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长期任务，还有许多东西需要我们深化认识。要进一步加强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使我们的认识、政策、举措更加符合客观规律，从而逐步进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自由王国’”。[1]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中国式现代化作了深刻阐释，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2]从以上五个方面定义的现代化不仅凸显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也深刻的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而这种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及其科学内涵，决定了这是在此之前率先步入现代化的西方国家的理论所无法解释的重大时代课题。而我们的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也应该建立在以上五个方面的基础上来深化认识，进而在实践中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并以此更好的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撑。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 中国国情 社会主义 中华文明 世界历史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要紧扣中国国情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现代化道路，是由其历史传统、社会制度、发展条件、外部环境等诸多因素决定的。国情不同，现代化途径也会不同。实践证明，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符合本国实际，具有本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鲜明特色”。[3]
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当代中国国情最集中、最具体、最现实的体现。也是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中需要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方向的内在逻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4]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落后的社会生产”已经不再是我国在发展中的突出问题，旧的主要矛盾存在的基础已经消失。而新的主要矛盾存在的基础，随着社会的发展正在逐渐凸显。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具象化的体现在“供”“需”两方面的转变。从供给侧方面来看，由过去相对落后的社会生产转变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从需求侧的方面来看，则由过去对物质文化的需要转变为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经过长期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很多产品产量位居世界前列，整体供给能力大幅增强。但同时发展中深层次问题也在进一步凸显，区域、城乡、产业发展不平衡，高质量发展不足，公共服务、民生、生态等领域发展不充分，已经成为制约满足人民需求的主要因素。这种结构和均衡度的不足，无法匹配人民对全方位和高层次美好生活的需求。
而破解以上的现实难题，只有在中国式现代化为总体方向的引领下，以创新驱动为核心引擎来加以解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矛盾，生产力发展不足与结构失衡是基础性根源。
而创新驱动就是要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依靠技术的革命性突破和生产要素的优化重组，以此来摆脱传统要素的驱动和粗放增长的路径，从而实现生产力在“质”的方面的飞跃，补齐产业、科技、民生、生态等领域发展短板，全面打牢高质量发展的根基，从根本上解决发展动能不足、发展层次不高的不充分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升供给质量、丰富产品服务，全方位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多元需求。通过中国式现代化来推动高质量发展，补齐发展短板、优化发展布局，破解发展不充分与不平衡的问题，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不仅是化解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迫切要求，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更高阶段，他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最新探索成果。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要紧扣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5]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执政党，作为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在领导整个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中，必然是与大多数人民共同参与、共同奋斗，并且毫无疑问是要为绝大多数人民谋利益的整个历史过程。
1992年春天，邓小平同志在著名的南方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6]
邓小平同志在这里谈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同时，着重和突出的强调了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以及在此基础上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可以这么说，如果没有以上的“消灭”和“消除”，而仅仅只谈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仅无法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也脱离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以及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初心和使命。
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动力，其发展目的和成果分配，都应该由社会主义国家性质来决定。
中国式现代化及其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不是为资本增殖而服务，而是为改善民生、推进共同富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服务，确保先进生产力始终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
面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只有坚守社会主义的国家性质，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才能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彻底补齐发展短板和统筹发展的均衡性，同时也只有在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基础上依靠创新驱动下的发展才是真正的高质量发展，才能在共同富裕中化解矛盾，而不是走向资本垄断和两极分化。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大多数财富集中在少数精英手里，而广大劳动群众的财富水平普遍偏低。这种模式会严重阻碍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同时也是造成市场消费需求不振、经济增速放缓的根本原因。这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也是导致社会共识的分裂和不稳定风险积聚的重要因素。
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性质，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制度根基，从根本上规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价值立场与根本目标。
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同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时深刻的指出：“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7]
那么，怎样才能避免出现邓小平同志所说的“矛盾”和“乱子”呢？从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视角来看，应当坚定不移地把公有制为主体进一步落实到位。要从生产资料所有权这个根本性的问题上下功夫，而不是仅仅把重点放在扩大对劳动产品的分享范围。换言之，也就是重点要从生产领域而不是仅从消费领域入手。只有这样才能杜绝出现支配他人的生产资料即支配他人的劳动，进而把雇佣劳动变成广大人民群众的自觉劳动。实现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8]使每个劳动者都有更充分的物质和时间，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这不仅是新时代解决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由之路，更是人类社会从社会主义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客观必然之路。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不能脱离中华文明的底色与基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走出来的，也是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史中走出来的”。[9]
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五千多年的文明沃土，其理论构建与实践推进，绝不能脱离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色与文化基因。中华文明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厚根基、独特底蕴与精神源泉。这种底蕴与源泉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形态、价值追求与文明走向。
中华文明“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思想，与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一脉相承，支撑着全体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价值基础；“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同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理念高度一致；“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的思想，同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搞霸权扩张、文明冲突的理念深度契合；“中庸和合、统筹兼顾”的思维，支撑着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相协调。
其次，中华文明的统一性为中国式现代化凝聚了发展合力。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的共同信念，是中华文明凝聚民族力量的精神纽带。
我们不能忽视这一点，正是因为中华文化有了大一统的精神托底，才使我们在历史上无论出现过多少次的分裂局面，也无论历史上逐鹿中原的格局如何发生演变，每次战争的结局都最终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内在统一，使“大一统”理念进一步得以强化。正是这种不可分的内在统一性，对我们奠定大版图的空间地理环境尤为重要，而大版图的空间地理环境对现代化的发展尤其是对高科技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我们仅以高铁建设和特高压电力输送为例，这些事关国计民生的高科技项目只适合产生于空间地理环境较大的国家，而不会产生在类似于新加坡这样的小国。这是因为大版图的空间地理环境对高科技的消化吸收具备了天然的优势，进而也会对全方位的现代化发展与进步有着天然性的优势。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就明白了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基本保证”[10]的深刻含义。
中国式现代化在新时代社会主义中国的实践，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根本路径与物质基础；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反过来可以持续为现代化建设、发展新质生产力、化解社会主要矛盾提供持久的精神动力。
四、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要扬弃世界近代历史的教训
马克思曾评价“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1]
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我们必须要承认在资本主义诞生的早期确实显著的推动了人类的发展与进步。但是，承认资本主义早期的历史进步性，并不等于认同其永恒的合理性。与此同时，我们只有把资本主义的进步性说清，进而才能把资本主义的反动性说透。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工业革命和机器大生产不仅使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迈向了工业文明，同时也瓦解了封建人身依附关系，使劳动者获得了法律上的人身自由，生产资料从分散的小农经济转向社会化大生产，促进了分工与专业化。早期的资本扩张客观上推动了国际贸易、技术传播和跨区域交流，使“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打破，世界逐渐连为一体。可以这样说，今天的全球化发展本质上是资本扩张的产物和延伸。
需要说明的是，资本本身并非是静态的财富，而是通过生产与流通不断追求价值扩张的动态过程。如果资本无法实现增殖，它就失去了作为资本的存在意义。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资本主义主导下的现代化完全是围绕着资本增殖而展开，它支配着社会生产与人的发展。这样的发展结果使得财富高度集中于少数垄断资本阶层。从而造成贫富差距悬殊、阶层固化、社会撕裂，进而使普通民众无法共享发展成果，其结果始终无法实现共同富裕。
资本主义对外则依靠殖民掠夺和霸权扩张完成原始积累。通过殖民侵略、奴隶贸易、掠夺资源、对外战争、经济霸权剥削发展中国家，以他国的贫穷和动荡来换取自身的发展。资本追求绝对利润的这种天然特性决定了他们的对外战略必须长期推行霸权主义，制造国际战乱与世界动荡。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这种违反“天道”的反动发展模式和政治制度，不仅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制造了罄竹难书的民族灾难，也给自身的发展带入到不可持续的窠臼之中。
资本主义制度这种特有的且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使其在现代化的发展中很大程度上难以依靠人民，只能过度的依靠技术来对其进行弥补。这样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本国的现代化发展。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笔者在这里所说的扬弃世界近代历史的教训，不仅仅指的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的教训，同样也有现代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教训。
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在其后期走上了美苏全球争霸、对外霸权扩张的邪路。这在根本上就已经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本质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初心使命与价值原则，其在性质上已经偏离甚至脱离了真正的社会主义，蜕变为霸权主义国家。
列宁说：“政治是一种科学，是一种艺术，它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不费力是掌握不了的；无产阶级要想战胜资产阶级，就必须造就出自己的，无产阶级的‘阶级的政治家’，而这些政治家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比起来应该毫无逊色”。[12]而苏联在社会主义原则以及整个国家在性质上的整体蜕变，使其已经难以造就出“自己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政治家’”，更遑论能够在世界范围内战胜资产阶级。这也是苏联解体和社会主义实践遭遇挫折的重要原因，也是造成当时的苏联在科技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又被打断进一步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原因。
毛泽东主席曾说：“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 [13]
从当今世界的维度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拓展了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新路径，同时也创造了人类文明的新形态。中国坚持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积极推动全球治理变革，进而也一定会为人类发展进步贡献出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五、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要发挥全过程人民民主
我们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中国，党的宗旨和社会主义性质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说到底是14亿中国人民的现代化，而不是少数人和一部分人的现代化。
我国14 亿多人口整体迈入现代化，其规模超过现有发达国家的总和，其难度、体量和复杂性前所未有。这种复杂性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要兼顾全体、普惠全员。不能两极分化，也不能局部先行让一部分人先享受现代化的红利，更不能极少数人独享。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中国人民的现代化，那么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全过程我们所依靠的力量也只能是人民。通过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广泛的政治参与，汇聚全民奋斗力量，倾听人民诉求、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让发展贴合全体人民真实需求，应当是贯穿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始终。
人民是支撑中国式现代化的力量源泉。我们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一系列成就来看，如果没有党的领导和人民的支持，仅靠一些科技部门和一些科学技术工作者，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
同理，未来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业中，我们同样需要在党的领导下紧紧依靠全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原则的指导下和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制度的优势下，立足中国国情并发扬全过程人民民主，同时结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以及总结和汲取世界近代以来在实践现代化过程的经验教训中，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更好的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理论支撑。
[1] 习近平：《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3年2月7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2025年版，第89页。
[2] 习近平：《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3年2月7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2025年版，第77~79页。
[3] 习近平：《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2023年2月7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2025年版，第76页。
[4]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9页。
[5]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页。
[6] 邓小平：《在武昌、深圳、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7] 邓小平：《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64页
[8]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5页。
[9] 习近平：《深刻理解“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2025年版，第290页。
[10]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04页。
[11]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277页。
[12] 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89页。
[13] 毛泽东：《纪念孙中山先生》（1956年11月12日），《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3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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