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马克思所说的“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并不是指原始社会，而是指从原始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历史时期，只有从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人的解放”主题的探寻、“真正的人类历史”有何特征等方面才能获得对其科学的理解。“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的规范性意蕴不仅表现为作为批判尺度的规范性——对旧式社会规范批判的价值评判，还表现为作为历史目的的规范性——发现人类社会发展必然规律的价值指向，更表现为作为实践目的的规范性——实现人类社会发展的价值理想。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希腊罗马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里所说的对抗，不是指个人的对抗，而是指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对抗；但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如何理解“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它有何规范性意蕴？这既是认清资本主义的历史地位及其发展趋势的理论前提，也是正确把握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认识论钥匙。只有阐明如上问题，“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与“世界历史发展”“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历史必然性”相互联系的图景才能得以完整呈现。
一、唯物史观视域中的“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
从马克思的文本看，“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并不是“文字出现前的原始社会”，而是从原始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历史时期。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及其发展的洞察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一社会基本矛盾为依据。马克思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既构成“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的物质生活方式，也是社会“对抗形式”的内在原因。马克思认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同时资产阶级“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对抗形式”的完成而告终，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在内的之前所有社会形态都是“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
首先，“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作出的正确理解。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批判了19世纪德国社会在思想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割裂，德国没有像英法等国那样通过资产阶级革命完成现实的社会变革，而只是在哲学领域中超前地、思辨地“经历”了本应在现实中发生的现代历史变革。马克思指出：“正像古代各民族是在想象中、在神话中经历了自己的史前时期一样，我们德国人在思想中、在哲学中经历了自己的未来的历史。”如果说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深刻意识到只有哲学批判而没有进行现实批判，真正的人类社会历史变革就不可能实现；那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则清晰地论证了从哲学批判走向政治经济学批判以及社会革命的必要性与现实性：“德国人认为，凡是在他们缺乏实证材料的地方，凡是在神学、政治和文学的谬论不能立足的地方，就没有任何历史，那里只有‘史前时期’；至于如何从这个荒谬的‘史前历史’过渡到真正的历史，他们却没有对我们作任何解释。”这里所言的“德国人”，无疑是指黑格尔和青年黑格尔派。在黑格尔看来，“历史这一名词联合了客观的和主观的两方面，而且意思是指拉丁文所谓‘发生的事情’本身，又指那‘发生的事情的历史’。同时，这一名词固然包括发生的事情，也并没有不包括历史的叙述。我们对于这种双层意义的联合，必须看做是高出于偶然的外部事变之上的；我们必须假定历史的记载与历史的行动和事变同时出现”；而“那些显得如此广泛的大事变，是属于历史范围之外的；实际上是先于历史的”。黑格尔的意思再清楚不过了，即没有“历史的记载”就没有历史。黑格尔强调：“各民族在有史以前经历的那些时代——我们可以想象它们为多少世纪或几千万年——也许它们曾经充满了革命、游牧迁徙和最稀奇的变迁——因为它们没有主观的历史叙述，没有纪年春秋，所以也就缺少客观的历史。我们用不着假定，这些时代的记录已经在意外事变中消失掉了。我们宁肯说，因为它们的存在是不可能，所以我们无从得到。”黑格尔把人类早期历史粗暴地排除在“历史”之外，这样，历史被任意裁剪，成了被随意涂抹和装扮的“小姑娘”。
马克思在批判德国哲学革命先行而实践落后的同时，对如何“过渡到真正的历史”作出了唯物史观的论证——这就是肯定“生产物质生活本身”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马克思认为，判断一个变革时代“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马克思透过历史表象进一步探寻并发现了历史深处的“动力的动力”，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它决定了社会形态由低级向高级的发展。
其次，“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是在对“人的解放”的主题探究中形成的科学论断。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指出：“任何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于人自身”，而“政治解放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市民社会的成员，归结为利己的、独立的个体，另一方面把人归结为公民，归结为法人”。可见，政治解放“不是一般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真正的人的解放是实现从奴役制中挣脱出来。“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资本主义创造了巨大的生产力，“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是，“包含着现代的一切冲突的萌芽”的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使异化、剥削和危机达到顶峰，“人的解放”没有实现，资本主义仍然处于“史前时期”——只不过是其最后阶段。
最后，“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是基于“真正的人类历史”的理解而作出的判断。其一，“真正的人类历史”在于“人类”主体的价值定位和价值指向。在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视域中，“人类”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其主体构成是以“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为本质特征的“现实的人”，并以消灭阶级对立后实现所有人的普遍价值为价值基础、以各民族普遍交往与相互依存为关系准则而建构起的自由人联合体。在阶级社会中，由于存在着阶级利益和民族国家的局限性，不可能实现真正的“人类”发展，只有共产主义才能真正从“人类”出发。马克思的“人类”蕴含着终极价值的目标追求，即通过改造社会关系、消除异化劳动，实现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其二，“真正的人类历史”是摆脱客观规律的盲目支配的社会形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尚未能够自觉地、集体地掌握社会发展的规律，社会进程受商品生产、阶级矛盾、剩余价值规律等力量的主导，人类依然被一种异己的力量所左右。只有当私有制被消灭，人类能够有计划地、自觉地组织社会生产，劳动不再是谋生手段，而成为自由创造和自我实现的途径，“真正的人类历史”才能启航。其三，“真正的人类历史”是消除阶级对立和剥削的社会状态。历史上的阶级社会中，剥削阶级凭借其所占有的生产资料和在生产体系中所处的统治地位，以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两种主要方式对被剥削阶级实行残酷压榨和掠夺。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是“真正的人类历史”的题中之义。其四，“真正的人类历史”是人的异化状态的彻底消除，人成为自身社会关系的真正主人。在资本主义剥削制度下，异化劳动导致了人的种种异化，进而导致人丧失了类本质和类能力，这种社会共同体不是真正的共同体，人类历史没有真正开始。在马克思的视域中，只有彻底消除人的种种异化，人类从被动受社会关系支配的异化状态中解放出来，进而能够自觉、自由地支配和创造自己的社会关系，人类历史才能真正开启。
二、“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的规范性意蕴
“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不是一个简单的描述性叙述，而是蕴含着如何超越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迈入“真正的人类历史”的规范性诉求，即对“应该是什么”的价值判断和“应该怎么做”的价值指向和行动愿望。具体而言，其规范性意蕴不仅表现为作为批判尺度的规范性——对旧式社会规范批判的价值评判，还表现为作为历史目的的规范性——发现人类社会发展必然规律的价值指向，更表现为作为实践目的的规范性——实现人类社会发展的价值理想。
1、价值评判：对旧式社会规范的批判
马克思对“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中压制人的发展的旧式社会规范（尤其是资本主义社会规范）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首先，在对旧分工的批判中揭示旧式社会规范造成人的片面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分工的各个不同发展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在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方面的相互关系。”恩格斯驳斥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美化“机器对工人有利”的论断：“由于我们的文明，分工无止境地增多，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工人只有在一定的机器上被用来做一定的细小的工作才能生存，成年工人几乎在任何时候都根本不可能从一种职业转到另一种新的职业，这一点为什么经济学家又忘记了呢？”资本主义分工使人成为机器的附庸，“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不是否定分工，而是主张消灭将人禁锢在狭隘领域并压抑人的多样性潜能的旧式社会分工，“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
其次，在对异化的批判中剖析旧式社会规范使人背离自身本质。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异化进行了深刻批判。一是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相异化。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就越强大，“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二是人同自己的生命活动相异化。工人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三是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人是有意识的类存在物，异化劳动却使人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活动被压抑，人沦为一种工具性存在。四是以上三种异化直接导致人同人相异化，即异化状态下社会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利益关系，人与人处于相互对立的关系之中。资本主义私有制将这种异化合理化为“自然秩序”，阻碍了人的全面发展。
再次，在对商品拜物教的批判中揭露旧式社会规范掩盖人的真实关系。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商品形式“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与物之间的社会关系”，私人劳动的社会关系“不是表现为人们在自己劳动中的直接的社会关系，而是表现为人们之间的物的关系和物之间的社会关系”。在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中，人们不是崇拜人而是崇拜物。在商品交换中，货币逐渐取得了一种绝对权威，商品拜物教演变为货币拜物教，社会权力由货币本身来定义。与此同时，还出现了资本拜物教、利息拜物教、地租拜物教等，物化逻辑渗透到生活的各个领域，人们用交换价值衡量一切。拜物教造成了人的更深程度的异化，人的社会性和创造性被束缚和压制。如何消除拜物教？马克思指出：“只有当社会生活过程即物质生产过程的形态，作为自由联合的人的产物，处于人的有意识有计划的控制之下的时候，它才会把自己的神秘的纱幕揭掉。”
最后，在对意识形态的批判中揭露旧式社会规范造成人的精神压制。马克思深刻批判了旧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社会意识。这些意识本质上是维护阶级统治的意识形态工具，在实际效果上造成了对人的精神压制。其一，统治阶级总是试图“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从而美化剥削关系。无论是贵族统治时期倡导的“荣誉、忠诚”，还是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倡导的“自由、平等”，其目的不过是为了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其二，统治者构造思想统治的秩序，旨在压抑被统治者的意识。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这种证明精神在历史上是最高统治者的“全部戏法”：思辨哲学把思想看作“概念的自我规定”，为了消除这种“自我规定着的概念”的神秘外观，便把它变成历史的创造者和统治者的“自我意识”，由此得出“历史上始终是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结论，并力图证明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的联系，因而思想统治具有某种秩序。思辨哲学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同生产方式的一定阶段所产生的各种关系分割开来，这样“就把一切唯物主义的因素从历史上消除了，就可以任凭自己的思辨之马自由奔驰了”。宗教宣扬“顺从命运”便是统治者进行思想统治的一种典型方式。马克思指出：“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情感，正像它是无精神活力的制度的精神一样。”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的绝对命令：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其三，统治阶级制造的“虚假意识”，目的是使人接受现有的权力结构为“永恒真理”。统治阶级制造出看似客观、普遍的价值体系（如自由、正义、平等、博爱等），其虚假性并非因为它是纯粹的谎言，而是“资产者的假仁假义的虚伪的意识形态用歪曲的形式把自己的特殊利益冒充为普遍的利益”。列宁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充当“牧师的职能”进行了深刻批判，“牧师的使命是安慰被压迫者，给他们描绘一幅在保存阶级统治的条件下减少苦难和牺牲的前景”。被压迫阶级如果无法认清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欺骗性和虚伪性本质，就无法认清自身被压迫的根源。
2、价值指向：发现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马克思批判旧式社会规范对人的发展造成的种种压制，其目的在于阐明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指明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
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的最后一个形态，其固有的内在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必然要被社会主义代替。《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现在像一个魔法师一样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术呼唤出来的魔鬼了。”资本主义越是发展，社会化生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的不相容性越鲜明地表现出来，这就导致了不断发生的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已然证明：“一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暴露出它没有能力继续驾驭这种生产力。另一方面，这种生产力本身以日益增长的威力要求消除这种矛盾，要求摆脱它作为资本的那种属性，要求在事实上承认它作为社会生产力的那种性质。”也就是说，要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只能用新的社会生产方式取代它。这样，“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就体现为“两个必然”的规律，即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当然，“两个必然”的实现需要相应的社会历史条件。当今时代，尽管资产阶级由生产力的解放者日益变成阻碍者的颓势已经显露，但资本主义制度通过自我调节还能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一定的空间。“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列宁在批判分析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发展在各个国家的不平衡性之后也得出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
3、实践目的：实现人类社会发展的价值理想
“历史经济的动因”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走出“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实现人类社会发展的价值理想内含两个实践目的——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自由人联合体的建构，必须从“历史经济的动因”中加以确证。
一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全部人类历史无疑以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为前提，因此实现人类社会发展的价值理想首先就以实现“人的解放”并达致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实践目的。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无产阶级只有把“否定私有财产”提升为“社会的原则”，人的解放才能掌握强大的物质武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阐明了废除导致人的异化的私有财产关系的观点。马克思以“异化劳动”为批判对象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异化现象，从而阐明了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理想：“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
二是建构自由人联合体。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世界历史的形成和发展为构建自由人联合体提供了条件和路径，其“自由人联合体”的世界图景中内含三个逻辑相扣的问题。（1）何为世界历史？在黑格尔看来，历史是理性（世界精神）自我实现的过程。黑格尔主张以哲学的方法探寻历史的内在意义，将历史理解为理性向自由目标迈进的“矛盾—扬弃”的合目的性过程和辩证发展过程。马克思接受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是一种合理过程的观点，但是批判了他将世界历史视作“自由意识的进展”的观点，反对他对世界历史的哲学理解方法。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对社会主义的人来说，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马克思把世界历史理解为人的类本质的自我异化及其扬弃的过程深受黑格尔“异化与复归”的思辨逻辑影响，但他将世界历史归结为人的历史是马克思对黑格尔观点的巨大超越。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将世界历史的动因归于物质生产实践，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和交往的普遍化推动了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成为桎梏，然后又为另一种交往形式所代替。”物质生产实践及其造成的普遍交往的充分展开推动了世界历史的形成。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由此，“世界历史”获得了物质生产的历史规定性。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肯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世界历史”形成的关系，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进一步完成了对世界历史的经济学论证，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展了世界历史，这一进程本身也是资本主义矛盾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展。（2）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是什么？资本主义开创了世界历史，但充满着矛盾，共产主义才是世界历史的自觉完成，因为共产主义作为“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蕴含着真正普遍的人类解放逻辑。资本主义创造的坚实物质基础与普遍交往促成了世界无产阶级的联合，为实现自由人联合体准备了条件。因此，“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共产主义成为世界历史的必然发展趋势。（3）自由人的联合体如何实现？马克思认为，作为“世界历史性事业”的共产主义以各个人的“世界历史意义上的存在”为前提。资本主义创造了世界市场、普遍交往和高度社会化的生产力，同时也塑造了具有“世界历史性”意识的革命主体，即在资本主义体系中“没有祖国”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的存在及其革命性不是地域性的，而是针对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因此，人类的解放不是局部的实现，而是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推翻全球资本主义秩序。马克思恩格斯因此说：“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走出“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
三、“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规范性意蕴的启示
“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的规范性意蕴表明：只有当“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就是说，作为一个总体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只有当“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目标开始在社会发展实践中逐渐展开，人类社会历史才会迈出真正的步伐。
1、世界历史的当代审视
马克思的“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论断为我们观察、分析和直面当今世界发展问题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从历史进程看，当前资本主义世界仍处于“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经济全球化、科技革命并未改变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人类仍需努力应对异化、贫富分化、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等挑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尤其是取得伟大建设成就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指引着人类走出“史前时期”迷瘴的实践路向。
从深层矛盾看，资本主义全球化在本质上是“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的资本逻辑在全球空间扩张的结果，它在创造世界普遍交往和巨大生产力的同时，也造就了日趋严重的剥削、经济危机和矛盾冲突，加剧了全球发展的经济风险和不稳定性。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矛盾主要表现为三种：一是效率与安全公平之间的矛盾。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依然主导制定贸易和竞争规则，进而主导经济全球化进程，而发展中国家陷入资金匮乏、债务沉重、贸易条件恶化和金融风险增加的不利地位。二是全球治理与国家主权之间的矛盾。近些年美国推行“美国优先”政策对国际政治经济规则造成冲击、国际组织协调功能弱化、全球社会风险治理的国家之间信任脆弱化，这些导致了全球治理合作的“碎片化”。三是经济扩张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矛盾。随着发达国家产业链升级，其高污染高能耗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资源短缺和生态污染，进而加剧了全球社会发展的不平等。在复杂现代性的发展境遇中，我们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为我们观察和分析这些问题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武器。
从世界之变的现状看，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和文化多样化使得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这样的大变局不是一时一事、一域一国之变，是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世界之变的推动力量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国家之间围绕地理空间、资源与权力展开的地缘政治与战略博弈愈加明显，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在日趋激烈的竞争博弈状况下，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进步潮流更加深入人心。二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处于实现重大突破的历史关口，以数字化和绿色化为两大核心驱动力的技术—产业范式革命催生了大量的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人工智能、大数据、量子技术、基因技术、新能源技术等前沿科技深刻改变着人类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三是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变革加速推进。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扩大国际话语权的要求愈加强烈，改革现有规则和体系、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呼声日渐高涨。正是在世界之变力量的推动下，实现经济全球化从资本逻辑主导向以人为本、普惠包容、多元合作的发展，成为开创世界历史新境界的必然选择。
2、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定位
“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论断作为一种规律性判断，为人类社会发展指明了方向：世界历史发展将促使全世界无产阶级走向联合，并推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取得全球性胜利。
如果说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德意志意识形态》《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等文献中，马克思对“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的相关论述勾勒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那么，在《人类学笔记》中，马克思则以历史实证材料佐证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实现了对人类社会历史经验分析的范式转变，进一步阐明了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是其初级阶段）发展的规律性。在《人类学笔记》中，马克思对原始社会形态、家庭制度演变及东方社会发展道路进行了批判性分析。一是将物质资料与人自身的“双重生产”作为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通过分析家庭形态演变揭示氏族制度解体规律。二是揭示世界历史发展遵循着“三重逻辑”，即物质生产逻辑、精神生产逻辑、社会结构逻辑，从而科学地证明了人类走向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必然性。三是论证了历史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为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提供了历史依据。马克思晚年对“史前时期”的实证研究，尤其是针对俄国农村公社提出了一种非资本主义发展可能，从而明确批判了将社会发展简单归结为单一线性模式的错误。正如列宁指出的：“一切民族都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切民族的走法却不会完全一样，在民主的这种或那种形式上，在无产阶级专政的这种或那种形态上，在社会生活各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速度上，每个民族都会有自己的特点。”
世界社会主义在21世纪迎来了新的历史发展机遇。中国、越南、老挝、古巴、朝鲜以及拉美的一些国家，推进了社会主义在21世纪的振兴。作为体现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实践范本，中国在经济和社会等领域取得的巨大成就有力地证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可行性和有效性。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摆脱“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逻辑，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确证了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方向定位的准确性。
3、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式现代化没有走西方资本主义的老路，而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致力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这实质上是在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大国探索如何更快更好地跨越“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实践。
其一，在发展理念上必须以实现发展主体的自由与平等为核心要义。马克思将人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为“人的依赖关系”“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三个阶段。与“人的依赖关系”阶段（即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相对应的是“自然性共同体”，这样的共同体是狭隘的。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即资本主义社会）相对应的是“虚幻共同体”，社会关系以物化或强制性的统治形式出现，所谓的“共同利益”掩盖了阶级剥削和冲突。显然，在前两个阶段中人没有能够成为自身社会关系的主人，只有超越以资本为中心的发展逻辑，实现发展主体的自由和平等，人类文明新形态才能实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占有劳动并控制整个社会，不可能实现人与人之间的自由和平等；在国与国的关系上，全球资本主义在资本逻辑主导下奉行财富掠夺和殖民扩张的发展原则——这种“国际剥削”机制已然不是简单的“以强欺弱”，而是通过对全球生产、贸易、金融和技术体系的全方位嵌入，建构不平等的经济政治关系，长期系统性地占有和转移发展中国家或边缘国家的财富，导致并持续巩固全球范围的不平等。可见，实现发展主体的自由与平等，这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主体基础。只有消除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剥削，走向“真正的共同体”才能迈出坚实步伐。
其二，在发展目标上强调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如果说自由、生存、尊重等要素是从个体性的“匮乏性需要”、“自主性需要”和“价值意义需要”维度定义美好生活，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还应该从社会发展维度对美好生活进行诠释。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实现美好生活就是要解决城乡发展、区域发展、产业结构、创新能力、收入分配、公共服务等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问题。
其三，在发展模式上必须破除西方发展模式的“新式奴役”。长期以来，西方发展模式主导世界发展，但其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结构性弊端日益凸显，并在经济、政治、社会和对外关系等领域引发持续危机。一是发展以资本增殖为中心而非以人的全面发展为中心，突出地表现为技术资源垄断的“技术封建专制”和全球化产业链中“现代性奴隶制”，造成了严重的社会贫富分化和人的异化。正如马克思所言：“在这个直接处于人类社会实行自觉改造以前的历史时期，人类本身的发展实际上只是通过极大地浪费个人发展的办法来保证和实现的。”二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导致难以避免的经济危机，并带来经济结构的系统性风险。在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下，“财富的社会化生产与风险的社会化生产系统相伴”，“生产力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指数式增长，使风险和潜在自我威胁的释放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三是财富极端分化造成一些西方国家的“政治失能”和治理能力下降。政治被资本力量左右、民主被金钱操纵、政党被利益集团控制，进而导致民众的政治信任度降低、社会矛盾激化。与西方发展模式不同，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强调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在发展动力上强调激发广大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并以制度保障创新；在财富分配上强调“先富帮后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社会治理上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在国际关系上强调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实现自身发展与世界和平发展的良性互促。
其四，在发展道路上必须走可持续发展之路。马克思指出，实现“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得以发挥”的“真正的自由王国”，首先必须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就是说，“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在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进程中，自然界被看作人类征服和改造的对象，这造成了严重的生态环境破坏。恩格斯对人类的征服行动作出告诫：“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拒绝走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掠夺式发展道路，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走出“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是一个“进行时”而非“完成时”的实践过程，需要全人类共同应对经济、政治、社会、技术、生态、伦理等普遍性挑战，实现从“生存竞争”到“智慧共生”的新文明的阶段性跃迁。毋庸置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为实现这个超越提供了具体路径和实践参照。
【参考文献】
[1]《习近平著作选读》第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年。
[2]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世界社会主义五百年（党员干部读本）》，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14年。
[3]韩庆祥：《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24年。
[4]陈忠：《发展伦理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
[5]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22年。
（作者单位：浙江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来源：昆仑策网【授权编发】，转编自“马克思主义研究”微信公众号，注释从略；图片来自网络，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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