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思维依然敏捷，但一次严重的中风，使他失去了把思想化作语言的能力。这位富有领导魅力的共产党领导人，曾经运用他的革命思想。 推动了一个国家，并改变了这个世界，但他现在却连要一杯水都十分困难。在会谈中，我说我们必须继续合作，不仅在我们美中两国之间，而且要在全世界所有国家之间寻求和平。‘和平？’在他刚说出这两个字时，他的脸就开始憋得通红。 他的翻译尝试把他含糊的话翻成英语，但他懂的英语，足以让他明白。这位翻译没有完全理解他的意思。他着急的摇摇头，一把抓过翻译的笔记本，用中文写下他想说的话。他问我的这句话是：‘和平，是你们唯一的目标吗？’”
这是很多年之后，尼克松在自己回忆录中写下的1976年2月毛泽东向美国人提出的最后一个问题，对一位已经因水门事件丑闻而在美国被迫辞职身败名裂的前总统，一位已经失去权力的平民提出这样的问题。
“和平，是你们唯一的目标吗？”
这个问题，至今仍然令人震耳发聩。
让我想起了《让子弹飞》里姜文的那句话：“钱和你，对我都不重要，没有你，对我很重要。”
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的目标是没有资本，没有贪官污吏，没有压迫，没有剥削，我们的目标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
什么是和平？谁的和平？在什么基础上的和平？
如果资本还在，剥削还在，阶级还在，那么所谓的“和平”，不过是压迫关系稳定运转的一种状态。工人每天在流水线上重复劳动，外卖员在城市里奔波，农民在土地与市场之间被挤压，这种“没有战争”的状态，也可以被称为和平，但它本质上是一种被制度固定下来的、不流血的战争。
只要资本存在，它就必然追求增殖；
只要追求增殖，就必然压低劳动者、扩大差距；
只要这种关系存在，所谓的“和平”，就只是矛盾尚未爆裂的间隙。
你们谈的“和平”，是要维持现有秩序，还是要改变这个秩序？
如果只是前者，那不过是把矛盾按住；
如果是后者，那就不可避免地要触及阶级、触及利益、触及斗争。
“和平，是你们唯一的目标吗？”
面对这个问题，尼克松在稍微思考之后回答他说：“我们应该寻求正义的和平。”
后来，尼克松在文章里回忆说，我们在同他打交道时，一定要记住这一点，他们是革命家，相信他们的利益和理想应该是值得为之战斗和牺牲的。如果我们用一种一味强调需要和平的说教来回答毛泽东的问题，那么中国人会认为我们犯了错误。甚至，会出现更坏的一种情况，他们将会把我们看成白痴。因此，一定要向他们重施，我们美国人也有我们为之奋斗的价值。
对于尼克松的回答，我们进行一点点小小的追问：什么是“正义”？谁来定义“正义”？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正义”？
如果不触及这些问题，那么“正义的和平”，不过是给“和平”再加一层修辞，让它听起来更有道德感而已。可一旦回到现实，不同阶级对“正义”的理解，本身就是对立的。
对资本来说，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是“正义”；
对劳动者来说，消灭剥削、改变占有关系才是“正义”。
这两种“正义”，不可能在同一个框架内同时成立。
伟人的那个问题之所以让人至今仍感到震撼，不是因为它激烈，而是因为它太冷静了。
它没有否认和平的价值，却直接撕开了一个我们习以为常的前提：好像只要没有战争，这个世界就是合理的。
可真的是这样吗？
如果一个社会里，有人一出生就注定要为生计奔波，有人却可以凭借资本不断扩大占有；如果有人每天劳动十二个小时，却仍然无法摆脱贫困，而有人什么都不做，财富却在自动增长：这样的世界，即便没有炮火，它真的“和平”吗？
或者说，这种和平，究竟是在保护谁？
很多人谈和平，其实谈的是秩序。
而秩序一旦脱离了阶级分析，就很容易变成对现状的默认。
于是，“不要冲突”“不要动荡”“稳定最重要”，这些话听起来无比正确，却悄悄遮蔽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这个“稳定”，是建立在什么之上的？
是建立在大多数人的被动承受之上，还是建立在生产关系本身的改变之上？
如果是前者，那么这种稳定，本质上只是矛盾被压制的结果。它需要的不是正义，而是忍耐；不是改变，而是接受。
这时候再回头看那句反问，就会发现它其实在逼我们做选择。
你是要一个没有战争的世界，
还是要一个没有剥削的世界？
这两者，在很多时候，并不是同一件事。
因为历史反复证明，只要剥削关系存在，它就不会自发消失。它会伪装成机会，伪装成规则，伪装成“你不够努力”，但它的内核始终没有变。
而一切真正触及根本的改变，都不可能是在完全“温和”的条件下完成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和平”这个词，在不同的人口中，会有完全不同的含义。
对既得利益者来说，和平意味着现有格局不被打破；
对被压迫者来说，真正的和平，恰恰意味着这种格局必须被打破。
所以问题从来不是要不要和平，而是我们要用什么代价，去换取什么样的和平？
如果代价是继续让一部分人承担沉重的生活压力，让一部分人被排除在资源之外，让一部分人的劳动始终无法获得应有的回报，那么这种和平，本质上只是一种延迟爆发的紧张。
它不会消失，只会积累。
而当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终究会以另一种形式出现。
也许是危机，也许是动荡，也许是更剧烈的冲突。
到那个时候，人们又会重新问一遍这个问题：为什么在看似“和平”的年代，一切早就已经埋下了种子？
所以，当年那个已经说话困难的人，用尽力气写下那句话的时候，他问的其实不是美国，也不只是那个时代。
他问的是一个更长久的问题：
如果你把“和平”当作终点，你是否已经默认了这个世界的结构本身合理？
而如果这个结构本身就是问题，那么所谓的“和平”，究竟是在解决问题，还是在回避问题？
当我们今天再次重复“和平与发展”的时候，也许更应该问一句：
发展，是谁的发展？
和平，又是为谁而存在？
如果这些问题不被回答，那么再宏大的叙事，也只是对现实的一层覆盖。
而真正的答案，从来不在口号里，而在那些最具体的关系之中：谁在劳动，谁在占有，谁在决定，谁在被决定。
只有这些关系被改变了，“和平”这个词，才不再只是一个听起来美好的愿望。
否则，它就永远只是一个被不断重复、却始终无法兑现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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