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道国案以“没有犯罪事实”撤案而终。2026年4月7日，辉县市公安局一纸撤案决定书，将这场持续12天的荒唐羁押画上了程序上的句号。然而，“撤案”不等于“了事”。一个依法为家乡村民代理环境维权的实习律师，何以被跨省抓捕、身陷囹圄?一个明显缺乏事实依据的“敲诈勒索”指控，何以畅通无阻地走完立案、抓捕、刑拘的全部流程?这一案件绝不仅仅是一个个案意义上的冤错案件，它如同一面镜子，照出了某些地方官员错误政绩观的深层病灶，也以极端的方式警示我们：错误政绩观一旦付诸实践，势必导致公权力异化、法治失序、民心流失，其危害不容小觑。
一、事实回放：一个不该发生的“案件”
李道国出生于河南辉县市张村乡储备窑村，大学毕业后留京工作，后加入“乌有之乡”网站担任主编，近年自学法律并通过国家统一考试，成为一名实习律师。他的家乡长期遭受非法采矿和环境破坏，其父亲率先带领乡亲们维权却屡屡碰壁，含恨离世;李道国接过接力棒，两代人用十年光阴持续举报涉事企业中全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指控其实控人裴春亮——一位曾连任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的辉县首富——破坏环境、盗采资源。在他的持续努力下，涉事采石厂于2022年被拆除，2024年底裴春亮被取消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维权行动迎来转机。
2025年1月25日，裴春亮一方主动与村民代表洽谈赔偿事宜，在乡政府见证下签署赔偿协议并支付200万元。然而，李道国发现转账方与协议约定不符后，于2月7日将200万元原路退回。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一主动退款的行为，竟成为对方以“敲诈勒索罪”报案的“证据”。2026年3月25日，辉县市警方赴北京跨省抓捕李道国，次日将其刑事拘留。经过12天的羁押，在检察机关作出不批捕决定后，警方最终以“没有犯罪事实”撤案。
二、案件折射的错误政绩观：四种典型“病症”
一是“维稳”异化为“护短”——以“大局”之名行压制之实。 李道国作为村民维权代理人，代理的环境纠纷已有行政处罚和法院判决作为事实基础，其维权行为具有合法性。然而，当地有关部门非但没有依法保护维权者的正当权利，反而以刑事手段打击举报人。这种将“稳定”异化为掩盖问题、压制正义的做法，恰恰反映了错误政绩观的典型特征：从个人或小团体利益出发，心浮气躁、弄虚作假、盲目蛮干。以“稳定”为名行“护短”之实，把维护地方政商关系的“面子”看得比保障群众合法权益的“里子”更重，这种“政绩”不过是自欺欺人的镜花水月。
二是“政商”异化为“勾连”——公权力沦为私利工具。 裴春亮作为辉县首富、连任四届的全国人大代表，能够动用当地公安力量实施跨省抓捕，说明其与地方权力部门之间存在着深度的利益绑定。有评论指出，一个已经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资格的人，仍然能够驱使地方公安为他“办事”，这本身就说明地方权力的腐败生态远未被清除。当一个地方的政治生态被政商勾连所侵蚀，公权力便不再是服务人民的工具，而成了保护特权、打击异己的武器。这背后折射出的，是错误政绩观对党性原则的根本背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深刻指出的：“衡量党性强弱的根本尺子是公、私二字。”
三是“办案”异化为“护官”——以维稳之名行保位之实。 此案中，立案审查形同虚设：警方认定“没有犯罪事实”撤案，却早在3月便对李道国立案抓捕。从立案到撤案，跨越了长达一年多的时间，其间经历了跨省抓捕、刑事拘留、检察机关不批捕，直至最终撤案。这一过程充分暴露了某些办案机关“先抓人、后调查”甚至“明知不构成犯罪仍坚持追诉”的执法惯性。为什么会这样?原因或许并不复杂：因为裴春亮需要“说法”，因为办案机关要“维护”与“明星企业家”的关系，因为地方领导不愿“得罪人”。这种把维护特定关系和所谓“地方形象”置于法治之上的做法，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格格不入。
四是“撤案”异化为“了事”——纠错止于程序，追责未见下文。 李道国案撤案后，诬告陷害者仍然逍遥法外，滥用公权的办案人员尚未受到追责，一个公民被平白无故剥夺12天自由的账还没有算清。正如评论所言，撤案无罪释放只是这场斗争的第一步，远非终点。然而，有关部门在撤案后选择了沉默，这恰恰暴露了更深层的政绩观偏差：把“不出事”当作“政绩”，把“撤案”等同于“了结”，宁可让正义迟到，也不愿让问题暴露。这种“捂盖子”式的政绩观，与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要把好事实事做到群众心坎上，把丰碑立在人民心中”形成鲜明对比。
三、正确的政绩观：党中央的明确指引
习近平总书记对正确政绩观的阐述一以贯之、系统深刻。总书记指出：“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一重要论断揭示了政绩观问题的本质——它不是一个简单的作风问题或方法问题，而是涉及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大本大源问题。
在政绩的根本目的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共产党人干事业、创政绩，为的是造福人民，不是为了个人升迁得失。”“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这一根本定位为党员干部明确了从政的价值坐标。在政绩的实践路径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通过科学决策和实干苦干，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在政绩的境界追求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重要理念，要求广大党员干部“既要做显功，也要做潜功，不计较个人功名，追求人民群众的好口碑、历史沉淀之后真正的评价”。在政绩的检验标准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是阅卷人。业绩好不好，要看群众实际感受，由群众来评判”。
202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进一步提出“四个有没有”的政绩观检验标准：“看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有没有偏离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有没有背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有没有游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有没有脱离国情和本地区本部门实际。”这四个方面的自省要求，为党员干部校准政绩观提供了清晰标尺。
党中央还明确指出了错误政绩观的典型表现：从个人或小团体利益出发，心浮气躁、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留下包袱和隐患，引起人民群众强烈不满。错误政绩观破坏党群干群关系，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难以贯彻，最终会严重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
四、从李道国案看错误政绩观与正确政绩观的鲜明反差
将李道国案所折射出的错误政绩观，与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正确政绩观进行对照，差距触目惊心：
在“为谁树政绩”上，两者截然对立。 正确政绩观要求“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李道国及其父亲十年维权，为的是被污染家园的乡亲们能够获得补偿、重见绿水青山，这正是“人民至上”在基层实践中的真实写照。然而，当地有关部门却站在了人民的对立面，不是回应群众诉求、解决环境问题，而是动用公权力打击维权者、保护污染者和特权者。当“政绩”脱离了“为人民”的根本目的，便必然沦为“为特权”的遮羞布。
在“怎样树政绩”上，两者天差地别。 正确政绩观要求“自觉按规律办事”“因地制宜、实事求是”“不在追求政绩上搞急功近利、弄虚作假、盲目蛮干那一套”。然而，李道国案中的办案机关在明知案件缺乏事实基础的情况下仍然立案、跨省抓捕，这是典型的“蛮干”和“弄虚作假”。更为恶劣的是，这种违法行为是在所谓“维护地方稳定”的名义下实施的，把法治当成了可以随意摆弄的工具。正如有评论所指出的：“我可以污染，但你不能维权;你维权，我就用法律手段办你。”这种“无赖逻辑”大行其道，恰恰说明错误政绩观已经严重侵蚀了法治的根基。
在“以什么检验政绩”上，两者泾渭分明。 正确政绩观要求“业绩好不好，要看群众实际感受，由群众来评判”。李道国案的结局是被强大的舆论监督所推动的——“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迫于舆情的持续发酵，迫于指鹿为马的事实被层层扒开，李道国被无罪释放”。这恰恰说明，某些地方官员的“政绩”经不起群众和舆论的检验。当“政绩”需要通过压制不同声音来“维护”时，这种“政绩”本身就已是空中楼阁。
在“政绩的境界追求”上，两者判若云泥。 正确政绩观要求“有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李道国案折射出的，却是一些地方官员“急功近利”的短视思维——为了维护眼前的“政商关系”、保住一时的“地方稳定”，不惜以法治为代价、以正义为代价。这种政绩观，与总书记倡导的“保持历史耐心”“一张蓝图绘到底”的精神境界，相差何止千里。
五、深层根源：错误政绩观何以生成?
李道国案折射出的错误政绩观，并非孤立现象。其深层根源至少有三：
其一，党性修养缺失，公私界限模糊。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党性”。一些干部之所以在政绩观上出现偏差，根源在于忘记了“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让私心杂念侵蚀了党性原则。当“维护关系”“保全位置”“讨好上级”凌驾于“服务人民”之上，政绩观便必然走向错误的方向。
其二，政商关系扭曲，资本绑架公权。 李道国案中，裴春亮作为地方首富、前全国人大代表，能够驱动地方公安为其“办事”，折射出地方政商关系的深层扭曲。当资本力量渗透进公权力运作，当“谁有钱谁有理”“谁有权谁有理”取代了法治原则，政绩观便不再是“为人民”，而成了“为资本”“为特权”的附庸。
其三，考核评价偏差，导向出现偏离。 长期以来，一些地方的干部考核过于强调经济增长、招商引资等“显性指标”，而对于法治建设、环境保护、群众满意度等“潜绩”重视不够。这种考核导向，客观上助长了一些干部“急功近利”“重显绩轻潜绩”的错误倾向。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要“完善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政绩考核评价办法，发挥好指挥棒作用”。
六、治理路径：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实践变革
李道国案为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提供了生动的反面教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对照正反两方面典型，深刻汲取经验教训，提高党性觉悟”。李道国案正是需要深刻反思的反面典型。
第一，以案促学，在对照反思中校准政绩观。 在全党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之际，应当将李道国案作为典型案例纳入警示教育内容，引导各级干部深刻认识错误政绩观的危害，对照“四个有没有”的标准检视自身，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第二，以案促改，在问题整改中纠正政绩观。 李道国案的撤案不是终点，诬告陷害者应当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违法办案人员应当被严肃问责，政商勾连的腐败链条应当被彻底斩断。更重要的是，要从制度层面堵塞漏洞，坚决防止类似案件再次发生。只有让错误政绩观付出实实在在的代价，才能形成不敢、不能、不想的约束效应。
第三，以案促治，在制度建设中重塑政绩观。 要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提高考评针对性和科学性，防止出现“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恶性循环。要健全群众监督、舆论监督与制度自净机制的有效联动，让“阳光”成为最好的防腐剂。要深化政商关系治理，斩断利益输送链条，让公权力真正回归公共属性。
结语
李道国案撤案而终，但案件背后折射的错误政绩观问题远未终结。正如有评论所言，“撤案”只是停止了错误的刑事追究，但错误本身造成的伤害并未弥合。更重要的是，如果类似的错误政绩观不从根本上加以纠正，还会有更多的“李道国案”在不同地方、以不同形式上演。
习近平总书记的告诫言犹在耳：“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是一时的政治要求，而是关系党长期执政的根本命题。我们应当以李道国案为镜鉴，深刻汲取教训，真正把“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刻在心中、落到行动上，以正确的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让法治的阳光照亮每一个角落，让公平正义真正成为人民群众的切身感受。
相关文章
头条焦点
精彩导读
关注我们
【查看完整讨论话题】 | 【用户登录】 | 【用户注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