，坚守信仰比生命更重要”——这种悲壮的宣言，既是对权力的回应，也暗示了生存环境的严酷性。
结语：阵地的意义与限度
从《天下》到《中流丛刊》，再到“红色写手”培养计划，刘继明对左翼文化阵地的持续建构，构成了当代中国左翼文化图景中一个独特而重要的章节。它展示了一位知识分子在“告别革命”的时代，如何继承20世纪三十年代以鲁迅为代表的“左联”文艺传统，通过办杂志编书等文化阵地建设来传承进步思想薪火的曲折乃至悲壮历程。
在某种意义上，刘继明走的是一条与张承志相似的道路。他曾在《七十岁知青，或人民的修辞》一文中说，张承志“是在他作为一名作家的声誉如日中天时，‘退职停薪’，与主流文坛分道扬镳的”，而他自己的选择“太迟了，并且有一种‘逼上梁山’的味道”。与张承志独行侠式的“个人精神朝圣”相比，刘继明更强调组织化的阵地建设——从杂志到写作研修班，他试图将左翼文化生产从“个人行为”转化为“集体事业”。
然而，阵地的意义与限度同样明显。它能够为底层和边缘人才提供庇护所，能够维系左翼思想传统的连续性，能够在“主流”之外开辟另类空间——但它能否真正改变权力格局、影响更广泛的社会大众，仍然是一个严峻的问题。更何况，他还要时刻准备应对来自权力以及敌人不断泼来的脏水和射来的明枪暗箭呢？
刘继明曾在《致你们》的结尾写道：“我说了，我做了，我拯救了自己的灵魂。”这句话道出了他的写作和创建文化阵地的深层动机：重要的不是胜利，而是在“涨潮的海上”继续划桨的行动本身。正如他写于2021年的长文《思想简史：一个时代的蛻变（2001- 2021 )》中所说：“左派的奋斗目标依然遥不可及，但其意义就在于存在本身；斗争也许不可能在短期改变现实，却能防止社会完全被资本集团俘获，朝极端化的方向发展，从而为无产阶级的成长和壮大，争取更多的时间和空间。”
从这个意义上，他创建左翼文化阵地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抵抗——对遗忘的抵抗，对同化的抵抗，对历史终结叙事和一种单极化社会结构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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