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转发了“眼望着北方”公众号的文章《小象超市到处扩张，却容不下骑手的血汗钱》，美团旗下小象超市被曝拖欠骑手工资、肆意罚款、骑手维权无门等现象。
这些乱象的一个重要根源，是美团配送业务滥用外包制度。小象超市将配送业务外包给众信智远等第三方公司，借此切割责任。
美团官方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直接与美团签订劳动合同的专职骑手约37万人，只占月均活跃骑手的11%。这部分骑手由美团直接管理并缴纳社保，但占比极低。真正的主力，是与第三方劳务公司签约的约400万专送骑手，美团对他们不承担社保责任。此外，还有约345万众包骑手，被称作“灵活用工”，与美团“无劳动关系”。
美团的做法，是典型的“假外包、真派遣”。那些与第三方公司签合同的专送骑手，必须遵守发包方美团的规章制度，其工作任务、排班、工资核算、绩效考核等，也完全通过美团提供的平台进行管理。这些骑手与美团之间，实质存在着劳动关系。
人社部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全国劳务派遣企业共11.7万家，派遣员工总数接近2800万人。但部分研究机构和媒体却常引用“6000万”这一数字（如2023年行业报告）。数量上的巨大差异，正反映出“法定派遣”与“实质派遣”（即“假外包、真派遣”）之间的统计鸿沟。
2025年，人社部在专项整治中，发现了劳务派遣存在的令人触目惊心的乱象：官方数据依赖持证派遣机构的申报发现，截至2024年有64%的正规劳务派遣公司存在违规操作（如不缴社保、逃避登记）；上海市2025年抽查显示，近70%派遣企业未全额缴纳社保。
2008年出台的《劳动合同法》，对劳务派遣有着明确的“三性”原则规定：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且规定劳务派遣用工时间不能超过6个月，企业使用派遣工数量不得超过员工总数10%。但美团事实上的派遣工占比达到九成以上，而在电力、石油、通信、建筑四大国有企业占据绝对优势的行业，派遣工占比均超40%。
国企大量使用派遣工，主要动机就是所谓的“降本增效”。
其一，工资差距巨大。某能源央企正式工年均综合收入15万至25万元，派遣工仅5万至8万元，且无年终奖、企业年金等福利。某银行派遣柜员李娜工作8年，月薪6500元，还不到正式员工的60%。
其二，社保严重缩水。派遣工社保不是不缴，就是按最低基数缴纳，而正式工通常享受“六险二金”（含补充医疗保险和企业年金）。某建筑央企派遣工的工伤保险缴纳率不足21%，事故赔偿仅为正式工的三分之一。
其三，晋升基本冻结。国企普遍设置“转正答辩”制度，通过率却不足0.5%。某银行规定，派遣工须连续5年绩效全为A，并通过所谓“文化认同度”答辩方可转正，而答辩标准中“对领导服从度”一项竟占40%。
正式工与派遣工之间悬殊的待遇，已形成一种系统性的剥削。而国企凭借行政资源上的强势地位，更容易压制劳动者的诉求。
国有事业单位同样是派遣用工的重灾区。许多大型公立医院的编外人员普遍采用派遣制，工作内容与编内职工并无差别，但同岗收入水平却普遍偏低，既无法评职称，也享受不到编内的公积金、住房补贴等福利。许多城市的地铁、高铁安检员由派遣工担任，一些地区的公立中小学大量招聘与劳务公司签合同的所谓“员外教师”，大量基层部门直接面向群众的一线工作人员签订的是劳务派遣合同，而各个城市的环卫工人以及诸多事业单位的保安、保洁、食堂员工等岗位，就更不用说了。
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劳务派遣被滥用最严重的地方，要么是互联网新贵，要么是国有企事业单位，而传统非国有企业的派遣工比例反而低于国有企事业单位。这一倒置，值得我们深思。
1993年11月19日，港资企业深圳葵涌致丽玩具厂发生特大火灾，87名工人失去生命；同年12月13日，台商独资企业福州高福纺织有限公司再次发生特大火灾，造成61人死亡。两场大火发生后不久的12月26日，恰逢毛主席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原全国总工会书记处候补书记韩西雅同志痛苦万分，到毛主席纪念堂瞻仰遗容，写下了这首《满江红·毛主席百岁瞻仰遗容》：
满腹忧思，来谒日，秋风萧瑟。见主席，安然高卧，似犹思索。脑蓄真诠知举废，胸怀劲旅方筹策。貌岿然，仍令害人虫，心惊愕。只当代，风涛泼；列宁骨，将埋脱。纵观人世上，拜金争夺。“贵族豪门”生异彩，“打工仔妹”遭盘剥!问导师，此后百年中，如何作?
次年7月5日，《劳动法》正式颁布。有人将这一连串事件称作为“两把大火烧出的《劳动法》!”这背后，离不开韩西雅等一大批毛泽东时代培养起来的老干部的积极推动，他们对非公企业中劳工的处境忧心忡忡、深刻同情，因而有着极大意愿通过立法来保护劳工权益。
时任劳动部部长李伯勇1994年3月2日在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六次会议上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草案)》的说明”中指出：
“由于缺少比较完备的对劳动者合法权益加以保护的法律，在一些地方和企业，特别是在有些非公有制企业中，随意延长工时、克扣工资、拒绝提供必要的劳动保护，甚至侮辱和体罚工人的现象时有发生，以至酿成重大恶性事件。”
假如这些老干部在天有灵，看到今天劳务派遣在国有企业与非公企业之间的这种倒置乱象，不知该作何感想。
1994年的《劳动法》仅用了三个多月就仓促出台，许多规定过于粗糙，用人单位通过灵活用工规避劳动法，许多劳动者被排除在法律保护之外。
在老干部们的进一步推动下，《劳动合同法（草案）》于2006年3月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然而，草案很快引起一些经济学家和企业家的明确反对，欧盟商会和上海美国商会甚至以撤资相威胁。在此背景下，当时的“南方系”与之配合鼓动舆论，将《劳动合同法》称为“最严厉的劳动法”，声称会“害死一大批中小企业”；就连参与起草的课题组成员之间，也出现了分裂与争论。
最终，《劳动合同法》历经四次审议，数易其稿，作出大量修改，于2008年正式生效。尽管整体上保留了对劳动者的单保护倾向，但相比最初的草案，最终文本已对资方作出了诸多让步。“劳务派遣”也正是在这一博弈过程中被写进《劳动合同法》，为今日的滥用埋下了后门。
“劳务派遣”发源于美国。早在1919年，西雅图商人就推出“美国计划”来推行“开放式工厂”，试图削弱工会力量，但经历大萧条和罗斯福新政，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斗争的影响，这一“发明”很快便被扼杀。
但到上世纪70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逐步陷入低潮，新自由主义开始席卷全球。日本企业为了对抗终身雇佣制，率先将部分业务转给民间经营，由此催生出人才派遣业。日本劳动省于1986年颁布《工人派遣法》，正式确立这一用工形式；很快，美欧企业也开始效仿。
各国资产阶级的这类做法，不断激起工人阶级的抗争。
例如，在美国：
1997年，美国南加州大学的清洁工工作被外包给ServiceMaster公司后，工人们失去了子女免费上学等原有福利，他们组织起来抗争，要求承认工会、改善待遇。
2005年，美国西北航空近4400名机械师和清洁工为反对25.7%的减薪计划和大量工作外包而罢工。尽管面临管理层长达14个月的备战和工会内部分裂的挑战，但罢工得到了基层工会和社区的强力支持，展现了工人抵抗外包的决心。
近年，面对亚马逊等巨头的“用工防火墙”策略（即通过分包商雇佣派遣工来规避责任），美国劳工组织通过一些了斗争推动地方立法（如加州的《仓库工人保护法》），为包括派遣工在内的所有工人设置行业保护标准。
在日本，2008年金融危机后，大量派遣工被裁并流落街头。工会和NGO团体发起“过年派遣村”运动，在东京日比谷公园为失业者提供食宿。这一活动震撼日本社会，将派遣工的悲惨境遇直接暴露于公众面前，是对企业滥用派遣制度的强烈控诉。
近年来，“派遣工春斗”成为常态化抗争形式。全国的派遣工、兼职人员等联合起来，每年统一向资方提出加薪等诉求，而2026年“春斗”有约4万人参与，要求加薪10%以上。
在巨大的社会压力下，日本政府在2012年和2015年对《劳务派遣法》进行了重大修改，从过去的“放松规制”转向“严格规制”。法律加强了对派遣期限的限制，并强调保障派遣工的权利。
2024年，来自欧洲食品、农业、旅游、建筑、木材和运输等行业的700多名工人在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前集会，要求欧盟采取具有约束力的行动来限制分包、规范劳动中介，并进行更有效的跨国劳动监察。
今年年初，英国伦敦丽笙酒店的清洁工（由劳务公司雇佣）通过罢工赢得了工会的正式承认，这是该行业40多年来的首次。
可见，天下无产阶级苦“劳务派遣”久矣。
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事业单位理应为全世界的无产阶级作出表率。
2026年3月18日，国资委开了一个座谈会，明确要求建筑央企要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建立属于企业自己的自有工人队伍。希望这个要求能够真正落实，并在国有企事业单位全面执行，带头终结万恶的劳务派遣制度。
【文/子午，红歌会网专栏作者。本文原载于“子夜呐喊”公众号，授权红歌会网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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