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革命因继承而重生
如果说背叛是革命失败的原因，坚守是革命不灭的保障，那么继承就是革命重生的希望。《Black & White》的真正主题，不是只停留在对革命失败的哀悼上，更多是对革命重生的呼唤。通过王晟的精神转型，展现了一个曾经“告别革命”的知识分子如何“回到自己的阶级”，如何重新接续革命传统的思想历程。
王晟是书中最核心的人物，他的精神成长历程构成了全书的一条主线。他所承载的、所体现了整个改革开放以来一部形象的思想发展史——他的个人经历，可以说是浓缩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在改革开放时代的精神嬗变。
王晟的精神历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英雄情结”的建立与幻灭。王晟原名王成，父亲王胜利是一名解放军战士，用电影《英雄儿女》中的志愿军战士王成的名字来给自己的儿子命名。王成从小就经常听父亲讲革命英雄的故事，内心树立起了对革命英雄的崇拜。然而，进入楚州师专后，“他就被‘我是谁’这个问题缠住了” [16]，逐渐陷入了信仰危机。那时，历史虚无主义盛行，“现实对历史的背叛使得人们对过去所尊崇之物避之不及”。在学校里，同学们对王成这样具有英雄情结的名字充满了“惊诧、嘲讽乃至歧视” [17]，王成过去所仰慕的雷锋、刘文学这样的英雄被抹黑、被嘲讽和羞辱，，过去被人所唾弃的地富反坏反倒成为了“善良仁慈的好人” [18]。在这种环境下，王成意识到一个新的时代来临了，他和每个人一样都拼命地想和过去的自己进行告别，所以他改掉的自己的名字。“王晟”的诞生，标志着他与过去的革命时代进行了一次决裂。
第二阶段是“告别革命”后的精神迷失。改名后的王晟，试图融入新的时代。他成为大众艺术传媒集团的副总编，表面上看是一个成功的知识分子。然而，这种“成功”是建立在与革命传统决裂的基础上的，它没有给王晟带来真正的精神满足。王晟始终处于一种“悬浮”状态——他与自己的过去决裂了，但没有找到新的精神依托；他看似融入了主流社会，但始终感到某种不真实。王晟的矛盾犹疑，在复杂程度上也和他所身处的这个以改革为主基调的时代是这么契合。
第三阶段是觉醒与回归。王晟因受亡友宗天一生前之托将一封举报信发到网上，触犯了武伯仲、杜威等既得利益者，遭到打击报复，最终以诽谤罪被判刑入狱。在狱中，王晟经历了“凤凰涅槃一般的新生”，当他出狱时，已经成为了一个具有阶级意识的“人民知识分子”，那时的他已经回到了自己的阶级——不再是那个试图“告别革命”的王晟，而是重新接续革命传统的王晟。
王晟的精神转型，最关键的因素是他对“阶级”的重新认识。在“告别革命”的时代，“阶级”这个词几乎从公共话语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人民”——一个被掏空了阶级内涵的抽象概念。然而，正是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被打击、被陷害、被入狱——王晟重新发现了“阶级”的存在。他意识到，自己之所以遭受不公正的待遇，不是因为个人的过失，而是因为他触犯了某个阶级的利益。这种认识不是通过书本获得的，而是通过实践——通过现实中的斗争而获得的。
王晟在狱中的经历，是他精神成长的关键。监狱是一个封闭的空间，也是一个“反思”的空间。正是在监狱中，王晟得以与过去的自己对话，与那些被遗忘的革命传统对话，与那些同样遭受不公正待遇的难友对话。这种对话使他意识到，个人的命运从来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整个阶级的命运紧密相连的。他的苦难不是个人的苦难，而是整个被压迫阶级苦难的一部分；他的觉醒也不应该是个人的觉醒，而应该成为整个阶级觉醒的一部分。
王晟出狱时的场景，充满了象征意义。王晟迎着温暖的阳光，走向迎接他的田青青、梁天和顾筝。阳光象征着希望，田青青和梁天象征着正在成长的新一代的革命者。王晟不是一个人走向未来，而是与新一代一起走向未来。这种“代际接力”的意象，暗示了革命传统不会断裂，而是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接力中延续下去。
值得注意的是，王晟的后盾除了父亲王胜利，更离不开当年的战斗英雄骆正等人进行的支持。这充分表明，革命传统的回归不是孤立的个人行为，而是在人民群众中有着深厚根基的精神运动。王晟不是“第一个”觉醒的人，在他之前已经有无数人在坚守革命；王晟也不会是“最后一个”觉醒的人，在他之后会有更多的人加入革命的队伍。
不过，被继承的，除了革命，还有投机。
宋晓帆是宋乾坤的女儿，从小在特权环境中长大，养成了极端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她的“爱情理想主义实际上是爱情的市侩主义，他在不同时期委身的男人，无论是程国军，李鑫还是后来白文，都是在那个时候很得势的男人” [19]。
宋晓帆的形象，揭示了投机主义的性别维度。在男性投机者那里，投机主要表现为对权力和财富的追逐，如其父宋乾坤；而在宋晓帆这样的女性投机者这里，投机会通过对“成功男性”的依附来实现。宋晓帆在不同时期委身于不同的男人，这些男人都是“在那个时候很得势的男人”——她的选择不是基于爱情，而是基于对权力和财富的计算。这种“婚姻投机主义”，恰恰是资本逻辑渗透进私人领域的典型表现。
宋晓帆与洪雁北的对照，进一步强化了这一主题。洪雁北单方面思恋陈沂蒙多年，直到最后在佛像前仍为对方祈福求他平安，可见她是有着爱情理想主义的，即使她可能不会知道她所爱的并不单是陈沂蒙这个人，还是自己带有革命成长记忆的青春。但这也是建立在她作为特权阶级的现实基础上的。她可以追求“真爱”，因为她有一个神通广大的大哥洪太行为她计划好一切；而宋晓帆则更为“务实”，她清楚地知道，在这个资本逻辑主导的世界里，爱情只是权钱的装饰品。
宋晓帆最终选择与白文——国民党特务头子的儿子——结婚、合作，这一选择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她不仅是个人道德的沦丧，更是对其阶级立场的继承——她选择与革命的敌人站在一起，为了个人的利益出卖一切可以出卖的东西。
杜威和巴东与宋晓帆一样同为投机主义的继承者——他们是在改革开放中崛起的“资本新贵”。他们的发家史，是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的缩影。
杜威是武伯仲最看重的私生子，他的崛起与武伯仲的权力庇护密不可分。武伯仲这个名字本身就有隐喻色彩——私生子女“不分伯仲”，杜威作为他最认可的传人，和他一样都是典型的唯利是图、趋炎附势的投机主义分子。杜威的形象，揭示了权力与资本如何结合，如何共同瓜分公共资产、掠夺人民财富。
巴东看似是一个从普通人中爬上来的“能人”。他曾经崇拜战斗英雄路胜平，将路胜平视为自己的偶像。然而，当所谓“改变命运”的机会来临时，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与洪太行合作，成为洪太行鲸吞国有资产的“白手套”，甚至还包养了路胜平的女儿杏莉做自己的婚外情人。巴东的堕落，揭示了资本逻辑如何腐蚀人的灵魂——即使曾经有过追求的人，在利益的诱惑下也可能丧失一切原则。
宋晓帆、杜威和巴东的共同特点是“没有底线”。他们不讲感情、不讲原则、不讲道义，只讲利益。在他们眼中，一切都可以成为商品——感情可以抛弃、权力可以买卖、关系可以交易，甚至人格也可以标价出售。这种“一切向权看”、“一切向钱看”的价值观，正是资本逻辑的集中体现。
和王晟一样，田青青、梁天以及“马会”的青年们，代表的是对革命的继承，以及一种延续和新生。
田青青是田芳的侄女，是俞解放培养的学生。她能够大段背诵《共产党宣言》，从小就受到俞解放言传身教的影响和革命传统的熏陶，对革命理论有着深刻的理解。但她不是那种只会背书的“书呆子”——她选择到工厂去，和农民工同吃同住同劳动，在现实中检验自己对革命的理解。这种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选择，正是毛主席当年对知识青年的期望，也是革命知识分子成长的必由之路。
书中有一个意味深长的细节：田青青在玩具厂打工时，帮助工友阿英等人进行维权。这一情节不是孤立的，而是与书中多次出现的工人维权斗争相呼应——从东钢工人的护厂斗争，到迪士尼玩具厂的工人维权，书中描绘了一幅被主流叙事可以遮蔽的底层抗争的壮阔图景。田青青参与其中，表明新一代青年正在继承前辈的“斗争精神”，正在用自己的行动改变不公正的现实。
梁天是另一个值得关注的人物。他是宗天一和红隼的儿子，最初是为了考试过关才加入的“马会”，之后逐渐开始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梁天的形象，代表了那些在迷茫中寻找方向的青年——他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革命者的后代，但他们在现实的压迫下开始思考，开始寻找改变命运的道路。这种“后天型”的觉醒，比家庭传承的革命认同更为可贵，因为它源于对现实的批判性认识，源于对自身处境的自觉反思，更来自一代青年在实践中的自觉选择和集体奋斗。
“马会”的成立，是书中结尾处最重要的情节之一。“马会”即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青年们自发组织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小组。这个组织的出现，表明革命传统没有中断，而是以新的形式在青年一代中延续。这些青年们没有经历过革命年代，没有亲身体验过革命的风风雨雨，但他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重新发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价值，重新接续了被中断的革命传统。
张永峰指出，书中的“革命遗产的继承和发展的希望是落在了历经磨难和思想转变的王晟以及梁天、田青青等青年身上” [20]。这一判断准确地抓住了小说的精神内核：《Black & White》不是一部绝望的书，而是一部在绝望中寻找希望的书。小说虽然描绘了资本肆虐、道德沦丧、理想幻灭的灰暗图景，但它始终保留着一丝光亮——这丝光亮来自王晟的觉醒转型、来自田青青和梁天的成长。
四、在黑暗中看见光明
综上，可知《Black & White》中的价值判断不是基于抽象的伦理原则，而是建立在阶级分析的坚实基础之上。作者笔下的“人民”是一个有着鲜明阶级指向的概念。这种“人民现实主义”的立场，要求作家“站在广大无产阶级的立场，捍卫人民利益，反映人民心声” [21]。
正是在这种阶级视野下，“黑/白”的价值坐标发生了根本性的重构。资本逻辑下的成功者不再是值得羡慕的对象，而是道德溃败的象征；而被边缘化的底层劳动者则成为道德主体和精神脊梁。这种价值反转，正是《Black & White》最具冲击力的思想力量所在。
《Black & White》呈现了一种“人民现实主义”的写作立场，这不仅是作者创作的标签，更是一种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美学范式。它既不同于经典现实主义，也不同于批判现实主义，而是试图在全球化语境下重构具有中国本土特质的左翼文学传统强调对资本主义异化的批判性揭示，但不是单向度的批判，而是“破”与“立”的双向叙事。小说的 “多向叙事”突破了传统现实主义的单一批判维度，赋予作品以建设性的思想力量。
在形式上，《Black & White》采用多声部叙事结构，将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与权贵官僚的腐朽生活和底层民众的生存挣扎并置，形成阶级关系的全景透视。小说通过多个核心人物的命运交织，构建了一种类似于音乐复调的结构。王晟的知识分子困境、顾筝的抗衡之举、杜威的投机人生、巴东的资本积累——这些不同的声音在同一历史时空中交汇碰撞，形成一种多维度、多层次的历史呈现。
这种复调结构与巴赫金所说的“复调小说”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又有本质区别。巴赫金意义上的复调强调的是人物意识的独立性和对话性，而《Black & White》的复调更强调不同阶级立场和不同历史选择之间的辩证关系。换言之，这不是纯粹美学意义上的复调，而是阶级分析视野下的复调——不同的声音代表着不同的阶级立场和历史方向。
《Black & White》语言风格也体现了作者从先锋实验到朴实回归的创作转型——这种语言风格的选择不是技术性的，而是与作家的世界观密切相关——当作家选择站在劳动者一边时，语言也必须向劳动者靠拢。但朴实并不意味着粗糙。《Black & White》的语言在保持口语化和可读性的同时，又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内涵和文学质感——它既质朴如山泉，又深邃如大海；既能让普通读者顺畅阅读，又能让专业读者反复品味。
《Black & White》的叙事结尾——王晟出狱，顾筝、梁天、青青迎接他，他们一起走向未来——充满了“火种”的隐喻。
“火种”暗示着革命虽然遭受了暂时的挫折，但革命的火种没有熄灭，它仍然在那些革命坚守者、继承者、觉醒者心中燃烧。只要火种还在，就有燎原的希望；只要还有人记得革命的理想，就有重生的可能。
“火种”的隐喻还指向了文学本身的功能。在一个资本逻辑日益渗透进一切领域的时代，文学还可以成为“火种”的载体——它可以记录那些被遗忘的历史，可以保存那些被压抑的声音，可以传递那些被中断的传统。作者在后记中说，长篇小说是“时代的证词”——它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光明与黑暗，记录了那些在历史转折关头的选择与挣扎。这份“证词”本身就是“火种”，它让后人能够了解前人的奋斗与牺牲，从而在自己的时代做出正确的选择。
这种“火种”意象，既是这部写作于社会主义和国际共运遭受严重挫折的时期的小说叙事的内在需要，小说叙事的内在需要，也是作者本人对文学政治使命的理解：当代无产阶级作家在批判现实的同时，还承担着“守护革命遗产”和“想象另类可能”的使命。这使得《Black & White》不仅多了一份“挽歌”的情调，也更多了一份“火种”的希望。
作者曾在一次读书交流活动上表示，“每一个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仰者都应该参与到斗争实践中去。斗争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阅读，实际上也等于加入到了斗争的行列。只有我们每个人都成为火种”。这种理解将文学阅读提升到政治实践的高度，使文学不再仅仅是审美体验的对象，而是参与社会变革的思想武器。
可以说，《Black & White》对百年革命中的背叛者、坚守者、继承者的书写，构成了一部形象化的中国革命精神史。通过各种 “背叛者”的形象，小说揭示了革命失败的内在原因——投机主义的侵蚀、阶级意识的丧失、意识形态的沦陷、资本逻辑的渗透……通过各种 “坚守者”的形象，小说展示了革命理想主义在逆境中的韧性——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仍然有人在坚守革命的理想，仍然有人在为革命的复兴积蓄力量。通过各种 “继承者”的形象，小说表达了对革命重生的希望——新一代正在觉醒，他们正在接续被中断的革命传统，他们将成为未来革命的中坚力量。
这三种人物的交织，构成了《Black & White》的核心叙事张力。背叛者与坚守者的斗争，是小说中最激烈的情节线索；继承者的成长，是小说中最动人的精神线索。通过这些人物命运的展开，作者不仅记录了一个时代的精神状况，更试图在历史的迷雾中为读者辨认方向——告诉读者，哪些道路是死路，哪些道路是生路；哪些选择是背叛，哪些选择是坚守；哪些人是敌人，哪些人是同志。
《Black & White》的力量，正在于它没有在“告别革命”的时代随波逐流，而是逆流而上，试图重新接续被中断的革命传统。在一个历史虚无主义蔓延的时代，它坚持用阶级分析的方法解剖社会；在一个资本逻辑渗透一切的时代，它坚持站在劳动者的立场上发声；在一个个人主义盛行的时代，它坚持集体主义的价值观。这种“不合时宜”的坚守，使《Black & White》成为了一份珍贵的“时代证词”——它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堕落，也见证了一个时代的希望。
《Black & White》留下的那一点“未烬的火星”，或许不会在当下燎原，但只要还有人记得、还有人坚守、还有人继承，革命的理想就不会消失，革命的火种就不会熄灭。
这或许正是《Black & White》最重要的启示。
初稿于2026年4月9日云南曲靖
二改于2026年4月10日云南曲靖
【注释】
[1]刘继明：《Black & White》第三部，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23年版，第376页。
[2]孔庆东：《没有叛变的甫志高更可怕》，人境网。
[3]列宁：《列宁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18页。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39页。
[5]刘继明：《Black & White》第二部，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23年版，第212页。
[6] 刘继明：《Black & White》第二部，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23年版，第213页。
[7]刘同舫：《在应对当代各种社会思潮的挑战中发挥马克思主义的威力》，《马克思主义研究》2010年第3期。
[8] 刘继明：《Black & White》第一部，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23年版，第153页。
[9] 张永峰：《革命者的后代与革命遗产问题》，乌有之乡。
[10] 刘继明：《Black & White》第二部，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23年版，第181页、第182页。
[11] 刘继明：《Black & White》第三部，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23年版，第171页。
[12] 曲折与光明：《它没有对人类和阶级的苦难背过脸去—— 读》，乌有之乡。
[13]矛盾今评：《有火种，就有希望——读后感》，乌有之乡。
[14]同[12]
[15]同[12]
[16] 刘继明：《Black & White》第一部，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23年版，第153页。
[17]同上。
[18]同上。
[19]同[9]。
[20]同上。
[21] 刘继明访谈：《之后，我再写一个字的小说都是多余的——答<火星>编辑部》，红歌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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