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十年论战”中，毛主席跟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围绕斯大林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尽管历史上斯大林给中国革命曾经出过不少坏主意，对毛主席进行了长期的打压，两人在感情上并不融洽，可是，当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上作了全面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后，毛主席却挺身而出，坚决地为斯大林“辩护”，反对赫鲁晓夫这种全面否定斯大林的做法，以一种公正的态度指出：虽然斯大林犯了严重错误，但总体上仍然不失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一个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坚强战士。毛主席在世时，这个观点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全党的共识。至少在中共内部，对斯大林的评价似乎可以“盖棺论定”了。
然而，毛主席不这么看。在关于斯大林问题的分歧刚一出现不久，毛主席就说：“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问题，曾经引起了世界各国一切阶级的反响，至今还在议论纷纷。各个不同的阶级，代表各个不同阶级的政党或政治派别，意见不同，估计在本世纪内，这个问题还不可能作出定论。”
后来事情的发展果然如毛主席所料。在伟人逝世之后不久的上世纪末，中国的理论界刮起了一股要把这个旧案重新翻过去的潮流。查阅《知网》，当时发表的大量的相关论文，大多数都对中共原有的共识持反对态度，他们提出了“斯大林模式”这个概念来概括斯大林在苏联长达30年的执政行为，声称“必须彻底否定斯大林模式”。可是，究竟什么是“斯大林模式”，其确切的定义和内涵是什么，这些理论家们陷入一片争论不休的混乱之中。苏联解体后，这些专家学者在“斯大林模式”与苏联解体之间的关系上又掀起新的争论——有的说是”斯大林模式导致苏联解体”，有的则说是“否定斯大林模式导致苏联解体”。
在这些众说纷纭的论争中出了不少奇谈怪论，有的连基本的历史事实与逻辑也不顾。其中最典型的一种论调是：毛泽东曾经提出“以苏为鉴”，试图走一条有别于斯大林模式的发展之路，可是到了公开大论战时期，毛泽东从原来正确的立场上后退了，否定了他本人对改革斯大林模式的积极认识。
毛主席究竟是怎么看待斯大林问题的，他在斯大林问题上的态度真的有什么“反复”或“后退”吗？
我们来回顾一下历史。
第一，在赫鲁晓夫作了全面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后，毛主席就主持撰写了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予以回应，明确指出，在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历史，就其“首要和基本的方面”来说，“是一个伟大的成功”，体现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
文章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论证了这个结论：“苏联在革命以后的三十九年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就。随着剥削制度的消灭，苏联消灭了经济生活中无政府状态，危机和失业。苏联的经济和文化，以资本主义国家所不能比拟的速度向前发展着。它的工业总产量，在一九五六年已经达到革命以前最高年份一九一三年的三十倍。革命以前工业落后、文盲众多的国家，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个工业强国，拥有世界上先进的科学技术力量和高度发展的社会主义文化。”
文章指出，斯大林执政时期的基本经验，完全符合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基本点——共产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消灭剥削制度和对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度，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文化。而对于斯大林所犯的错误，文章指出其根源在于脱离人民群众，违背民主集中制。文章中特别强调了毛主席一贯主张的群众路线，指出凡是违背这条路线的，就必定会犯错误。
由此可见，毛主席从一开始就坚决地捍卫斯大林政治生涯中的基本方面，从来就不赞同用什么笼统的“斯大林模式”来做不加分析，混淆是非的评判。文章有针对性地强调：“如果一定要说什么‘斯大林主义’的话，就只能说，首先，它是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第二，毛主席确实提出“以苏为鉴”，他1956年在中央政治局作的重要报告《论十大关系》集中反映了“以苏为鉴”的观点：“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毛主席曾经反对“斯大林模式”的根据。
《论十大关系》提出“以苏为鉴”，主要在于调整计划经济中的各方面的关系，包括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等等。所有这些关系的调整，都是为了实现计划经济中各种比例关系的合理化和科学化，不是为了否定统一领导下的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经济的基本方法，而是为了完善这个基本方法。最根本的是，所有这些关系的调整都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前提下进行的。正如毛主席后来所说：“一九五六年四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这里所讲的“原则”，在本质上与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文章中所指出的斯大林社会主义建设的“首要和基本的方面”是一致的。
毛主席认为必须“以苏为鉴”而有“自己的一套”，指的是什么？就是坚持群众路线。在发表《论十大关系》之前，毛主席花了41天的时间听取了国务院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在听取汇报过程中，毛主席多次批评了苏联的“一长制”，强调中国不能学这一套。《论十大关系》是这个调查研究的成果，其中心思想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首先就是要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报告提出调整各方面的关系，关注的一个重点是：“更好地供给人民生活的需要”，“ 关心群众生活，反对不关心群众痛痒的官僚主义”，批评苏联“把农民挖得很苦”，要“争取百分之九十的社员每年的收入比前一年有所增加”，工资“需要适当调整”，“主要加在下面，加在工人方面，以便缩小上下两方面的距离”。总之，国家利益和群众利益“都必须兼顾”，强调“这是一个关系到六亿人民的大问题”。
综上所述，在如何看待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这个问题上，毛主席的态度和观点是一以贯之的，没有什么反复，更谈不上什么“后退”。对于斯大林执政中贯彻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首要和基本的方面”，毛主席始终予以肯定，并与歪曲与丑化这些原则的思想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对于斯大林犯的错误，毛主席不仅反对，而且揭示其根源——就是背离群众路线和民主集中制。
那些制造出“斯大林模式”概念的人，他们所描绘的模式特征聚集于两个字——“集中”——“经济上高度集中，政治上高度集权，文化上高度划一”。在他们看来，集中，就意味着僵化，保守，独裁，集中就是最大的祸害，是一切祸害的根源。
可是，这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们似乎忘记了，《共产党宣言》说得很清楚，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就要“把一切生产工具集中在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手里”。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也说：“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
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是在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根源于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冲突，由此造成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必然导致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同时造成财富分配的极不公平及贫富两极分化，导致日益激化的阶级矛盾。与资本主义根本对立，社会主义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把一切生产资料集中地掌握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手里，以全体人民的共同利益为出发点，统筹兼顾，有计划按比例地安排生产。人们通常所说的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就是这种经济制度优势的体现。
要实现这样的经济制度，必须有代表全体劳动群众共同利益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即共产党的集中领导，而不能由代表各个不同阶级，不同阶层特殊利益的政治派别在政坛上为各自私利而勾心斗角。因此，毛主席一再强调：“党是领导一切的”。
要实现这样的经济制度，还必须使全社会利益一致，以共同富裕为目标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占据社会意识的主导地位，而不能让有害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肆意泛滥。只有这样才能凝聚社会共识，团结和动员全体人民积极投入社会主义建设。
由此可见，那种否定“斯大林模式”的论调，他们所攻击的“经济上高度集中，政治上高度集权(共产党的领导)，文化上高度划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占据主导地位）”，恰恰是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他们真正要否定的，正是社会主义本身。
然而，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重点并不在这里，因为对于一个共产党的干部大会来说，这些都是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常识。毛主席强调的是事情的另一面——集中制的异化所带来的风险——一个当时还不为人们所注意的问题。
毛主席说：“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不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的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毛主席以极其郑重的语气告诫全党：“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这个问题也是毛主席洞察苏共变化的结果，他从斯大林的错误到斯大林之后苏共的变化中发现了这个问题的现实危险性和严重性。
因为高度的集中，国家机关的各级官员就占有极大的权力。如果缺乏监督，他们不是用这个权力来为社会和人民服务，而是用来谋取私利，就极易产生腐败。一旦这种情况蔓延泛滥，就会形成与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根本对立的特权阶层新贵族，无产阶级集中制就会走向其反面，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
在斯大林的错误刚被揭露时，毛主席就敏锐地看到其错误的根源是背离群众路线。斯大林在“干部决定一切”的口号下推行“一长制”，由少数被称为“职业革命家”的精英垄断政治权力，而把广大人民群众视为被管理的对象。毛泽东说：“他们是讲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只讲专不讲红、只讲干部不讲群众”。苏联的政权名义上是全体人民的，但人民并没有管理国家的权利，只有少数高级官员说话才算数。
他们的干部制度，一长制代替了党内民主和集体领导原则；委任制代替了选举制，党内生活高度保密，等级森严，连一般党员都缺乏民主权利，更谈不上普通群众的监督。由此造成干部只向上负责而不向群众负责的官僚作风，培育出一批投机钻营的个人野心家。某些特殊机构，如国家安全机关，享有特殊的地位和权力，完全不受群众，党员，乃至党组织的监督，使他们得以有恃无恐地破坏法制而不受惩罚。
与此同时，资产阶级法权不仅没有受到限制反而不断扩大。如“九评”所说：“斯大林逝世以前，在苏联，已经对一部分人实行高薪制度，已经有一些干部蜕化为资产阶级分子”。事实上，苏共高级干部不仅享有远超普通群众的高薪，而且享有固定工资以外的特殊补贴和各种特权。
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教训时指出，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必须警惕旧的国家机器所遗留的“祸害”，必须“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也就是防止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斯大林在这个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才是对社会主义事业真正的致命性危险。
综合起来看，关于斯大林问题，毛主席的观点是——一方面，斯大林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这个历史功绩不容抹杀；但另一方面，斯大林忽视了上层建筑的继续革命，由此种下祸根。斯大林认为苏联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就已不存在矛盾，因而无视其国家机关里正在滋长着的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因素。斯大林的这个错误被他的继承人肆意扩展，以致形成了一个与人民群众根本对立的资产阶级新贵族。在这个新贵族的统治下，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也逐渐变质为由新贵族垄断的国家官僚资本主义。
与那些“斯大林模式”论者始终搞不清楚的混乱情况形成鲜明对比，毛主席对斯大林问题的分析，令人信服地解释了苏联这个国家是如何登上辉煌的顶峰，又是为何会走向衰败，并且预见到了苏联解体的结局。
面对苏联蜕变所引发的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前途的大问题，毛主席的晚年投入了他的全部精力和心血，去探索解决之道。在七千人大会上的报告中，他已经明确指出，唯一的途径就是实行人民群众“高度的民主”。可是，具体怎么实施，怎么落实？如何构筑一种有效防止国家机关蜕化变质的制度性安排？毛主席呕心沥血，进行了艰苦的探索。这个探索还没有完，是毛主席留给后人的极为重要的政治遗产。
【文/林之辛，作者原创投稿，授权红歌会网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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