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子珩墨
同志们好，我是子珩墨。
之前那篇关于上海国棉十七厂、关于那位曾经的临时工、托儿所保育员、普通女工崔根娣同志逝世的文章，不出意料地被“和谐”了。
这几天，后台涌进了很多同志的留言，让我重新发一遍。说实话，确实是发不出去了，平台有平台的红线和规矩。不过我也看到，咱们那篇文章已经被很多有心的同志和网站转载了，大家如果想看，可以去别的阵地找找。
既然那个特定的话题如此“敏感”，那我们今天就不去碰那些不可说的禁忌了。
千言万语，化作一句：一位见证了那个狂飙突进年代的普通女工，一路走好。
但是，文章虽然没了，舆论场上的妖风却一点没停。
我看到在那些通报她逝世的寥寥几篇简讯下面，乃至一些所谓的“历史揭秘”文章里，充斥着一群戴着理中客面具的宵小之徒在狂欢。
他们信誓旦旦地说，她的儿子现在是身价千万的富商；他们咬牙切齿地痛批，说她那个曾在风口浪尖上的丈夫，当年爱喝茅台酒，生活作风“极尽奢华”。
看到这些评论，我真是忍不住笑出了声：哈哈哈。
在那个年代，买点别人宴席上喝剩的折价散装茅台酒解解馋，在今天这帮人的嘴里，竟然就成了“极尽奢华”的铁证？
今天，我们不妨顺着这帮人的可笑逻辑，用唯物史观的解剖刀，来划开这层令人作呕的虚伪画皮。
一
让我们先来聊聊这个让无数“文人雅士”痛心疾首的“极尽奢华”的茅台酒问题。
按照今天某些历史发明家的叙事，那位从保卫干事一路被历史的巨浪推上权力巅峰的丈夫，是个穷奢极欲的恶魔。而他们翻箱倒柜找出来的“罪证”是什么呢？
是他喜欢打猎，喜欢抽烟，以及——他爱喝茅台。
但历史的细节往往充满了黑色幽默：他喝的所谓茅台，很多时候是国家重大会议或国宴结束后，工作人员收集起来的、没喝完的“剩酒”。他让人把这些剩酒折价卖给他，用来满足一下个人的口腹之欲。
这就叫“极尽奢华”了？这就叫“骄奢淫逸”了？
同志们，这就是阶级立场的参差，这就是历史评价体系里最赤裸裸的双重标准！
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大可以去看看那些真正的“奢华”是什么模样。
是某些民营企业家动辄一个小目标拿来给儿子“试错”的潇洒；是某些金融买办在海外离岸家族信托里藏匿的成百上千亿资产；是瑞士银行里那些永远不见天日的神秘账户；是某些“人民富豪”在纽约长岛买下的顶级庄园。
面对今天这种资本以几何倍数吞噬劳动者血汗、动辄挥金如土的真奢华，这帮“理中客”连个屁都不敢放，甚至还要写文章去赞美他们是“拉动内需”、“有商业头脑”。
可是，当他们转过头去审视那个年代、审视一个出身底层的工人代表时，标准却严苛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在他们看来，泥腿子、纺织女工、保安干事，就应该永远穿带着补丁的衣服，永远喝白开水。
你一旦沾染了一点点常人的嗜好，你买了一点别人喝剩的茅台，那就是十恶不赦的“极尽奢华”，那就是对革命的背叛。
这种近乎病态的道德洁癖，根本不是为了反腐败，而是源于一种根深蒂固的阶级傲慢与恐惧。
他们恐惧的是底层人民居然敢坐上主桌，所以他们必须用放大镜寻找这些人身上的哪怕一丝尘土，以此来证明：“看吧，泥腿子就是烂泥扶不上墙，国家还是得交给我们这些精英来管。”
二
再说说他们津津乐道的另一个“黑料”：说崔根娣的儿子现在是富商，发了大财。
这种话术更是阴毒透顶。他们试图用今天的财富标准，去倒推那个年代的人物，从而解构掉她作为“普通女工”的底色。
但我们稍微用脑子想一想就会觉得荒谬。
如果她的子辈真的在后来成为了富商，请问，这是在谁的规则下、在哪个时代的土壤里长出来的？
是在那个讲究“按劳分配”、把资本家改造为自食其力劳动者的年代发的大财吗？
显然不是。
如果他们真的在改开后的浪潮中经商致富了，那恰恰说明他们遵循了现在的资本逻辑和市场规则。
用今天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发财事实”，去倒打一耙，抹黑一个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当保育员的母亲，这是怎样一种错乱的时空逻辑？
更何况，根据诸多公开的回忆和史料，在那个丈夫轰然倒台、被刻上历史耻辱柱的漫长岁月里，崔根娣不仅没有像某些精明的政客妻子那样立刻划清界限、登报离婚，反而默默地承担起了一切。
她依然在上海的国棉十七厂里做着她的临时工、保育员，拿着微薄的工资养活孩子。她风雨无阻地去监狱探视，给那个曾经权倾一时、后来沦为阶下囚的男人送去换洗的衣服和日用品。
直至他病死，直至她自己老去。
这是一种怎样的品格？这是中国工人阶级最质朴、最坚韧、最不加算计的重情重义。
她没有因为丈夫的飞黄腾达而成为颐指气使的贵妇，也没有因为丈夫的粉身碎骨而变成落井下石的怨妇。
她始终只是她自己：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一个女工。
但在那些只懂得利益交换、只懂得趋炎附势的精致利己主义者眼中，这种属于无产阶级的朴素情感，是他们那被资本异化的贫瘠大脑永远无法理解的。
所以，他们只能用“茅台”和“富商儿子”这种下三滥的地摊文学口吻，来对她进行政治上的鞭尸。
三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不遗余力地抹黑？为什么要紧紧盯着“剩茅台”不放？
其实，他们恨的根本不是那瓶酒，他们恨的，是上海国棉十七厂这个名字背后所代表的那个时代。
他们恨的，是那个曾经让“临时工”、“保育员”、“纺织女工”能够理直气壮地被称为“国家主人翁”的体制。
我们今天再提“国棉十七厂”，很多年轻人已经没有概念了。
在那个年代，这样的工厂不仅仅是一个生产机器和剩余价值的地方，它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大本营。
厂里有托儿所、有子弟学校、有职工医院、有食堂。保育员的存在，是为了彻底解放妇女的劳动力，让女性能够真正做到“妇女能顶半边天”，不用在生育和工作之间做残酷的二选一。
而今天呢？
当工厂变成了血汗流淌的“代工厂”，当工人变成了随时可以优化的“人力资源”和“外包员工”，当年轻女性在求职时被HR反复盘问“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的时候……
我们再回过头去看那个曾经为女工设立托儿所的国棉十七厂，那简直就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乌托邦。
那些掌握着话语权的精英们，害怕劳动人民回忆起那个乌托邦。
为了证明今天这种“加班是奋斗”的异化状态是合理的、是“历史的必然”，他们就必须把过去那个时代描绘成一团漆黑。
必须把那个时代涌现出来的工人代表，全部塑造成喝茅台的贪官、不学无术的流氓。
只有把代表工人阶级的符号全部搞臭，他们今天对底层劳动者的疯狂压榨，才能获得一种道德上的安全感。
他们不仅要剥夺你的剩余价值，还要剥夺你的历史解释权，最后还要剥夺你的尊严。
如果你连自己阶级的前辈都不敢捍卫，如果你也跟着他们去嘲笑那个喝剩茅台的保安干事，那你活该在今天的流水线上被榨干最后一滴血。
四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有太多的人被碾碎在泥土里，连个名字都没有留下。
那些曾被大潮推上浪尖、又重重摔入深渊的人，早已在几十年前交付了命运的代价。虽然有些话语在当时已成定局，但我们心里都清楚，纸面上的东西未必就是真相的全貌。
不争辩，不代表默认那些泼向他们的脏水。
我们反对的，是用一种跨越时空、极其卑劣的双重标准，去羞辱一个阶级曾经的尊严。
我们鄙视的，是今天这帮喝着几万块钱一瓶的罗曼尼康帝、住着大平层的“上流社会”，却要捏着鼻子、指着那个年代买折价剩酒的工人代表说：“看啊，他多腐败！”
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有一句名言：
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崔根娣就是这样一个在既定条件下，被动卷入历史旋涡，却又努力保持着劳动者本色的女人。
她的一生，有过短暂的喧嚣，但更多的是漫长的沉寂与坚忍。
她不需要被神化，更不应该被那群蝇营狗狗的宵小之徒魔鬼化。
那些用财富去衡量她儿子、用茅台去衡量她丈夫的人，永远不会明白，对于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来说，有些骨气和坚守，是你们用多少金钱都买不到的。
跋
前些日子，我坐上了一趟晃晃悠悠的绿皮卧铺列车，一路向北。
夜深了，车厢里弥漫着泡面、汗水和劣质烟草混合的味道。走廊的折叠椅上，坐着几个刚从工地退下来的老农民工，他们就着几块钱一瓶的二锅头，嚼着花生米，聊着被拖欠的工钱和家里准备高考的娃娃。
那一刻，我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漆黑田野，脑海里突然就浮现出了上海国棉十七厂那些早已生锈的机器，浮现出了前些日子我在四川参观革命烈士纪念馆时，看到的那些用鲜血写就的斑驳遗书。
历史的错位感在这一瞬间达到了顶峰。
先烈们抛头颅洒热血，是为了换来一个没有剥削、人民当家作主的共和国。
而在那个共和国的工厂里，像崔根娣一样的千千万万个女工，曾经用她们的青春和汗水，纺出了这个国家走向工业化的第一缕丝线。
可如今，机器冷了，厂房拆了，变成了高档的创意园区；那些曾经骄傲的工人阶级，仿佛成了时代的弃儿，被遗忘在历史的角落。
只有在他们需要被拉出来作为反面教材、作为衬托今天“市场经济有多伟大”的参照物时，才会被某些人带着优越感提起。
这是何等的悲凉。
我不想去评判那个时代的风起云涌，我只想以一个普通劳动者后代的身份，向那位曾经的国棉十七厂托儿所保育员，轻轻道一声别。
去他的剩茅台，去他的千万富翁。
让那些聒噪的蝇虫在他们自己编织的谎言里继续狂欢吧。
崔根娣同志，您这位经历过疾风骤雨、却始终没有丢掉工人本色的老一辈，一路走好。
愿那个世界里，依然有机器的轰鸣，有托儿所里孩子们的笑声，且再也没有那些高高在上的嘲笑与污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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